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安民，明太祖朱元璋採取了兩個辦法，一是鼓勵農民墾荒立業，減輕賦稅，平均徭役；二是限制豪強，整肅吏治。
明太祖整肅吏治的許多辦法都是出人意表的，有一些突出地反映了他貧苦農民出身的特點，其中尤以他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布的《御製大誥》中，規定不准官吏下鄉擾民和准許民眾捉拿擾民官吏兩項內容，最有特點。
《御製大誥》序中，開頭就說道：「朕聞曩古歷代君臣，當天下之大任，閔生民之塗炭，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為民造福。……今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敢有不務公而務私，在外贓貪，酷虐吾民者，窮其原而搜罪之。」
這並非空口說些好聽話，因為在這部《御製大誥》中，他就明確規定了讓鄉里耆民奏報地方官的善惡：「自今以來，若欲盡除民間禍患，無若鄉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歲終議赴京師面奏，本境為民患者幾人，造民福者幾人。朕必憑其奏，善者旌之，惡者移之，甚者罪之。」傾聽民意，祛除害民官吏，「勿坐視縱容奸惡患民」，「以安吾民」。為了保證百姓入京面陳，他還告示各處關津把隘，為面奏來京的百姓放行。
這些《大誥》中的內容一經公布，從洪武十八年到十九年，先後有無為州同知（明清的文官官職名）李汝中下鄉擾民，湖州府官吏和烏程（今吳興）縣官吏易子仁、張彥祥勾結富豪欺壓百姓，均被處罪。
更有意思的是，常熟縣縣民陳壽六，看到縣吏顧英為非作歹，不僅害及自己，而且害民甚眾，於是同弟弟、外甥三人，動手將縣吏顧英擒住，帶上《御製大誥》赴京面陳。明太祖見此情形，非常高興！嚴懲了顧英，表彰了陳壽六，賞給他鈔二十錠，衣各二件，還免了陳壽六幾年的雜役。
大概是這件事給了明太祖一些啟示，想起少年時看到地方官吏下鄉擾民的情形，他決定再進一步，把准許鄉間百姓赴京面陳地方官吏的善惡，改成了「允許百姓，捉拿下鄉的擾民官吏。」
說起來官吏下鄉，本對體察民情有好處，僅坐在衙門裏，對鄉間之事一無所知，只憑下面彙報，絕非善策。但是，那時候官吏下鄉，真正去體察民情的不多，大部分都是去擾民的。對此，明太祖非常清楚，屢禁而不能止，又沒有辦法徹底解決，那些「無籍殺身之徒」——也就是不怕死的貪惡官吏，「終不循教，仍舊下鄉擾吾良民」。
明太祖於是想起了老辦法。在他眼裏，治天下與打天下也有共同之處，打天下時，靠的是百姓支持。如今治天下，也可利用百姓之力，整肅吏治。洪武十九年頒布的《御製大誥續編》中，他便將准許百姓捉拿下鄉擾民的官吏，作為法令，公之於眾了。
「十二布政司及府、州、縣，朕嘗禁止官吏、皂隸，不許下鄉擾民，其禁已有年矣。有些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來京。」
明太祖雷厲風行，當年就懲辦了阻攔嘉定縣民入京赴告的淳化鎮巡檢，一個「梟令示眾」，一個「刖足枷令」。樂亭縣主簿汪鐸擾害縣民，縣民趙罕辰率人捉拿了八名害民之吏，綁赴京師。主簿汪鐸害怕了，追出四十里，哀求縣民們說：「我十四歲讀書，燈窗之勞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壞我前程。」⋯⋯
明太祖是位與眾不同的皇帝。他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吃了不少苦，又曾出家，後來參加紅巾義軍打下天下，對於農民百姓的生活並不陌生。老百姓怕什麼，恨什麼，他都清楚。欲安天下，必先安民。
明太祖安民的重大舉措之一，就是整肅吏治。而整肅吏治的重點，就是整治擾民的地方官。地方官在社會上稱做「父母官」，意為地方百姓父母，本為治民，但是貪贓枉法的擾民官反被民所治，這在傳統的社會秩序中，不能不算是一件新奇事。明太祖朱元璋藉民之力約束官吏的做法，不僅是個創舉，而且也為後世，提供了寶貴的借鑒。（事據《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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