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及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突然落馬，官方迅速對其定性，引發外界高度關注。專家分析，當局意在對軍隊形成心理震懾，以防範軍內不穩或兵變風險，但此舉也可能加劇軍中緊張與不滿情緒，反而給內部穩定增加新的壓力。
分析：當局快速官宣意在震懾
中共國防部1月24日官宣張又俠和劉振立落馬，隨後，《解放軍報》發社論，以5個「嚴重」對張、劉二人定性，其中包括「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嚴重助長影響中共對軍隊絕對領導」、「嚴重影響軍委班子形象威信」等。相較此前針對何衛東、苗華等軍方高層，軍報此次社論新增了「踐踏」等詞句，語義更為激烈。
旅美政論評論員陳破空1月25日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當局選擇在傳聞出現後迅速官宣，而非採取以往『低調處理、延後公布』的方式，主要目的在於對軍隊形成心理震懾，防範可能的軍內不穩甚至兵變風險。」
他說，張又俠和劉振立在軍中長期被視為具有實務與作戰背景的高級將領，形象相對穩健，在現役高層將領中地位特殊。
不過，陳破空同時指出，這種快速、高調的處理方式，可能在短期內形成威懾效果，但也可能加劇軍中緊張與不滿情緒，反而給內部穩定增加新的壓力。
台灣安全研究院研究員沈明室則對《大紀元》分析指出，此案在處理節奏和定性方式上，明顯不同於魏鳳和、李尚福、何衛東等人落馬案例。
「以往案件往往經歷較長的『觀察期』，先由中紀委介入調查，最終以貪腐或受賄問題定性；而此次張、劉二人幾乎在傳聞出現後即被官宣，且官方刻意迴避具體貪腐問題，轉而突出政治紀律與軍權忠誠問題。」
分析：當局政治定性折射當前軍委運行機制的異常
兩位專家均認為，此次指控的核心並非經濟腐敗，而是明確的政治定性。「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這一官方指控本身，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意義。
陳破空分析，官方以這一表述為主要罪名，間接反映出當前軍委運行機制中存在異常，也暗示高層內部長期存在嚴重分歧。
他認為，如果嚴格追究軍委集體責任，那麼近年來多名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親自提拔的高級將領接連出事，本身就構成對中共現行體制合法性的衝擊。
沈明室則認為，這一政治定性暗示張又俠和劉振立可能在重大軍事或安全決策上未完全服從最高領導層指令，甚至被質疑存在挑戰現有權力結構的行為。
「雖然有關『京西賓館兵變』等傳聞並未得到官方證實，但從軍報社論的政治指控強度來看，唯有政變或兵變級別的事件，才能支撐如此嚴厲的指控。」他說。
分析：「人人自危」已成為真實狀態
此次官宣後的一個特殊現象也引發關注。
陳破空注意到，與以往高層官員落馬後迅速出現的大規模「表態式支持」不同，此次官宣後，公開表態相對有限。
他認為，這種沉默反映出黨內外普遍存在觀望與不安情緒。「人人自危」已成為真實狀態，不僅非最高層幹部保持沉默，連被視為核心派系的人物也難以公開表態支持。
沈明室同樣注意到這一現象。他說，按常規應由中共中央宣傳系統迅速形成統一口徑，但目前除《解放軍報》針對軍隊系統發表社論外，尚未形成覆蓋全黨的統一宣傳節奏。這種相對遲緩的輿論反應，可能反映出部份高層對當前權力結構的不確定性同樣感到焦慮。
他認為，當前軍隊仍處於觀望狀態，軍內尚未出現大規模、高調的表忠或站隊行為，輿論場也未見統一、密集的「保衛核心」式宣傳。
專家：未來存多重變數
對於事件的長期影響，分析人士提出不同判斷。
陳破空認為，通過非常規方式處理軍中高層，短期內或可強化個人控制。但從長期看，可能削弱制度穩定性，加劇訊息不透明和決策失真，增加誤判風險。
他表示，中共當前的政治運作呈現高度安全化與集中化特徵，黨政軍內部的信任基礎正在持續流失。
沈明室則提出三種可能走向：一是各方力量對峙至下一次黨代會，通過權力自然過渡化解矛盾；二是軍中力量對現有權力結構形成實質挑戰，導致路線調整；三是最高領導人徹底掌控軍權，進入更為嚴厲的權力集中階段。
他認為，目前事態發展更接近第三種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風險已經解除。相反，若此次行動僅是通過公開清洗暫時壓制危機，未來仍可能出現新的權力衝突，對中共外交政策、兩岸關係及經濟決策產生深遠影響。
對於圍繞張又俠落馬的各種傳聞，陳破空表示，在高度封閉的政治體系中，訊息碎片化和版本分化在所難免，真正值得關注的並非具體細節，而是事件所揭示的結構性問題。
沈明室也指出，部份最初訊息來自海外自媒體，雖然真假混雜，但在訊息高度受控的環境下，仍具有一定的「預警」意義。本身即反映出體制內部協調與信任機制的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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