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4日晚,我在美國得知一件讓我心裏很不舒服的事情。陝西省榆林市子洲縣周家鹼鎮的村委會和鎮政府,要求我繳納中國的醫療保險。這一要求並沒有通過任何正式渠道通知我本人,而是直接找到了我的母親。

我已經兩年多不在中國生活,也沒有使用過任何中國的醫療資源。按理說,這件事早就和我無關了。但現實是,只要戶籍和家庭關係還留在中國的系統裏,一個人是否身在海外,似乎並不重要。基層政府依然把我當作需要處理的對象,而最省事的辦法,就是從我母親這裏下手。

在反覆催促之下,我母親替我把所謂的醫保費用繳了。這件事我並不知情,直到事後她才告訴我。她不是願意,只是不敢不配合。她心裏清楚,對方是政府的人,一旦拒絕,事情可能會變得更麻煩。

事情並沒有隨著繳費結束。隨後,對方又提出,需要我母親提供身份證、正反面照片和銀行卡訊息,說是「流程需要,之後會退還」。這些要求同樣沒有任何書面說明,只是口頭轉達。我母親年紀已經不小,對這些流程並不熟悉,也分辨不出風險,只能在壓力之下照做。

我聽完之後,心裏很沉。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這種方式。一個人在海外,卻仍然被中共通過父母反覆遭「處理」;一個普通的家庭成員,被推到前台,承擔本不該屬於她的壓力和風險。

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銀行系統、戶籍系統本來都掌握在國家手裏,為甚麼不走正式渠道,非要向個人、向家屬索要身份證和銀行卡?原因其實並不複雜。一旦走正式程序,就意味著要有立案、有公文、有責任。而在我的情況下,這些東西都不存在。

我叫朱喬喬。多年來,我一直在海外公開發表反共文章,也在報紙和公開平台上持續發聲。同時,我也曾在中共駐美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外,參與並進行針對中國共產黨對我個人迫害及不公平對待的抗議活動。這些事情都是公開的,也不是一次兩次。我很清楚,自己早就進入中共警方和相關部門的視線,長期被關注、被記錄。

但直到今天,我從未看到任何正式立案的文件。很多人會覺得奇怪,一個長期在海外公開反對中共的人,為甚麼沒有被立案?原因很現實。立案意味著程序、痕跡和風險。對一個人在海外、暫時無法直接控制的對象來說,立案並不划算。

於是,更常見的做法就是不上升到法律層面。不立案,但不放手;不找本人,而是反覆找家屬;不走正式渠道,而是藉助各種行政名義慢慢施壓。醫保,在這種情況下,剛好合適。

金額不大,名義正當,看起來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操作。但它可以確認一個人的身份還在系統裏,家庭關係還能被動用,也能不斷試探家屬的配合程度。它看起來溫和,卻很有效。

我母親並不關心政治,也不理解這些制度是如何運轉的。她只知道,如果不配合,事情可能會一層一層往下壓。正是這種普遍存在的顧慮,讓很多家庭在不知不覺中被捲進去。

真正讓我在意的,從來不是醫保的錢,而是它背後的做法。即使一個人已經長期生活在海外,只要他的身份、家庭和戶籍仍然留在中國的系統中,這種影響就不會徹底消失。它不一定以拘捕或判決的形式出現,而是通過一次次看似日常的聯繫、要求和提醒,慢慢滲入生活。

最讓人不安的,也不是某一項具體的行政事務,而是這種你很難拒絕、卻又說不清楚邊界的方式。它讓人意識到,在這套體制下,離開國境線,並不意味著真正擺脫。對海外異議者來說,壓力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種更隱蔽的存在方式。

2025年12月16日#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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