「我的家庭醫生曾認為我有憂鬱症，給我開藥。家裏人知道我需要的不是藥，叫我找大紀元去講出我的故事。他們說只有大紀元才會、才敢報道這樣的故事。」
為了讓悲劇不再重演，為了讓邪惡不再有機會橫行，為了子孫後代不再遭受你所遭受過的苦難，請把你的那一頁證詞說出來，讓我們為歷史作證！
謹以此文獻給數千萬遭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國人及其家庭，以及億萬被中共謊言掩蓋歷史、矇蔽心靈的國人。
……
歷史真的可以塗抹嗎？當那段揮之不去的鮮活記憶在每一個夜闌人靜的時刻在你眼前重演，縱使你看上去應有盡有，那個叫做「幸福」的字眼，依然於你遙不可及。
一個接一個的電話是那樣的真誠和急切。作為尚在人世的地主子女，林女士，一個年過七十的香港移民，要讓那段塵封的過去展現在讀者的面前，為那些被殘酷迫害過的地主和他們的子女們討回公道。她的期盼和我們的使命，促成了這次採訪，她強調：這不是故事，是親身經歷的歷史。
一、無妄之災
上世紀40年代，林女士出生在廣東潮汕地區一個比較富裕的大家庭。阿爺是漁民，生了九個子女，她父親是長子。父親是靠在香港和大陸之間跑運輸和經營海產生意起家的。他從潮汕運糧食到香港，再買些西藥、布匹等西方的東西回大陸。靠著他的聰明和勤奮，起早貪黑、辛辛苦苦地工作，積攢了一些家產。
1949年，大陸落入了共產黨的統治。掌權才三個月，共產黨就開始了第一場政治運動──土地改革。農村開始了劃分階級成份。在他們的漁村，有地、有漁船的農民被劃為地主，成了剝削階級，土地和財富被沒收了。無妄災難就此降臨到這些「地主階級」的身上。
當時她才六七歲，親眼看著自己的阿爺、阿爸被慘無人道地虐待。「為甚麼這樣對待他們？他們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壞事啊！只因為有錢，被劃分為地主？」從來沒有人回答她。
她回憶道：「一天夜裏，突然來人抓走了我的阿爺、阿爸和負責管家的五叔三個人。我很害怕。大概兩三周後，他們被放了出來。家人沒告訴我發生了甚麼，可能因為我還小。我只知道家裏上繳了200擔穀子。但僅僅幾天之後，就又把我阿爸抓走了。」
清算地主的時候，家裏的漁船被沒收，田地沒有了，房子也被分給了別人。林女士的父親把辛辛苦苦積存的4000塊大洋埋在了牛房的地下。4000個大洋是家族的財產，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
「那些鬥地主的人把阿爸他們吊起來打，以各種方式折磨他們，逼他們交出財產。他們甚麼都沒說。最後是家裏那個最不爭氣、又沒被劃為地主的四叔給供了出來。找出那些大洋以後，阿爸被打得就更厲害了。他被質問道：『你說你沒有錢，這是甚麼？』記得那時候村裏搭建了一個很大的棚，讓附近十八條村的人都過來看鬥阿爸一個人。那4000個大洋被作為罪證就堆在他的腳下。其實當時即使四叔他不供出來，那些錢也是保不住的，因為那個房子已經分給了別人。」
「那一次，阿爸被鬥了很長時間。放下來後，就被兩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壓著脊背，飛快地拖走了。在監禁的地方見到疲憊的阿爸後，阿爸說他很渴，叫我裝點水給他喝。那個地方只有一個水池，洗衣服、洗馬桶都在那裏，水很髒。記得當時我撥開浮在水面上的髒東西，用瓶子裝了點池水給阿爸喝。」
從再次被抓後，林女士的父親就再也沒有回過家。因為沒有罪狀，更沒有血債，她阿爸被判監八年。
「批鬥完了，我們全家老少三十幾人被軟禁在自己的祖屋裏。那房子是太爺留下來的，很舊了，裏面甚麼都沒有，只有個小窗。三十多人擠在屋裏，熱得喘不過氣來。每晚三次，由兒童團、民兵和村裏的領導幹部（村長、民兵連長等）分別巡查一次，每次查完還貼上封條，以防逃跑。」
