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裏兩個人相依為命,互相幫襯,從上無片瓦之蓋,下無立錐之地,到擁有了自己的蝸居。在漫長的同甘苦共患難之中,他們理所當然成了一家人,儘管父親在故鄉還有一個擁有五個子女的家。這種現象當時在中共和高層的幹部中相當普遍。不同的是那些幹部們後來通過種種方式解除了舊婚約,但與中共組織失聯的父親卻成了一個普通工人,自然也就沒有管道解除舊婚約,並讓這第二次的婚姻合法化。 

生不逢時體多病  茹苦含辛慈母恩

1947年,在國、共兩黨結束了短暫和平,再度同室操戈之際,我來到了人世間。3月4日凌晨,也許是冥冥之中得到「這世界並非那麼完整迷人」的暗示,也許是幼小的心靈已經預見到未來生活的種種坎坷不幸。反正,我脫離母胎後,有一瞬間,是既不啼哭,也無聲息,以頑強的沉默抵抗著塵世的污濁。

這可嚇壞了接生的婆娘——我們的鄰居戴大媽,也急壞了分娩體虛的母親。母親讓戴大媽再次把我倒提起來,拍打我的小屁股,我仍是堅不吭聲。父母親幾乎絕望了,以為沒救了。忽然奇蹟出現,我們家房屋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水塘,不知是誰家養的鴨子,那天早早的出了窩,來到池邊戲水覓食,高聲地叫呱著。這鴨子的尖聲呱叫居然驚醒了我,旋即大聲啼哭了起來。

母親鬆了一口氣,她為自己中年得子而慶幸,以為後半生可以有了依靠,從此,她的生活便有了新的希望。殊不知,我的出生給她帶來了一連串的艱難和困苦。

母親是高齡生育,加上生活艱辛、營養不良,所以根本沒有奶水,於是便把我託給鄰居戴大媽哺育。不到一歲,還沒斷奶時,我患了百日咳,白天咳得沒法吃奶,到夜晚是又餓又咳,徹夜啼哭不已。母親一籌莫展,只好整夜把我抱在懷裏,慢慢的搖晃,輕輕地哄拍。整整熬了將近兩個月,我才漸漸好轉。將近一周歲的我,又病又餓,瘦得只剩皮包骨,看上去還不及人家六、七個月的嬰兒大。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母親時常是含著淚水餵我吃藥,哄我入眠的。母親的心血都快熬乾了。

1949年春,上海「解放」。是年底,家中又添一丁,弟弟問世了。1953年北韓戰場停戰。此後社會相對的穩定了一段時期,百姓得以養生安息,市場也漸漸繁榮。父親由姚俅(此時他已公開中共黨員身份,並擔任了閘北區的副區長)介紹,進入了國營單位「華東建築工程公司」,當上技術工人,等級為木工六級,收入頗豐,家境擺脫了窘促,日見富裕起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