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1922年反基督教運動背後的鬼影

了解中共罪惡歷史的人都知道，1949年中共篡政後，為了鞏固一黨專政，中共在城市和農村發動了一個又一個慘烈運動，戕害了近億中國人。

其中在意識形態領域，為了全面推行中共的「無神論」，中共對宗教展開了大規模的鎮壓和對會道門的取締，焚燬了大量各門派的經書。中共還要求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宗教組織、幫派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並稱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一定予以嚴懲。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肅反運動」，運動中打著「純潔佛道教隊伍」的旗號，殺一儆百，將不與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當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槍斃。經濟上的剝奪、政治上的壓迫以及這種「羅織罪名、萬人公審、宣判、槍斃」的恐嚇，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產黨的一邊。

其後在1966年的文革中，中共對宗教的鎮壓更是登峰造極：不僅毀壞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而且殘害甚至強制僧尼還俗。中共還建立所謂的「愛國」佛教、道教協會，通過委派的代理人，愚弄信眾，讓他們相信信教也要信中共。

然而，1992年後廣傳中國大地的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讓中共再次看到了信仰的力量。於是，內心恐懼的中共在1999年開始了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且迄今都沒有停止。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實早在中共1921年成立後不久，中共這個「反天、反地、反人類」的邪教就已經在1922年至1927年間的反基督教運動中初試身手。

「反基督教運動」的推手是中共

清朝後期，隨著中國國門的被迫打開，西方大量基督教傳教士也來到中國傳教，其數量遠超明朝。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亦興辦教育、改善民生。他們的善行贏得了越來越多中國人的尊重，一些中國人也接受了傳教，開始信奉基督教。另一方面，根據清朝與西方國家簽訂的條約中保護基督教傳教的條款，傳教士不受中國官僚與鄉紳的管轄，處於相對獨立的地位，這也引起了一些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中國人的不滿。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擬定於4月4日在北京清華學校召開第十一屆年會。該同盟成立於1895年，其通過區域分會網絡聯結各地學生，開展信仰研讀、社會參與等活動。當時《晨報》等主流媒體都給予了善意的報道。但這引起了那些業已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青年人的反對。

3月9日，上海學生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通電反對這個年會在中國召開，呼籲全國「愛國學生」和教育界「愛國人士」積極支持。北京、廣州、南京、武漢、長沙等30多個城市紛紛成立了了類似組織。

在北京，剛從法國回來的蕭瑜馬上意識到這是發動反宗教運動的好機會，因此鼓動曾在法國留學、與自己有著同樣想法的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參與。

蕭瑜，又名蕭子升，與毛澤東是湖南老鄉，其父親蕭岳英是毛的物理老師。1915年8月到1916年7月，蕭子升和毛通訊十三次，主要談論國家時事和大事。隨後一起創辦新民學會，其許多會員後來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共產主義小組。

1919年，蕭瑜遠赴法國勤工儉學。許多在巴黎留學的中國留學生，有不少是1918年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成員。他們受到俄國革命的影響，很多傾向左派思想，對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的邪說抱有好感，因此反感基督教，有些會員還認為宗教的信仰會基本妨害了科學的精神。他們在法國創辦的《旅歐周刊》、《華工雜誌》等，處處充斥著對抗基督教的意識，而蕭瑜正是上述雜誌的編輯之一。

1920年11月，蕭瑜回國，12月在李石曾與邵飄萍聯合刊行的北京《京報》副刊《海外新聲》任主編。在首個副刊中，蕭瑜介紹了巴黎留學情況，同時以《海外新聲與宗教問題》為主題掀起反宗教輿論，為這個副刊樹起了反宗教、反基督教的旗幟。

有著這樣背景和想法的蕭瑜，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清華召開也就不奇怪了。最先響應蕭瑜的是羅章龍。羅章龍，與毛澤東是老鄉也是好友，還是新民學會創辦人之一。1918年與毛同赴北京，考入北大文學院。1919年「五四運動」中，羅在火燒趙家樓中身先士卒。1920年，他參與組織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1月，在張國燾介紹下，加入北大社會主義青年團，後任中共北大支部書記等。其後參與組織了多次罷工，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

在羅章龍的推動下，1922年3月17日，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盟」，並發布了《非宗教大同盟公電及宣言》，指定的聯絡人是北大學生金家鳳，他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積極分子。

3月21日，由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朱執信、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總數為77人的學者名流以該同盟的名義聯署發表宣言、通電全國，指出：「我們要為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

此外，以北京的大學和專門學校為中心，組建了很多支持大同盟運動的支部，引起社會很大反響。

針對反基督教運動，3月31日，北京的五位大學教授周作人、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對攻擊基督教。

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年會在清華學校如期召開，中共組織大批學生前去抗議，政府派大批軍警保護。

