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輝出生於1937 年，家境良好。父親劉宗漢是民國早期的金融界知識精英，先後在友華銀行、花旗銀行、國內的浙江實業和興業銀行擔任高級職員。抗戰後，劉宗漢曾出任聯合國「對華善後救濟總署」官員，做過專員。母親胡定珍出身名門，她的祖父是清朝書家胡公壽。劉文輝有一個叔叔劉大同，民國時曾是亞洲遠東社著名記者。
劉文輝小時在教會學校學習，加之父親和叔叔長期在外資機構工作，常與外國人打交道，使得小文輝接觸到基督教的普世價值觀以及一些西方現代思想。
國民政府撤離上海後，劉宗漢留下做留守工作。當時，中共華東局工業部長汪道涵和副部長程望了解到，劉宗漢不當漢奸、不去台灣，還曾押送救濟物資去解放區，因此很器重他，讓他負責總務，後來又安排他到船舶工業局工作。
父子皆成「反革命」
可是，好景不長。50年代初，一連串的政治運動開始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有人查出，劉宗漢在國民政府上海救濟總署當過科長並且一度任專員。這個「歷史污點」，讓劉宗漢遭受翻來覆去的審查，苦不堪言。最後，他索性主動退職回家，在街道裏弄擔任掃盲班的義務教員。沒想到，又有人揭發他「在國民黨裏當過專員」，1956年，在肅反運動中，劉宗漢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份子」，法院正式判決定罪，處以就地監督勞動，管制改造」，成了在街道裏弄的被「管」人員。
父親劉宗漢失業後，母親變賣家產維持生計。眼看家境困難，年方16歲的劉文輝輟學，進入滬東造船廠當工人，扛起家庭的重擔。他勤奮聰穎，深得師傅們以及蘇聯專家的好評。劉文輝在工作之餘，考進了總工會的中專夜校，曾經在復旦大學的職工夜大、上海外國語學院的夜大進修。
1956年7月，劉文輝加入共青團，不久後擔任車間團支部書記。1957 年，在整風運動中，劉文輝響應中共號召，幫助黨整風。他有話就說，在座談會上向廠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提出意見，批評黨委書記「生活作風腐敗」，還貼出了大字報。針對父親劉宗漢的「歷史反革命份子」一案，劉文輝曾在徐匯區法院刑事庭上為父親辯護，抗議判決不公，和法官頂撞起來。
反右時期，劉文輝之前的行為構成「罪狀」：攻擊黨的領導，公然藐視社會主義法律。雖然當時規定，工人農民不劃右，但是領導為了完成右派指標，硬是把不滿20歲的劉文輝打成右派。
1961年，劉文輝「右派」摘帽後，主動要求到舟山群島嵊泗列島的造船基地工作。在島上，他博覽群書，自製了一台收音機，收聽境外電台。他和另外幾位青年打算偷渡出境，尋求政治避難。他苦練游泳，還學習航海技術。可是，在四清運動中，他們被人出賣，劉文輝獨自一人攬下責任。
1965 年底，當地法院判決「劉文輝係一世仇份子，思想本質極端反動。組織叛國集團，妄圖投靠美帝，背叛祖國。戴上反革命帽子。判處管制3 年，交群眾監督勞動。」1966年3月，劉文輝被開除公職，押回上海老家日暉四村。每天，「歷史反革命」劉宗漢和「現行反革命」兒子一起，打掃街道衛生，清理廁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
反「文革」萬言書
劉文輝閱讀廣泛，善於思考。他對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觀點都有所了解，對胡適等人的民主思想甚為推崇。在現實生活中，劉文輝親歷政治運動給父親、自己和周圍的人所帶來的衝擊，他深刻反思，大膽質疑。他曾經寫過一張大字報，讓弟弟文忠在夜間張貼到上海交大的校園裏，上面寫著：「我們要提倡堅持獨立思考，反對思想專制，反對精神奴隸。」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9月28日，劉文輝歷經4個晝夜，完成了洋洋萬言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劉文輝指出：「文化大革命強姦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是全民大迫害。」
