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表示,當美國利率上升時,投資者往往關注對美國經濟增長及全球資產估值的影響,卻較少留意全球美元金融體系的運作機制。
美國聯邦儲備局收緊貨幣政策,本來就會減少美元流動性。然而,聯儲局近期上調基準利率之際,過去一直為全球提供離岸美元、緩和聯儲局緊縮政策衝擊的兩大資金來源,正逐漸減弱,分別是海灣地區和中國。
對海灣地區而言,過去石油市場受到衝擊時,通常會帶來更大的經常帳盈餘,而這些資金會重新投入美元資產。伊朗戰爭推高油價,理應有助海灣國家賺取更多美元。然而,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加上石油生產及煉油設施受到嚴重破壞,令石油出口大幅受限,海灣地區賺取的美元因此明顯減少。
同時,海灣國家需要保留更多美元在國內,用於重建受損基礎設施、增加國防開支及支持本地經濟。這意味著,可用來滿足全球美元需求的石油美元正在減少。
大陸則是美元流動性出現變化的另一個原因。大陸貿易順差已達歷史新高,按理應有更多美元流向海外,用於投資或貸款。然而,實際情況卻有所不同。人民幣國際化是北京的重要政策目標,大陸正推動海外貸款及投資使用人民幣,而非美元。
大陸銀行業近年持續擴大以人民幣計價的海外貸款。根據澳洲儲備銀行的一項研究,過去四年間,人民幣貸款佔大陸銀行業海外貸款總額的比重,已由不足15%上升至超過一半。由於人民幣借貸利率低於美元,帶動市場對人民幣融資的需求,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
此外,大陸流出的資金往往停留在香港,透過北京推出的投資機制,包括債券通南向通及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支持資金流向香港。這些機制讓中國大陸投資者能夠在香港買賣及投資債券和股票。
香港市場累積大量過剩流動性,其中一個明顯跡象是港元融資成本遠低於美元。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兩者的資金成本理應相近。然而,香港銀行同業一個月港元拆息(HIBOR)約為2.7%,同期美國一個月有抵押隔夜融資利率(SOFR)則約為3.9%。
香港股市龐大的首次公開招股(IPO)活動,也是美元流動性留在香港的原因之一。畢馬威(KPMG)估計,香港今年有望打破2010年創下的4,495億港元(約570億美元)集資紀錄。大部份上市企業都是中國公司,主要為自身業務籌集資金,而集資所得通常流回中國大陸,或繼續留在香港。換言之,與過去較多大陸企業赴美上市的時期相比,如今大陸貿易順差所帶來的資金,較少重新流入紐約或倫敦市場。
在聯儲局收緊貨幣政策的同時,美國財政部及大型人工智能(AI)雲端運算企業的融資需求亦持續增加。在此背景下,海灣地區與中國的資金流向變化,令全球美元流動性前景更令人憂慮。
當離岸美元流動性減少時,資金壓力可能反映在交叉貨幣掉期市場、新興市場借款人的融資成本,以及非美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尤其是依靠短期美元負債,為長期美元資產提供融資的銀行,更容易受到衝擊。
國際清算銀行(BIS)前研究主管、現任南韓央行總裁申鉉松(Hyun-Song Shin)的研究亦顯示,即使美國貨幣市場表面上維持平靜,美元融資壓力仍可能在離岸市場逐漸累積,包括外匯掉期市場,以及美國以外進行匯率避險的投資者之間。
美元流動性最緊張的例子,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20年亦曾出現美元資金緊張跡象,但當時的衝擊遠較2008年輕微,主要因為聯儲局更迅速採取應對措施,包括擴大與主要央行之間的美元互換安排,以及透過回購融資工具,向持有美國國債的外國官方機構提供美元流動性。
如果美元流動性危機再次出現,市場可能需要聯儲局採取比以往更大膽、更迅速的行動。然而,在美國當前的政治環境下,聯儲局能否及時作出相應反應,仍存在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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