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年輕人顯然是約定了，一同去到湖南的旅遊勝地張家界的棧道上，先喝下混了毒藥的水，然後一同跳下的自殺事件，個多星期來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討論。事件顯然是矚目的，因為自殺的幾位年輕人，分別只有不足23歲到34歲，都是處於人生開展的大路上，屬於他們自己的漫長人生才剛開始，或開始才不多久。但事件也沒有引起與其嚴重性相對應的關注。討論固然是有，但就如去年那宗「八孩之母」事件引起討論過的婦女被拐賣問題一樣，看來很快便會歸於沉寂。
自殺當然很多時是與個人心理困擾相關的，事發後也總能從當事人的性格、背景、生活處境，及人際關係中找到理由去解釋。但社會科學的研究早已經確認，自殺也有其社會結構性因素。
一般而言，當社會處於急劇轉變，個人心理調適不能與社會轉變同步的情況下，就會有較多人選擇放棄生命。當政治出現嚴重的動盪，例如外族入侵、內部戰亂、內戰或革命的時候，自殺作為社會現象也會較頻密出現。經濟出現嚴重的波動，社會思潮出現急劇轉變的情況下，自殺現象也會較普遍。也有一些社會，會對自殺行為賦予符號意義，令自殺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某些情況下，自殺也會有傳染性，會引起模仿。
以日本社會為例，自殺就被傳統文化賦予了符號象徵，被視作體現其武士道精神的一種境界。因此，就算在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日本的自殺率在亞洲地區都一直比較高。到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爆破之後，更出現了大量所謂「體面自殺」的事件，到近年情況才稍有舒緩。
越南內戰、南韓由軍政獨裁走向民主運動的過程中，自殺行為也相當普遍。2019至2020年之間，香港突然間多了很多沒有合理解釋的自殺事件。有人認為這些人當中不少是被殺害，這種猜測當然沒有充份的證據，但一下子多了這麼多自殺案例，也說明了在社會出現動盪，信念崩潰，體制受破壞的時候，自殺也會變得較平常普遍。
中國的傳統文化，雖然對個別的自殺事件，例如涉及殉夫、殉孝，殉義、殉道、殉君等等予以歌頌，但沒有形成一種鼓勵自殺的文化。幾千年的華夏歷史雖然戰亂頻生，也頻密地出現皇權的轉變及社會動盪，幾千年的小農經濟也令大部份人在較長的時間內都只能生活於堪足糊口的狀態，但因為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觀念，加上還有退隱山林這種被美化了的生活退路，所以中國人社會從來沒有形成普遍的、屬於文化性的、社會性的自殺問題。
到近、現代中國，一般都會把自殺歸咎於個人的問題及各種不足。這一次對於四名年輕人集體自殺事件，相信也會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最終就把這次事件背後潛藏的社會含義一筆抹去。
近代中國自從清末列強侵凌，社會動盪，然之後民國革命、軍閥內戰、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社會及政治動盪，國民經濟也幾度瀕臨崩潰，但始終沒有出現嚴重的、廣泛出現的自殺現象。縱然有過一些矚目的自殺事件，例如陳天華要對現實政治作出控訴而蹈海自絕，後來又有王國維眼見君主禮制不保而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
類似這樣的名人殉國，雖然得到廣泛歌頌，但卻沒有引起任何連鎖影響。黎民百姓仍然繼續日常的生活，就算生活如何艱苦，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受當時種種社會、政治及經濟因素影響而自殘於絕路。日本侵華八年抗戰間，很多人生活於不知天日的鐵蹄之下，「求生」仍然是比「尋死」更絕對的生存價值。中國人不似得日本人，在日皇宣布戰敗投降之後，有大量日本民眾自殺，中國人的無論朝代更迭，成敗興衰，都總有咬緊牙根活下去的意志。
到了新中國成立，所謂人民站起來了，但如果留意一下過去幾十年新中國的歷史，有理由相信自殺問題比以前更嚴重。
在建國之後不久的進行的鬥地主、引致大量農村人口不堪損失，或者不堪迫害而自殺。這類零零星星的故事，很多仍然廣泛流傳。就算在城市，因為以國民經濟改造的名義對個人資產進行制度性的掠奪，很多人在過程中被迫自殺，也有不少人是不堪財富及祖宗基業的損失而選擇自殺。對於中共那種鬥爭哲學而言，這些被形容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革命」的自殺，還會受到追究，會被批判為「充份暴露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或「逃避主義」心態，就算死了還要遭受批判。
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反右運動，又令不少基層幹部、知識份子、民主派人士自殺。這類故事，其實也很多，但中共一向都沒有就自殺致死，及引致自殺的原因提供有系統的統計數據。
可以這樣說，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就算具體的數據不多，也大致可以得知自殺的情況比過往更加嚴重。而中共政權不斷掀起政治鬥爭及各種運動，顯然是令不少中國人走上自絕之路的罪魁禍首。
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浩劫期間，究竟有幾多人因為不堪迫害、不堪批鬥而死於自殺，就更是完全沒有清楚的數字了。葉劍英在推行改革開放之後曾經提交過報告，說文化大革命令超過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但就沒有說明有幾多人是被迫害自殺而死。但可以想像，人數應該不少。例如傅雷夫婦的懸樑，老舍的投湖，周瘦鵑的投井。還有北京大學的副校長翦伯贊，曾經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李立三，原籍香港的著名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曾任毛澤東秘書的田家英，曾被共黨喉舌媒體吹捧過的寫手、《人民日報》前社長鄧拓，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都是在文革中自殺而死的名人。
其他自殺死後無名無姓，人生似是了無痕跡的中下層地方幹部，連番受到迫害的知識份子及民主派人士，農村被鬥爭迫害的人群，下放到農村的知青，相信有不少都是在那十多年之間被逼上絕路的。
在這一連串大名之後，這一次跳崖自絕的四位年輕人，可能只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而很快便會被人遺忘。而且像他們這樣背景的年輕人，在今天的中國顯然是為數不少。出生於農村、家庭生活貧困、沒有讀幾多書、學業成績不好、人際關係薄弱、出城打工之後沒有甚麼成就、沒有人生目標、……，凡此種種，正是不少今天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的共同處境。就算生活在較富裕的城市，完成大學畢業的，現在還不是面對各種擠壓，工資偏低，發展前路狹窄，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嗎？加上政治制度及社會制度的窒息性，生活苦悶，未來的命運難以掌握在自己手裏，這些都有可能成為令人產生放棄念想的社會因素。
多年來，中共政府都沒有就着中國大陸的自殺問題情況及相關數據作全面的交待，只是在20年前曾經有學術機構進行了一些數據整理，結論是中國大陸每年大概有300萬人曾經意圖自殺，當中30萬人自殺而死，九成自殺人口來自農村。但自此以後，自殺問題在中國社會及中國的學術界似乎成為了一種禁忌，起碼是較少人會作這方面的研究及討論。這顯然也是因為一旦對自殺現象進行深入的研究，必然會揭示大量引致自殺的社會因素。這與中共指揮的主旋律，要演說中國的制度優勢及樂觀的發展前景顯然是不一致的。
區區四個年輕人選擇自絕自己的人生，肯定最終會被描繪為只是因為個人的意志薄弱，或家庭的責任。而形成他們這種絕望無助的社會大環境，也肯定會延續下去，會繼續成為大多數與他們年紀相若的年輕人天天都必須面對的生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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