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卑躬屈膝成了法律人的通行證，當趨炎附勢成了律師界的主旋律，「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的曲江風度早已蕩然無存。當真正的辯護成為真正的危險，當律師被扇耳光、被電視遊街、被批鬥認罪，中國的法治將走向何方？「就得和他們碰撞，不斷地和他們碰撞和抗爭！」王全璋律師為受難的中國做出最後的辯護。隨即，他被強權抹去身影，成為兩年前「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中迄今為止唯一沒有任何音訊的人。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王全璋他是一個特別正直善良、特別單純的人。」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近日在接受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採訪時說：「他作為一個律師，他懂這麼多法律的知識，他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識，還有他自己這個天生的善良，很正直的、對公平正義追求的這種很純樸的本性，去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我覺得就是這樣而已。」
在王全璋從山東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前一年，中國社會再一次捲入文革式的震盪。1999年中共當局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於是，整部國家機器全部運轉，針對法輪功修煉者群體極盡打壓之能事，一時間，人們談法輪功而色變。鑽研法律的王全璋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社會再次遭遇又一場空前浩劫、人權災難。還在上大學的他開始用所學的法律知識，幫助法輪功學員維權，為遭非法勞教者提供法律援助，而他因此被山東國保、國安威脅，甚至被限制自由、家中被查抄。
畢業後，王全璋在山東省圖書館工作，每天按部就班，工作清閒，工資福利高，而他卻鬱鬱不得志，最終他毅然丟掉這個多少人夢寐以求的鐵飯碗，踏上了捍衛人權這條艱難的道路。
梁小軍律師曾回憶說：「王全璋之所以後來不再做那些普通刑事案件和土地拆遷案件的原因，是他認為法輪功修煉者更需要法律幫助，而受助者群體的善良和誠信則讓他更專注於案件的代理。我也曾聽到他對那些委託人說：『對於你們，無論我收多少律師費都顯得太多，但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為了可持續的維權，我不得不收費，你們給多少看你們的能力吧！』」
李文足在接受採訪時說，王全璋後來代理的基本上都是法輪功的案件：「他覺得這個群體特別不容易，被打壓、被迫害得很嚴重，律師其實是很缺乏的。」
在律師同行眼中，王全璋是一位純粹的律師，極具專業精神，在他面前，案件沒有敏感或不敏感之分，他只從法律公正的角度去判斷。他做辯護不是擺樣子的，真的是為當事人做真正的辯護。
「有一位律師朋友和我見面的時候，跟我說了全璋以前為法輪功學員辯護，被打的一些事情。」李文足說：「說當時他在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的時候，法官阻止他辯護，然後就讓法警扇他的巴掌，就說你再說一句，就打他一巴掌。全璋就是還在接著說，然後法警就打他一巴掌，最後好像打了全璋一百多個巴掌。我聽到朋友在說這個事情的時候，當時除了哭，我甚麼都沒說，我覺得已經沒有甚麼語言可以去表達。我去埋怨他嗎？抱怨他太傻，這樣堅持，因為他的堅持，被打了一百多巴掌，我去埋怨他嗎？不是這樣。但是作為妻子聽到這樣事情的時候，真的是很心痛。他當時無非是做了一個律師應該做的事情，這問題不是在他身上，是整個中國法治出了問題。」
紀瓊銘曾回憶王全璋說：「全璋對刑事辯護法律的鑽研與領悟，庭前與庭審過程中對辯護策略的設計和技巧的運用，與他曾共同辯護過的律師，沒有幾個不佩服的。全璋在辯護中會盡力維護被告人的權利，為此，他不惜用盡《刑事訴訟法 》及其相關規定中的相關條款。迴避和非法證據排除自不待言，有時，他還會要求法庭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中的條款由陪審員與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來開庭審判。雖然全璋知道在現有體制之下、在無司法獨立的情況下，自己的努力沒有結果，但他依然會去做，他希望用自己一點一滴的努力推進中國法治進程；雖然在審理案件的法官看來，王全璋們的行為是在浪費司法資源、在給他們找麻煩，但在將自己定位為人權捍衛者的全璋來說，他所為之辯護的信仰者、異見人士本應無罪，更不應受到囚禁與酷刑折磨，恰是那些公檢法人員在枉法裁判、在浪費司法資源。因他的執著與認真，他的每個案件都做得非常辛苦。從世俗的眼光看，他的收入與支出難成比例，但他依然樂此不疲，整日奔忙，風風火火。」
