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中國巨額外貿順差付出的三大代價

中共海關數據顯示，中國9月出口強勁，今年貿易順差有望打破去年創下的近1.2萬億美元的全年最高紀錄。事實上，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近萬億美元，已經創下了國際貿易史的紀錄，但2025年、2026年的勢頭更猛。可問題是，這繁榮的背後在付出哪些代價呢？本文討論三點。

「內冷外熱」：宏觀經濟嚴重失衡

根據中共海關數據：（1）9月，以美元計價，中國出口同比大增36.3%，進口增幅也擴大31%，單月錄得1335億美元的貿易順差；（2）今年進出口持續快速增長，一、二、三季度分別增長15.3%、18.3%、22.3%（人民幣計價）。（3）截至9月底，中國今年前三季度的累計貿易順差已達到9381億美元，有望打破去年創下的近1.2萬億美元的全年最高紀錄。

中共海關總署網站截圖

中國出口強勁的背後，是內需的持續低迷。請看兩個數據。（1）2026年1—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27,569億元，同比增長1.1%。這不僅連進出口增速的零頭都趕不上，也遠低於同期官方的GDP增速。（2）2026年1—8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93,092億元，同比下降7.2%。這是在2025全年下降3.8%基礎上的持續萎縮。

內需持續低迷、中國宏觀經濟嚴重失衡已是國內外經濟學界、政策界的共識。而且，普遍認為，解決失衡不能依賴出口，而是需進行結構性改革。例如，10月1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中國2026年的經濟增長預期下調0.1個百分點至4.5%，並預計2027年將進一步放緩至4%。IMF警告，強勁的出口無法完全抵消內需的疲弱。反過來講，中共當局對出口的依賴，猶如飲鴆止渴，進一步加劇了宏觀經濟的失衡。

國際貿易摩擦升級

中國如此巨額的貿易順差，是國際社會無法接受的。2024年起，「中國衝擊2.0論」（China Shock 2.0）就廣泛流行，認為在近年中國樓市泡沫破滅、內需不足的背景下，中國製造商擴大產能並使數以萬億美元計的低價商品、電動汽車、綠能設備、鋼鐵、化工品與機械大量湧向全球市場。

針對「中國衝擊2.0論」，國際社會的共識在2026年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例如，5月至6月分別召開的G7部長級會議和峰會上，「中國供給過剩和出口擴張」成為最核心的經濟議題。G7在聯合聲明中指出，非透明政府補貼正在持續扭曲市場並加劇經濟依賴，並首次警告「試圖將經濟依賴作為籌碼的行徑必將失敗」。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稱「某些國家產得太多、消費得太少」，對全球經濟穩定已構成「日益嚴重的危險」，並直接給中國巨額的貿易順差貼上了「不可持續」的標籤。

又如，美聯儲專門發布的《中國衝擊2.0：當前中國出口浪潮與2000年代初有何不同》報告強調，中國當前的貿易順差衝擊規模已超過非中國區全球GDP的1%，且正全面從低端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電動汽車、精密機械等高技術資本密集型行業，全面擠壓發達經濟體市場。9月28日，歐洲中央銀行（ECB）與意大利央行在羅馬罕見地召開了題為「中國衝擊2.0：成因、後果與政策應對」的聯合學術與政策研討會，正式認定「中國衝擊2.0」是由政府產業政策支持、價格競爭力及技術升級共同驅動的。

在政策上，美國除維持並升級針對中國電動車、半導體的加徵關稅外，其重點全面轉向阻止中國通過第三國進行「轉運與關稅規避」；歐盟則向中共下「最後通牒」，10月上旬迫使中共達成一項為期四年的「共同諒解」協議，對中國出口至歐盟的混合動力汽車設定每年35萬輛的配額上限。此外，與「第一次中國衝擊」不同，這次連金磚國家和新興市場（拉美與亞洲）也掀起了反傾銷潮。

