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寫此文時又是五月四日。靜靜的五月四日。被遺忘的五月四日。中國大陸沒多提，香港的朋友也沒記起。也許在這紛紛擾擾的年代，中國大陸出了一個習近平，美國出了一個特朗普，再加上蘇聯的普京和北韓的金正恩，大家都忙著做世界大戰的準備，老百姓也要擔心核子彈橫飛的時刻，五月四日？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管它還有甚麼影響？
我們港人更被中國強人們弄得暈頭轉向，粗暴干預本地內政，操控本港特首選舉，走了一個梁振英，卻來了一個林鄭月娥，都不是甚麼好東西，擔心著未來五年的特區命運也足夠疲累的，五四？還是掃進地毯底下吧！
每年這一天，我必記起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腦海泛起1919年5月4日火光熊熊火燒趙家樓的那一幕，想著學生們痛打賣國賊章宗祥那痛快感覺，回顧蔡元培校長親自拯救學生的行動，挺身而出，親自與北洋政府周旋，救出身陷囹圄的鬧事學生。再對比今天本港八大校長的犬儒和懦弱，又怎能不唏噓長嘆？
蔡元培從五十一歲出任北大校長到六十一歲最後卸任，在任一共十年，但實際上在校時間不足五年，期間他曾七辭北大校長。為甚麼一次又一次地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答案可在他寫的《關於不合作宣言》那篇文章裏找到。他開篇引用了《易經》的話，「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正是他知「退」的原因。每一次的辭職，都是他「不合作」的表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特區的校長們，與建制合作無間，有這種不畏強權、不諂媚中共的風骨嗎？
蔡元培一早看出大學教育的兩大弊端：其一是極端國民教育，灌輸所謂民族主義、狹隘愛國心，受教者「皆富於服從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駕馭」的市民；其二是極端實利教育，把大學矮化成為一個職業訓練所，「所有人都是生產流水線上一個馴服的小零件，配合永續生產而永遠不發問，配合永續消費而永遠不要求答案。」看看今天的特區教育，不正正是在走回頭路嗎？蔡元培認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又有多少特區教育界領導人有此崇高理念？君不見由特區首長及其幕僚、教育界最高領導層、至大大小小校長們，不知教育為何物，都把培育一群愛國的「馴服小零件」為己任嗎？
蔡元培另一教育貢獻是他的行政管理手法：「教授共管、大學自治」。他在任期間，
逐步實行教授治校，建立教授治校的體制。第一步是設立以教授管理的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權力機構；第二步是組織各系的教授會，主持各系的教務。這種專業治校、院校自主的做法，令全校校務均以民主的精神和原則來管理，各教授在學系甚至在全校中都有更大的管治權。看看特區，連大學內一個校委會也被政治操控，教授全處於白色恐怖的氛圍內，以埋首「研究」為借口，對校政不聞不問，任人魚肉。又教人怎不又想起九十多年前的蔡元培校長，再重提往事，擲筆三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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