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工作的營運及持續發展壯大，前提要有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令慈善事業得以起動，然後長遠發展，首要條件是要有一個願意互相扶持的社會群體，透過互愛及互助精神，推動一種願意相互承擔的社會價值。
這些從來都不是由上層管治階層叫口號，或者由政府及官員領導，又或者找幾個大財主捐點錢就可以製造出來的。就連得到民眾投票支持而產生的民主政府都不可以，更何況是香港現在這個完全沒有得到民意授權，還不斷打壓人權，不斷破壞公民社會的特區政府。
香港早期較有規模的慈善事業，是在香港開埠之後，在殖民地政府管治下才開始的。成為殖民地之後，沒有了封建皇權及地方官吏對民間自發事務的嚴防，讓海外教會、傳教士、及人道工作者有空間在社群中活動，傳播及鼓勵群眾間的互助精神及承擔社群事務的共同責任，慈善工作才得以開始。
香港第一個慈善機構，就是海外教會取得捐款而成立的。在這個基礎上，才在稍後出現了香港最早的本土慈善機構，即《東華三院》及《保良局》。當年建立這種本地慈善機構的仕紳階層，難道在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前都沒有善心嗎？這顯然不一定。但沒有了較為包容、開放、及容忍社群組織煥發的管治態度，這兩個機構就不大可能在1860年之後那短短10年之間先後正式成立，而且服務香港社會直到今天。
香港的慈善事業，在第二次大戰結束，香港重光之後，由海外及本地教會、海外慈善組織、本地仕紳及知識階層、基層團體、街坊組織紛紛加入香港重建工作而再度活躍。由香港重光至上世紀70年代初期，是香港慈善機構及各種相關組織蓬勃發展、百花齊放的階段。當時雖然社會普遍貧窮，政府撥出來支持慈善福利工作的資源也很少，但慈善事業的種子正逐漸播下。
1949年，當中共建政，開始對原有的民間慈善事業進行破壞之時，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在華民政務司署成立了一個「社會福利辦事處」，代表政府從事相關工作的協調。在這個基礎上，負責福利工作統籌及政策制定的「社會福利署」，終於在1958年正式成立。
那10多年間，在社會普遍貧窮、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香港早期的慈善事業蓬勃發展，為後來福利政策及服務改善打下了基礎。殖民地政府在1965年發表以《香港社會福利的政策與目標》為標題的第一份《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公開承認政府沒有辦法取代民間慈善機構的作用。白皮書承認，在動員義工、動員地區資源、吸納海外慈善資金、探索社區需要、及彈性地針對社群情況來作應對幾方面，政府無法替代自發的非政府慈善機構。
不久之後，香港經歷了「左派六七暴動」的破壞，殖民地政府更清楚知道，需要協助慈善機構做好其工作，令基層市民的的生活得到關注，令鄰舍之間可以互助解決問題。政府也明白只要做正確的事，讓民間社會健康發展，建立社區精神，很多政府政策無法接觸到的基層事務與問題，都可以透過「民間社會」及基層互動來處理，社會的歸屬感及責任感也可以從而建立。因此，1971年時政府發表的第二份《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特別強調與慈善組織及義務機構之間的「夥伴關係」及協作，強調政府有責任提供更多福利資源，但卻不能低估及取代義務機構的角色。
不少學者都同意，1945年之後直到1970年代後期，是香港慈善事業發展的黃金歲月。那也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及成熟的開始。當時中國大陸的情況又是如何？