「在被封門軟禁的那段時間裏，懷孕的五嬸臨盆了。在家裏，在家人的面前，她生下了一個女兒。可憐那個剛出生的小生命，連臍帶都還沒有剪就直接被扔進了馬桶。記得五叔告訴我說，丟進去之後她還咕嚕咕嚕地冒出了幾個小氣泡上來。到了第二天，女嬰才被連馬桶一起
拿到山邊埋葬了。她是順產的，但在那種環境下，家裏都不敢養她。剛到這個世界就被弄死了，這夠殘酷吧？夠沒人性吧？」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人們的良知被壓抑，魔性被誘發，造了多少業啊！不只他們家，很多被專政的對象都被打過，跪過碎玻璃。有些迫害都是很變態的。她的五嬸和最小的七叔都曾遭受過螞蟻進襠的刑罰。
「有一天，村裏那些幹部叫人到附近樹林裏找來螞蟻窩，把整窩螞蟻塞進他們的褲裏，然後紮緊褲頭和褲腳。我五嬸當時已經懷孕，還有三個月就要生了；七叔才17歲。一隻螞蟻就夠難受的了，那是一窩啊！七叔後來回憶說，當時他忍著都不敢動一下。」
自從被劃為地主後，迫害就如影相隨。在以後的那些政治運動中也不斷被波及。地主和家屬們隨時隨地都會被傳喚、被羞辱、被折磨、被侵犯。
「我阿媽長得很漂亮，又很賢惠，村裏人都知道她。在阿爸被監禁、大哥和叔叔們離開家鄉後，我曾親眼看見一個也算是同宗的村幹部摸她的胸部。我那時大概有十幾歲了。阿媽對他說：『你不要這樣。我兒子都差不多有你這個年齡了。』」我感覺，阿媽作為地主的妻子曾遭受過更大的屈辱，因為有時她會在深夜裏被單獨叫去問話。」
阿爺死時已經七十多歲，大概是1955年，是被活生生打死的。
「那時我才剛剛懂事，我和阿嬤就站在阿爺身邊，親眼看著他被拉出來，八個大人用七尺長、很粗的棍子，一棍接一棍地輪流打他，直打到阿爺再也爬不起來。他的生命最後就在那裏結束了。」
「阿嬤也曾被綁著兩個大拇指吊起來。吊上去後，還要在腳下綁兩塊大石頭。阿嬤被吊到兩個大拇指的皮脫落，被指甲卡住。」
雖然阿爺有七兒兩女，除了兩個兒子早夭外，到他死的時候，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沒有一個兒子給他送終。
回首往事，林女士充滿感傷。「家境好的時候我還太小，不懂事，到了六七歲開始懂事的時候就看到這麼慘的情形。家裏沒有吃的，還要看著自己的親人一個個被慘無人道地虐待，真是很刺激的。那時的情景就入腦了，到如今已經七十多歲了，都還記憶猶新。」
當時整個社會的氣氛都很恐怖，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地主家庭都慘遭迫害。她記得：
「當時我們是在鄉下，像廣州那樣的大城市，那些大地主被迫害得就更厲害了。初到香港，我曾經到車衣廠工作。當時有兩個人稱六姑、七姑的工友，她們是廣州一個大地主的第六、第七個老婆。當時這地主托人把最年輕的這兩個老婆帶到了香港。七姑人很好，還教過我車衣。她說留在廣州的其他那五個老婆，挨不過折磨，最後不是跳海就是上吊，全部自殺死了。聽村裏的大人說，我們附近有一個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把一個地主鬥死了，最後也只是鬥出了一個大洋。」
根據已披露的資料顯示，土改運動導致近十萬地主喪生。有些地區甚至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有的地主被開宣判大會後槍斃了，有的被活埋，有很多被虐待死了，有些被判了監，也有一些是受不了精神上的打擊和肉體上的殘酷折磨而「畏罪自殺」。◇
二、亡命天涯
被劃為地主階級以後，地主和地主的家人在當時大多都受到肉體上的殘酷折磨和精神上的嚴重虐待以及歧視。出門會被人指指點點，走路都不敢抬起頭來，靠邊走。地主的孩子不能讀書，大人找不到工作，兒子娶不到太太，女兒嫁不出去。沒有了經濟來源，家裏就沒有糧食。在家鄉繼續待下去已經沒有生路了，家裏人就計劃偷渡去香港。
