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從2025年中國新生兒跌破800萬談起

中共國家統計局數據：2025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792萬人。此為1949年以來最低，也就是說，比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1959-1961）時期每年生的人還少，當時中國人口約6.5億。出生人口的如此斷崖式下降（見下表，2025年已比2016年前少生約1千萬），表明中國人口危機到了空前程度。這是中共製造的最大罪惡之一。這個危機令中國幾代人都難解決。

2016—2025中國年出生人口（萬）

數據來源：中共國家統計局（七普修訂：2016年1883萬，2017年1765萬）

《華盛頓郵報》2023年2月曾刊發文章分析，在現代和平時期，幾乎任何政府統治下的國家，都不會發生這種生育率斷崖式下跌，這種迅速、劇烈的生育率崩潰，通常來自於巨大災難如饑荒、戰爭或其它動盪。在這片共產黨肆虐的土地上，出生率崩潰可以視為民眾對統治者的用腳投票。它標誌著大陸民眾在共產黨治下，對未來前景充滿絕望。

一場不必發生的悲劇

追溯歷史，中共的強制計劃生育政策根本上就是錯誤的。原本，中共從20 世紀70 年代初即已開始正式實行計劃生育（有一定強制性，但未如後來極端），「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種種因素作用下（這時中國的人口生育模式已在改變，並非僅僅因為計劃生育），中國的婦女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名婦女一生所生育子女數）已從1970 年的5.71 降到1980 年的2.24，接近國際公認人口更替水平2.1。如果中共不搞強制計劃生育，中國將保有一個健康的人口結構和適度的人口規模（可參考印度）。「因為在1981年之後，即使沒有來自政策的限制，中國的生育率本來也會伴隨收入增長、教育提高和城市化進程而出現下降。」（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語）

那為甚麼在1980年，政策突然變得極端，非要用政府強制力來大幅度降低生育水平呢？問題出在文革後復出的鄧小平（還有陳雲）身上。鄧有個「戰略」——「從 1981年開始到本世紀末，花 20年的時間，增加四倍，達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國民生產總值人均 800到 1000美元。」而要達成「小康」目標，就必須控制住人口數量，草草計算後，「只准生一個」的政策就出台了。從決策角度看，這是非常荒唐的。

對這個政策，老百姓不幹，普遍反抗。鄧小平又拍板暴力執行。諸如「寧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個！」「今日逃避計生政策外出，明日回家一切財產全無！」等等口號，成了九州大地的血腥寫照。

不過，當時在政治前台的胡耀邦、趙紫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雖不敢公開違抗鄧，但在執行中卻保留了一定靈活性、留有餘地。然而，「六四」後江澤民上台，將計劃生育指標與各級領導政績掛鈎，嚴格實行一票否決制度，使「強制一胎化」政策定型化、體制化、長期化，成為計劃生育的第二罪人。胡溫期間（2002-2012），種種原因在計劃生育問題上因循苟且，雖有人口學家幾次上書，圍繞要不要放鬆計劃生育政策展開了論戰。等到習近平2012年末上台，於2025年全面放開「二孩」，2021年推出「三孩」政策，卻為時已晚，中國已經掉進「低生育率陷阱」爬不出來了。

「具有潛在的毀滅性影響」

中共鼓吹改革開放後幾十年的「經濟奇蹟」，稱其中有計劃生育的一份功勞，因為少生了4億人，減少了很大的負擔（後來又發展成了所謂的「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係論）。但是，很多人不認同，認為「人口問題本質上是發展問題」；勞動力豐富所形成的「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從長期看，計劃生育所導致的人口危機，是對中國經濟的致命性打擊。

這裏僅引述兩位世界頂級經濟學家的觀點。新制度經濟學鼻祖、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2013年初在接受網易財經的專訪時，這位102歲的老人說：「一個家庭一個小孩」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是我聽過的最為奇葩的政策。事實上這個政策具有潛在的毀滅性影響。如果中國一直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中國可能最終消失。」當被問到，如果長期執行獨生子女人口政策，是否會最終破壞中國的家庭體系？科斯回答：「破壞了家庭，最終意味將破壞經濟體系中最重要一環。家庭單位是國民經濟所仰仗的基礎。」

貝克爾（Gary S.Becker）是現代經濟學領域中最有創見的思想家之一，獲得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2013年中國出版的《生育政策調整與中國發展》一書中，貝克爾撰寫了第三章「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到了該結束的時候」，指出：獨生子女政策沒有使中國經濟顯著增長，甚至可能已經妨礙了經濟增長。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低出生率過早出現，出生性別比偏高，還導致中國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就有了相對較少的年輕人和相對較多的老年人，這比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出現得更早。中國是唯一一個有非常低總和生育率的中等收入國家。即使中國徹底放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總和生育率的增加也不會超過0.2或0.3。貝克爾說；「我認為，無論這項政策從實施當初考慮能產生多少益處，都不足以彌補持續施行這種嚴厲措施所帶給中國人民的巨大傷害」。

貝克爾去世的前一年（2013年），還撰文說：「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成為了一項干涉大量個人決定的社會工程。雖然這項政策成功實現了大幅度降低生育率的目標，卻沒有考慮到1978年改革開放對於降低生育率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項政策完全是多餘的，而且弊端遠遠多過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