海外傳教士、教會組織、及人道關注機構，在炮艦政策打開滿清王朝的門戶之後，已經開始在中國民間社會活動。但在封建王朝處處設防的情況下，只能艱苦地在夾縫中找空間。到「義和團」拳變那個階段，傳教士被殺害、教民被迫害、受這些思想影響的基層社群日子也十分不好過。「民國革命」之後，在軍閥內戰及各種變亂中，確實成立過不少本土的基層組織。例如「基督教青年會」早在1911年已經在中國成立了唐人部。蔣介石在1927年北伐成功之後，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因為他自己及其妻子宋美齡的基督教信仰，也歡迎海外慈善機構成立。他們自己還親自參與，出席相關活動，又做義工。當時的政府也帶頭推行過一些以推廣慈善工作為號召的運動，例如當時的「一碗米運動」等等。
日軍侵華對這方面的工作構成嚴重的破壞。但在前線，在南京，在當時的重慶陪都，其實都有不少非政府義務組織及慈善機構的身影，他們的遺跡在今天的南京市仍然可以很容易看到。
到國共內戰結束，中共正式掌政之後，這一切就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破壞，出現了十分明顯的倒退，甚至最後完全湮滅在群眾及政治運動中。中共政權不容許有基層組織，不接受公民社會這個觀念，只容許由政權包庇的代理團體，只能讓政權壟斷民間的一切，對民間自發的所有事物都嚴陣以待、處處設防、甚至嚴厲打壓。
當香港在戰後慈善工作及基層社會福利工作蓬勃發展的那個階段，中國大陸的慈善及基層工作面對的就是政治迫害與打壓，最後差不多完全被消滅，直到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之後才有一點點緩慢的恢復。
但直到今天，中國的慈善事業從來都不會有廣泛而有效果的所謂慈善捐款，年年天災人禍，能夠在民間籌得的善款總是微不足道，救災扶危從來都難以動員廣泛的民間參與，這究竟是何原因？
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共當局也鼓勵國內向香港學習，成立各種各樣的非政府機構及慈善組織，來滿足基層的社會服務需要，又強調要發展社會工作。但在中國大陸要登記成為非政府機構，先要與國內的某些組織在行政上聯繫起來，然後要向中國相關部門登記，要接受他們的直接監管。中共各級政府也講過要向香港學習，也會讓那些非政府機構承包某些基層社會服務及慈善事務。非政府機構可以向政府申請撥款，也可以申請政府招標的服務項目。
但缺乏了民間的監察，缺乏了民間的自發參與，缺乏了公民社會的承托，沒有一個正常社會應有的制衡機制，沒有傳媒監管，所有這些非政府機構最終就只能成為政府部委的衛星組織，很多同樣貪污腐敗。大陸很多所謂非政府機構，根本就是因官僚的裙帶關係而成立的，目標只是去申請政府的資源，不少都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偽慈善機構。這似是中共體制必然會造成的結果。正常概念中的所謂「慈善事業」，在中共的體制下，注定必然會嚴重走樣變形。
有一些例子是很清楚的。例如得到官方扶持成立的《中國紅十字會》，其運作差不多跟《國際紅十字會》完全無關。生活在香港的人及世界各地的人，幾曾聽過不同地方的「紅十字會」出現嚴重的貪污腐敗？似乎只有《中國紅十字會》才有這種國家特色的例外！也不單只是《中國紅十字會》，以各種名義掛上海外機構組織的招牌，理論上應該根據原機構的目標與宗旨、管理及原則來運作的中國地區分支，在中國大陸都不可能體現原機構組織的精神與價值，最後都免不了成為掛上洋招牌來延續中國特色那種腐敗的偽裝劣貨。
這種情況，很有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令香港也最終出現如中國在1949年之後慈善事業的嚴重倒退，甚至最終破產湮沒。上星期本欄提到，香港本地的慈善捐款有明顯縮減跡象，這不盡然是因為經濟原因，也是因為公民社會受到破壞而帶來的結果。上次也說到，香港近年也出現了不少根本就不是以慈善事業價值為念的「偽非政府機構」，很多都只是威權政治的寄生物。
在這個情況下，香港的特首竟然還夠膽說香港可以成為國際慈善中心。在骨子裏，現在這個特區正逐步把中共當局，控制非政府機構的手段運用在香港。這才是關心香港慈善事業發展的各界人士特別需要關注的危機。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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