4月4日，李石曾、李大釗、鄧中夏、蕭子升等12人在《晨報》上發表《非宗教者宣言》。陳獨秀、李大釗、羅章龍、蕭子升分別發表文章，批判宗教。

4月8日，年會閉幕的當天，北京大學舉行非宗教演講大會，主席是蕭瑜，有3千多人參加。會上宣讀蔡元培的演說詞，要求教會學校的教育與宗教分離。

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第三院正式成立。6月，非宗教同盟編輯出版羅章龍編輯的《非宗教論》一書，該書收集了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吳虞、李石曾、蕭子升、周太玄、朱執信、羅章龍等人寫的31篇批判和否定基督教的文章。

無疑，1922年的非宗教大同盟，主要推手是中共。而除了中共，背後還有共產國際的影子。根據近年俄羅斯解密的歷史檔案記載指出，總部設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在幕後策劃和推動此運動。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會對中國文化教育的影響，削弱西方影響，喚起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在青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

檔案資料顯示，當時在北京的蘇俄駐遠東全權代表維津斯基在給俄共中央委員拉狄克的信中寫道：「現在我們組織了廣泛的反基督教運動，它起因於在中國舉行的世界基督教代表大會，是一種抗議行動……目前要把這場運動納入政治運動軌道，我們打算建立一個偽裝的合法組織。」

在北京如此，在上海的反基督運動中同樣有著中共和共產國際的影子。在1922年5月在華俄國人利金向莫斯科遞交的報告中可以印證。利金寫道：「運動的基本力量確實是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不過是一個合法的擋箭牌……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來對這場運動進行實際領導，它制定了詳細的運動計劃，可歸納為以下五點：1、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機構設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開非基督教組織代表大會；4、通過我們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參加會議，從內部破壞基督教代表大會；5、通過派我們的同志參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組織來瓦解基督教同盟。」

看來，中共很早就在俄共的教導下，學會了陰險的招數。中共資料也顯示，武漢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就聽命於中共的上海臨時團中央。

與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略有不同的是，上海的中共黨員陳獨秀、張聞天認為，侷限於宗教非科學的反宗教論調是不徹底的，因此上海的反基督教文章，常引用馬克思臭名昭著的名言「宗教是人類的鴉片」，並將基督教形容為資本主義的「工具」「走狗」「惡魔」「妖魔」等。

1922年反基督教運動之特點與後續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推動的反基督教運動的一個特點是有意識排除社會主義的色彩，即在幕後推動，但在枱面上儘可能聯絡更廣泛的文化戰線，推動運動發展。如3月末，為同盟的第二次宣言徵集各界簽名的也是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

這也就可以解釋運動中為何既有陳獨秀、李大釗、羅章龍等中共成員，也有汪精衛、朱執信等國民黨黨員，還有蔡元培、吳虞、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亦有李石曾、蕭瑜、周太玄等無政府主義者或國家主義傾向者。

不過，隨著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的圓滿落幕以及各國與會人員的離開，1922年的反基督教運動趨向弱化。非宗教大同盟的最後一次露面是在同年8月15日的《為陳獨秀被捕事敬告國人》的宣言書上的署名，而後該組織停止了活動。

而上海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在4月也很快銷聲匿跡了，因為作為推手的中共黨團員開始忙於5月召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了，不過反基督教依然是該大會的主要議題之一。

1924年1月，國共合作，在蘇聯支持下，掀起了所謂的反帝和推翻北京政府的「大革命運動」，將非基督教運動視為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一部份。反基督教運動再度興起。

同年8月，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五人委員會成員都是中共黨員，中共黨員唐公憲擔任執行委員（主席），負責組織和宣傳，同盟還出版了《非基督教特刊》。12月，該同盟策動了一個「非基督教周」活動。在聖誕節期間，中共發動激進份子在長沙、廣州、濟南、武漢、九江、上海、蘇州、徐州、杭州、紹興、寧波等地講演，散發傳單，遊行示威，有些人還搗毀教堂和教會學校設施，圍攻教士。這確實是信奉暴力的中共的一貫手法。

到了1925年5月中共發動五卅慘案後，教會和教會學校受到了更多的衝擊。在壓力下，北洋政府三次頒布取締教會學校的命令，並頒布「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辦法」等。

蔣介石率軍北伐並在1927年3月攻佔南京後，北伐軍中的中共地下黨為了破壞北伐，公然襲擊英、美領事館，攻擊、劫掠外國傳教士，殺害六位傳教士，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蔣介石十分震怒，由此有了「四一二」鎮壓中共之舉，在武漢分共後，共產黨被徹底從國民黨中清除。反基督教運動也再度減弱，但基督教在中國也受到了不小的打擊，從而開始了基督教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