「當權者人人自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宣揚窮兵黷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專政暴行，鎮壓知識份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有過人之處，人人唯唯諾諾不敢言，陷社會暗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毀，遍地飢餓赤身，窮山荒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幹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號。武鬥傷民，殘酷迫害，抄家捕人，慘無人道……」因此，他呼籲「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
劉文輝和弟弟劉文忠一起把文章謄寫了14份，每份有10 張信紙。劉文輝對弟弟說，自己甘願做當代的譚嗣同、中國的普羅米修斯。「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自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麼，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
1966年10月1日休假時，劉文忠利用串聯的機會來到杭州，通過不同的郵筒，把信投遞給14所國內著名學府，包括北大、清華、復旦等。
這一樁「反革命大案」很快被「偵破」。1966年11月26日，劉文輝和文忠二人被逮捕。1967年3月9日，劉文輝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3月10日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公判大會，第一個被押上台的就是劉文輝。當時全上海有24萬份公判的宣傳廣告，貼在所有的里弄和街上。在公判前的兩個小時，劉宗漢被押到「工人新村」批鬥現場，從廣播裏收聽自己的兒子即將被槍決的消息。
研究文革的學者裴毅然在文中提及：「劉家後知：公判大會前，政治犯嘴塞橡皮，頸部綁繩，以防發聲。內部人員告知：文革時期對死囚都採取『割破聲帶』，你家三哥概莫能外，起碼事先敲落下巴，怕臨死前猖狂一跳──呼喊反動口號。」
這一天，劉文輝走到了生命的終點，年僅30歲。
一角五分錢子彈費
風華正茂的兒子被冷血槍斃，最小的兒子受困獄中，全家都被株連。令劉宗漢一家，承受了錐心之痛和延伸無盡的苦難。多年後，劉文忠在回憶錄裏披露了悲慘的一幕又一幕。
「那是1967年3月23日下午3時許，母親和大姐抱著未滿1周歲的三姐女兒，從外邊回家，看到一大群無知的鄰居，瘋狂地擁向我家門口，越聚越多，不僅有我們村居民，還有鄰村的，數百人把我家團團圍住，洩不通。我家房後邊花園籬笆被推倒，樹木花草被踐踏履平，我家四室的門窗被砸碎。人群聲嘶力竭叫喊：『打倒反革命份子劉文輝、劉文忠、劉宗漢！』派出所民警衝在前面，逼著我母親，高叫『快快交出四角（應為一角五分）槍決劉文輝的子彈費』。」
「我父親劉宗漢早已被里弄專政隊押著，跪在家門口，頭上戴著高帽子，上寫『反革命份子劉宗漢』，名字上被紅筆打了大叉叉。父親脖子上掛著一塊厚重大牌子，上寫著『鎮壓反革命份子劉文輝』，背上被用墨汁寫著『嚴懲反革命份子劉文忠』，劉家人姓名無一不打著叉叉。父親已被瘋狂的『革命群眾』打得頭破血流。」
「面對家門口這場驚天動地的劫難，母親緊緊抱著驚嚇得大哭的外孫女嬰，堅強地擠進人群往家裏走。一些造反派與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與垃圾，向我母親身上扔去。母親急忙用頭、手、肩掩護懷抱的嬰兒。我大姐嚇得跺腳大哭。她的10多歲兒子，想上前去保護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紅衛兵揪出去打了一頓。另外兩個6歲、10歲的外甥都嚇得躲到床底下大哭。
「派出所民警與造反派頭頭跟進我家中，擲出兩張槍殺劉文輝的判決書……他們拿到子彈費，擠出人群指使紅衛兵、造反派說：『對反革命份子就是要毫不留情！』」
劉文忠的大姐打開那份《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落著眼淚輕聲地唸給母親聽。法院宣稱劉文輝「是一個罪大惡極、拒不悔改、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份子」，為「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判決反革命犯劉文輝死刑，立即執行」。
劉文忠記敘說，他的母親從不落淚，那一次，嚎啕地痛哭了一夜。（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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