「我阿爸開始是被關押在家附近的監獄，那時還允許我們去給他送飯的。可是我們沒有糧食，只有蕃薯。我們用竹籃子給他送蕃薯，每次回來的時候都會檢查一下籃子和蕃薯皮，看他有沒有留下甚麼話。爸爸沒有讀過書，但他會寫幾個字。計劃偷渡後，我叔叔和大哥本來是要等著爸爸出來一起走的。但是有一次，阿爸把一個小紙條塞在籃子的縫裏給帶了出來。阿爸叫他們先走吧，不要等他了，他是沒有機會出來的。」
「那時是50年代初，被清算後才幾個月，我們仍被軟禁在祖屋裏。有天夜晚，趁第三批巡查的村幹部去鄰村開會的機會，我四個阿叔、大哥，還有一個堂阿叔共六個搶了一條原來屬於我們的漁船逃走了。我們被奪走財產之後、還未被軟禁之前，掌家的五叔經常到海邊去釣魚和用海水在石頭上曬鹽。他曾經去問過吉凶，並許願說若走成了就回來答謝。得到的回答是：『你該走了。平平安安地走吧，你沒有機會回來的了。』」
「他們偷渡成功，到香港後，遇到國民黨招募新兵，七叔就報了名，想有朝一日回去報仇。大哥本來也想去，因是長子嫡孫，父親還在監獄、弟弟還在大陸，就被五叔阻止了。他們原以為只是暫時避難，不料這一走就真的到死也再沒有回過家鄉了。」
逃亡之路，危機四伏。每一次出逃都是一場以性命作押的賭博。
「阿嬤他們偷渡的那條船是1963年正月廿二出海的。阿嬤當時也七十多歲了，我堂哥揹著她上的船。和他們一起上船的還有已經懷孕的五嬸，她就是那個可憐女嬰的媽媽。那條船出海就遇到大風翻沉了。包括阿嬤、五嬸、堂哥，全船共二十一人全部葬身大海，屍骨無存。如果不是人太多的話，那個夜晚我也會上這條船的。」
「當時天氣很冷，記得阿嬤走的時候是穿著棉襖的。他們頭七的那天，住在對面屋的街坊說見到阿嬤穿著一身濕棉襖低著頭回來了。棉襖吸了水該有多重啊？何況阿嬤已經那麼大年紀了……每當想起她，我的眼前就會浮現棉襖墜著她在海裏往下沉的淒慘一幕。」
如果還有活路，誰願意讓一家老少去冒這個險呢？林女士家族人多，是分多次逃離大陸的，能走的大部份都走了。
「我第一次從大陸偷渡去香港時才十多歲。那時港督執行即捕即解，我在筲箕灣上岸後就被送回了大陸。在阿嬤的船沉了以後的第二年底，我第二次偷渡。這是1964年，我和弟弟一起逃走的。因為沒想到會成功，所以沒把阿媽和姐姐帶上。」
「那天搶的是一艘汕頭的大貨船，從潮汕運蝦殼到廣州去做醬油、魚露、味精等。那天晚上剛好這船沒有水了，進我們漁港加水，加完水就在港裏過夜。沒被軟禁的四叔得到消息後告訴了我們。要偷渡的人早就組織好了。得到消息後，我們分乘三條小船，接駁到大船上。我弟弟和其他兩個人熟悉漁船的人負責搶船。當時每個港口、船塢都有公安或部隊駐守。凌晨4點啟程，船帆一扯上就驚動了整個船塢。子彈霹靂啪啦地在身邊擦過，生路真是用命來搏的！」
「記得那是年廿四的晚上，村裏共走了八十多人。被搶貨船的人也同情我們，協助我們把船駛到香港。這期間我們滴水未沾。經過三天兩夜的航行，年廿七抵達香港。後來我大哥還叫米舖的人送了兩袋大米到被搶的船上答謝他們。」
這之後不久，大陸就開始了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
60年代初，是大陸的「困難時期」，很多人被餓死了；到了文革，死的人就更多了。那個時期，不光是地主的子女，很多人都想逃走。很多沿海地區的人是游水到香港去的。
「到了溫哥華後，一個車衣廠的同事曾告訴我她的朋友的經歷。她們三個女孩一起偷渡，游到中途，眼睜睜地看見其中一個女孩突然被鯊魚叼走了。從此，倖存的兩個女孩為了那個遭遇不幸的同伴拜佛吃長齋。還聽說從東莞偷渡到香港需要翻過一座山，那裏有個山坑像是沼澤地。那時偷渡，白天不敢出來，晚上才偷偷出來爬山。人們拉著上面的一些草或籐條，藉著樹用力爬上去。如果那根草或籐斷了，就會摔下來。據說山下那個沼澤坑裏，不知道吞噬了多少無辜的生命。」
三、劫後重生