可以說，針對「中國衝擊2.0」，國際社會呈現出兩大根本轉變：在產業維度上，這不再是廉價紡織品的衝擊，而是中國對西方航空、AI、機械人、電動汽車和生物醫藥等高科技制高點的直接產業替代與主導權爭奪；在應對策略上，西方主要經濟體不再相信WTO等傳統規則，而是通過G7等機制化同盟進行集體圍堵：邊談判、邊築牆、邊精準反制。

萬億外貿順差的「裏子」在爛

外貿順差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萬億級別，但真實的經濟效益如何呢？這裏只做兩點拆解。

其一，金融支持裏的壞賬。沒有官方的信貸支持，中國外貿不可能做到今天的規模。舉例而言，2026年前9個月，中國進出口銀行新發放的外貿領域貸款就已近1萬億元人民幣；其針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貸款餘額已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2026年前8個月，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中信保）的承保金額高達8541.8億美元，覆蓋了中國約三分之一的外貿企業，其直接和間接帶動的出口額佔中國同期總出口的25%以上。根據國際研究機構AidData發布的全面追蹤報告，中國目前對全球（包含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海外總體信貸與放貸存量規模約在1萬億至2萬億美元之間。這個規模位居全球前列。

官方宣稱目前的壞賬風險整體仍處於官方可控的範圍內，但真實情況可能並非如此。帳面不良率低，部份原因在於針對部份進出口貿易商、地方平台或小微企業，銀行廣泛採用了「允許延期償付/展期」或通過中信保的保險兜底的方式。如果將這些「展期、重組、借新還舊」的貸款全部拉回國際通用的不良資產定義，外界估計，中國整體銀行體系的隱性不良率（包含境內外廣義影子債務）可能達到5%至10%，遠高於帳面上的1.2%至1.5%。

此外，中信保的保險兜底，只是風險在國家賬本內部的轉移，而非消失。當一家中國出口商或海外買方違約導致信貸無法收回時，由於該項目購買了中信保的保險，中信保會按照比例向放貸銀行進行賠付，銀行的這筆貸款在帳面上就被核銷或沖平了，不良率自然不會上升。這本質上是把「銀行的金融風險」轉嫁給了「中信保的承保虧損」。而中信保作為政策性保險公司，其背後的最終出資人和兜底者是中共財政部。這種「左手倒右手」的機制，實際上是把進出口金融風險變成了中共中央政府的隱性財政負擔。

其二，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 TOT）的總體惡化。貿易條件是指一個國家出口商品價格與進口商品價格的比率。貿易條件惡化，意味著中國現在需要出口更多數量的汽車、光伏和鋰電池，才能換回同樣數量的石油和鐵礦石。

當前，中國出口顯現兩極分化。一方面，例如9月份集成電路出口額在數量僅微增1%的情況下，金額同比飆升了136.8%。這屬於「貿易條件顯著改善」，更準確地說是典型的「結構性高端化」與「技術紅利爆發」。但這只是個別產品或行業。廣泛的傳統製造和產品，卻是相反的情況。

舉例而言：（1）中國新能源車在海外的「主動降價」——在巴西關稅生效前、歐盟配額落地前、國內退稅率下調前，主動通過階段性降價迅速砸開新興市場的大門；（2）終端消費電子與家電，降價刺激海外「大篷車式」掃貨，如9月份家電出口「價格下調、銷量井噴」；（3）綠色電力能源鏈（光伏、風電、儲能），在出海時普遍採取了「貼著成本線定價」的激進策略，用極致的低價填滿歐洲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電網和儲能電站；（4）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玩具、服裝、傢俬），靠極致性價比承接歐美補庫存。

概而言之，除了AI晶片和高價算力硬件等在賺取全球科技狂熱的「暴利」外，其餘絕大多數中國製造都在通過「主動降價、讓利、降毛利」的方式，艱難地在全球地緣摩擦與國內消費低迷的夾縫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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