謝燕益律師曾稱，法輪功冤案不平，國難不已。對法輪功的態度已成為中國良心律師的試金石。「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裏保持沉默，你已經站到犯罪者的一邊。」歌舞昇平下的國難當頭，討喜之鳥鳴之啾啾，唯有耿直的靈烏，以啞啞之聲，寧鳴而死。
「靖江事件」之後
2013年4月3日，早上9點30分，江蘇靖江法院對68歲的法輪功修煉者朱亞年開庭。王全璋律師出庭為其作無罪辯護，並譴責警察機關對朱亞年實施酷刑逼供是違法。
危機四伏的法庭上，他，一介書生，慷慨陳詞，據理力爭。這位曾親身飽嚐過各種侵害，被黑龍江法官扇耳光、被唐山警察汽車夾擊、被上門抓捕、被多次追打、被國安抄家的律師，他清楚面前的對手是誰。
在大庭廣眾之下，正義良知被嗤之以鼻時，這位山東漢子沒有抽身離開。他以法律之劍，為無辜者鳴不平，由此招致法官的惡性報復，被當庭司法拘留。一石激起千層浪，民間自發營救王全璋的活動迅速展開。眾多民眾、律師親赴靖江營救，256名律師聯署建議函，要求法院暫停對其司法拘留並公開庭審錄像。在大陸律師和民眾集體聲援的浪潮中，王全璋被提前釋放。
「靖江事件」之後，王全璋律師被業界更多的人所知悉，求助的電話也如熱線般打來。也正是由於這次突如其來的失蹤和分離，新婚兩年的妻子李文足第一次親眼目睹到丈夫的艱辛步履。
「那也是我第一次，跟他那樣，他突然失去聯繫，後來在網上看到消息，他被拘留關押，所以那是我第一次那樣經歷，我當時特別地害怕。後來就開始慢慢地問他，你的工作為甚麼是這樣？為甚麼你作為一個律師，會遇到這樣的風險？為甚麼還會被拘留？所以也是那一次之後，他在家裏，有時間的時候，就會跟我說一點點他這個工作狀況。他說，以後我們說不定還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或者甚至是他會坐牢，希望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們遇到這樣事情的時候，我能夠勇敢地、堅強地去面對，然後能夠帶好孩子。」
李文足理解耿直的丈夫，但她也希望丈夫能平衡好家庭和工作，「其實在之前，我也跟他說過，我說：『你能不能看在孩子還這麼小的份上，也為我們家人、為孩子，去考慮一下，不是說不讓你去做這些案件，能不能儘量地平衡一下。』但是他說：『因為這個群體，他們很艱難，找到我們，如果我也不去做、不管，其他的人也這樣想，那麼他們這些需要幫助的人該怎麼辦？』」
苦瓜臉 善心腸
辯護中慷慨激昂、孔武有力的他，其實生活中，他是那樣一個木訥忠厚、不苟言笑、不善言辭的人。一吊苦瓜臉，一副善心腸。心裏想的、念的都是別人。
第一次登門見李文足的家人，王全璋就惹出了不大不小的誤會。「那時候我們還沒結婚，他第一次跟我回我們家，我們家人為了歡迎他，就出去吃飯，也出去玩。」李文足說：「但他整個過程，就坐在一邊，也不怎麼說話，很愁苦的樣子，拉著臉、皺著眉頭。我們家人還有一些誤會，就覺得他這是甚麼意思啊！跟著你第一次回我們家，還這樣，好像心不甘、情不願的，就是沒有一個好臉色，你們倆怎麼回事，問我跟他是怎麼回事。家裏人這樣說之後，我也覺得心裏難受，就過去問他。然後他就說，我們現在正在這，大家吃喝、玩樂的，過得很舒服、很開心，但是現在有很多人，正在遭受很多苦難，還在監獄裏面沒有自由，不能與家人在一起，我剛剛接到一個人的電話，說是她的男朋友吧，還是弟弟，被詐騙，然後現在已經沒有自由了，所以說，我想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失去自由，還在經受這個苦難，我怎麼能高興得起來？」
回憶起與王全璋的第一次見面，李文足說：「我跟王全璋第一次見面，他就把自己弄得很帥氣，因為他告訴我，他說他穿西服是最帥的，所以他第一次見我的時候，穿著白襯衣，穿著西服，一看上去就是文質彬彬的書生，看上去就是很溫和，然後就一起吃了個飯，再接觸幾次後，就覺得這個人，真是和他的外表一樣，表裏如一的，就是一個很溫和、很有素養的、很誠實、很善良的人。」
「我跟他剛開始見面，好像是第二次吧，他過來見我的時候，送我兩瓶香水，你知道嗎？他是用家裏裝垃圾的黑色塑料袋，裝了兩瓶很名貴、很高檔的香水，然後『啪』往桌上一丟，說：『給你的。』因為我看一個黑色塑料袋，我想這裏面能是甚麼東西呀？然後我打開一看，天啊！我當時要暈掉了、崩潰了。我說，這麼好的東西，你就不能把它包裝一下，或者在家裏找一個好看一點的袋子給我也好吧！就直接用這個裝垃圾的黑塑料袋裝著送過來了。然後我還告訴他，咱們倆才見面還沒幾次，你就一下子送我兩瓶香水，也不知道咱們倆還能不能繼續，你送我一瓶就夠了，那一瓶留著，如果咱們倆不能再繼續的話，你送給另外的一個人。然後他說：『就這樣，就是你了，也就送給你了。哈哈！』」
年紀輕輕的李文足一直相信「外面的事和她沒關係」，然而現實猶如一道閃電，撕開了黑夜的真面目，躲也躲不過。一個平凡的女子只想和丈夫過平凡的日子，終究沒有想到她的生活將很快被強力攪起，拋上時代的風口浪尖。（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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