香港雖然比家鄉好，但也不是想像中的天堂。剛到香港的時候，林女士和弟弟的生活也很艱辛。
「大哥是五零年逃到香港、在香港成家的。我們到的時候是住在阿哥家的。阿哥、阿嫂和兩個侄仔住在一間板間房的尾房，大概四五十尺，加上我們就住了六個人。一層樓十幾個人共用一間廚房、一個馬桶。廚房是燒柴的，進去要戴帽子，否則廚房頂上那黏膠似的油煙掉到頭髮上，那一撮頭髮就要剪掉。因為老鼠很多，樓裏養了很多隻貓。我弟弟和其中一個侄子住在閣樓上，那地方很熱，根本沒辦法入睡。每次晚飯後，桌子收了，我把地板擦乾淨，在哥哥嫂嫂的床底下打地鋪。當時很多人受不了這苦，返回大陸了。弟弟說，如果不是怕回去要坐牢，他也想回去。我和弟弟在大哥家裏住了四五個月。我去學車衣，弟弟去做塑膠工，拿到工錢後我們就搬了出去。當時在大陸，連飯都沒得吃，哪有書讀。到了香港，阿叔讓我去讀夜校，就去讀了兩三年。」
幾年後，林女士有了自己的家。她先生是大陸鄰村的人。他的村以前是曬鹽的，她的村是捕魚和耕種的，他們小時候就認識了。先生出來得早些，也是偷渡出來的，但他不是地主的子女。70年代初，孩子們陸續出生了。她那時年輕，肯吃苦，跟先生一起做生意，咬緊牙關打拼。先生自己開車，也請了夥計幫人送石油氣。她在家帶孩子、學寫字、學開貨單、接電話。
再後來，在家鄉的地主子女也可以參加一些工作了。一些不好的田地也給他們耕種了，只是不讓他們出海。林女士的姐姐沒有走，到了快三十歲才嫁人。對方家庭很窮，但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林女士和弟弟工作掙了錢後，就寄些回去幫補她的生活。
經歷過那場劫難的地主子女，好像心裏會有陰影。潛意識中，他們會避免再找地主的子女結婚。
四、心中永遠的痛
她父親八年勞改刑滿後監獄仍不放人，延期監禁直到六十年代，他最後客死在黑龍江。
「他被判刑的時候我大概七八歲，監獄就在我們家附近。後來有一次去看他的時候，監獄的人說他被送走了，送到黑龍江去了。五十年代他在黑龍江的時候，家裏和他還有書信往來，也曾給他寄過生活用品。他去世後，那邊醫院也有寄信通知我們。我大哥一直保留著那封信，想著有一天可以把父親的骨灰接回來。好不容易等待到八十年代，毛澤東死了，中國搞改革開放，我和大哥拿著這封信就想前去取回阿爸的遺骨。我們先寄了封信到那邊，還好那邊有回信。對方說，你們廣東人不需要來了。他說那個年代死的人，不要說是監犯，就算是平民，死了都是集體葬的，骨頭都分不清誰是誰的，你們不需要來了。這樣，我和我大哥才沒有去黑龍江。」
大陸開放，允許偷渡的人回去後，林女士馬上申請簽證回鄉。離那個槍林彈雨的夜晚已經二十年了，曾以為再也見不到阿媽，但阿媽頑強地活了下來。母女重逢後，她就馬上申請母親到香港定居。林女士終於可以盡孝，讓母親可以在香港這個沒有階級鬥爭的環境裏安享晚年。
「我大哥在香港和美國都有生意，算是苦盡甘來，到八十多歲時才過世。離開大陸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時候，村裏還派人到香港見我們，說如果捐錢回去建學校，可以讓我們回去重建祖屋。大哥說這對他已經不重要了。他也捐過錢給家鄉建學校，但是，他說要叫他回大陸，真是走過的腳印都想抹掉。後來因為修祖墳等原因，同房親戚想讓我哥回去一趟，他也沒有回去，交給我去處理了。」
「那些記憶太深刻了，抹不掉啊！我哥原來很想把這段歷史寫成一本書，但是他年輕的時候忙於生計，等到退休的時候又太老了，力不從心，沒寫成。」
經過多年的打拼，林女士夫婦在香港擁有了自己的生意和安樂窩。以為歷盡艱辛，終於可以在香港紮根，不曾想，為了逃避九七香港回歸，她再一次隨著香港的移民潮，背井離鄉。林女士一家是在1994年移民到溫哥華的。儘管辦理移民令她在經濟上犧牲了不少，幸運的是，孩子們喜歡這裏。在這裏她總算找到了自己和家人的歸宿，並落地生根。「我從未後悔過離開家鄉，也不留戀家鄉。」她說。
