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見報翌日,便是中共十一國慶。記得幾十年前,這節日只是左派機構的小圈子玩意,但在由治及興新香港,這幾乎是全民總動員:尖東商業區、官立學校、各類政治機構,都大扯國旗甚至一片紅海。教育界由於要「從娃娃抓起」,國慶活動更花枝招展:粉嶺有小學邀得退役解放軍進校升旗,之後進行「沉浸式觸摸國旗」,巨幅國旗蓋在學生頭頂,讓他們「親觸國旗讓愛國信念潤物無聲」,然而效果太像「冚國旗」,令人譁然。
此外,千多名港澳學生升旗隊員參加「向國旗敬禮」訪京團,左報記者在高鐵上訪問聖保羅男女中學學生,作出「港生對祖國歷史深感興趣」的報道。訪問該校學生,當然不是隨機選擇。左派學校當然可以訪問,但左校學生愛國,乃理所當然,噱頭不大。然而,若傳統老牌名校學生也很愛國、很愛祖國歷史,便能營造香港近年愛國教育成果豐碩的印象,為政治任務貼金。
這符合中共「樹立典型」的政治理論。毛澤東於1943年《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指出,「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所以需要有「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當中「抓典型」是推進運動的重要力量,樹立典型等於插旗幟,廣大群眾就會向這些「好樣的」學習,由一到十,由點到面,就會逐漸形成氣候。
「抓典型」不單在教育界進行,其它界別也嘗試引入這個「新生事物」。評選「勞模」(勞動模範)是共產國家的傳統,前年由工聯會牽頭,主辦全港「行業模範之星」評選活動,去年甚至由特區政府邀請「全國勞動模範和大國工匠代表團」到港。可是港人知之者實在寥寥。
模範需要「關愛」,讓有德者有得,所以中共講求開展「關愛行動」,以便引導全社會崇尚、捍衛、學習英雄。然而,香港做法卻將「關愛」放在「完善地區治理」規劃中,不少人質疑關愛隊只懂擺拍、做騷、災場打卡,劃虎不成反類犬。
結果,香港「樹立典型」運動最成功的,當數警務人員。他們是宇宙精英,無論食環署、新聞處、消委會、演藝學院、公務員學院、競爭事務委員會,都難不到他們。
再講教育。「抗戰教育」現在是教育界的「重中之重」,香港人當年參加抗戰者不在少數,然而在中共眼中,並非所有這些參與者都能成為官方願意推崇的「典範」:香港法律界泰斗余叔韶,曾協助創辦港大法律學院,當年曾參加抗日,唯他服務的是國民黨政治部;韶關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彥和,雖剿共亦助共,很受周恩來器重,唯李認為「共產黨是沒有未來的」,且其子也是著名大律師李柱銘後來被左派譴責為「大漢奸」。
由於抓典型要純而又純,香港出身的沒有幾個,結果便是推出港人不熟識的(如劉黑仔),大大影響抗戰教育的成效。
這裏,我們看到「倖存者偏差」的弔詭:「成功」的典型,卻遠離了中共需要管治的群眾。港人信任、關注的,往往是政權眼中的失敗者、消失的那一群。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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