家鄉是多少海外遊子夢裏的天堂。然而，家鄉留給她和有著和她同樣經歷的地主子女們的卻是刻骨銘心的痛苦和屈辱。雖然離開了根，但她也離開了傷心之地。
五、向災難製造者問責
半個世紀過去了，經歷過那場運動的人已所剩無幾。林女士已年過七十。親兄弟死了，家裏四女兩子，現在就只剩下她和一個評定階級那年出生、一歲半就過繼給人的妹妹。堂弟、堂妹們現在也只剩一個堂弟還活著。為了使這段歷史不至於因證人的離去而被遺忘，她要講出來。她希望能為這幫尚在人世的地主的子女，為自己的阿爺、阿爸和那些地主們討回公道，替他們申冤。
「我的主題就是要質問共產黨！」林女士反覆強調。
「地主是靠他們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賺錢的。共產黨，你為甚麼要殘酷迫害地主？為甚麼你搶佔了地主所有的錢財，還要置人於死地？還要殘酷迫害地主的子女？他們的父母幹了甚麼？去偷？去搶？去打劫？你令他們沒有資格出去找工作，沒有尊嚴、沒有面子，使他們抬不起頭做人，你讓地主的兒子娶不到老婆，女兒嫁不出去。對這些人那麼沒有人道、沒有天理，這就是共產黨的錯！共產黨要解釋為甚麼要這樣做！」
「其次，作為地主的子女，我要求共產黨向這些被殘酷迫害的地主子女賠禮道歉。欠債要還，天公地道。共產黨你都要滅亡了，還不趕快把這個債還給我們？」
她表示，很少有人再提到土改這段歷史。勤勞致富的地主階級被徹底摧毀了，新的權貴階級瓜分了國家的利益、人民的財富。反觀今天的現狀，今昔對比反差實在太大，令她不吐不快。
「為甚麼提起這件事對我那麼重要？就是因為看到現在大陸那些共產黨官員的貪污腐敗。你們貪污那麼多，正正式式地買空賣空，全是貪污國家的錢、人民的錢。我們地主沒有貪污別人的錢啊！每個朝代都有貪官，但都沒有共產黨的官員貪得這麼厲害！共產黨既貪錢又貪權！像江澤民家族，都不知道貪污多少百億！那個徐才厚的黃金是用噸來計算的！以前那個時代，就算是最大的地主，那些財富跟這些官貪的相比，真是『濕濕碎』（小意思）啦！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自己！共產黨，你只是一個黨，不是國家！你們的官，貪污國家這麼多錢，應該自動把這些錢退出來，歸還給國家！你要錢可以，不做官，自己出來做生意啊！」
切膚之痛令林女士無比的壓抑，也使她更加清醒。
「我經常夜不能寐，絞盡腦汁地思考。我認為這一切災難的根本原因就是共產黨造成的！共產黨打壓有財富、有智慧、有知識的人。自己以骯髒的心理執政，是黑社會執政、黑社會治國，比黑社會更加黑社會！」
對於控訴共產黨的迫害，可能會被認為不愛國的問題，林女士認為：「60年代起，年輕人就被共產黨洗過腦。甚麼是愛國？你要對比啊！其實，哪個中國人不愛自己的國家？但共產黨不是國家！共產黨做了那麼多壞事，製造了那麼多災難。土改是消滅地主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是清理共產黨自己人和那些有文化的、有機會上來威脅他們的人，『六四』屠殺學生，現在又殺人賣器官。所以我認為，不愛共產黨就是愛國。」
這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場政治運動，導致了多少個地主家庭的家破人亡？曾讓多少顆心在淒慘的黑夜裏無助地哭泣？又成為了多少人心中永遠的傷痛？
不吐不快的林女士，對於經歷過中共迫害的中國人，認識得很深刻，她說：「其實很多人都應該把自已經歷過的這些事情講出來，這樣對自己好、對後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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