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化學治療」（Chemotherapy）是對抗癌症的主要武器。其原理是殺死所有快速分裂的細胞，這很有效，因為癌細胞的特徵就是失控分裂。

但此策略的缺陷同樣致命：它無法分辨敵我。身體中同樣在快速分裂的「正常細胞」（如毛囊、口腔黏膜、骨髓造血細胞）也會被一併殺傷。這種「焦土策略」導致藥物重創正常組織，帶來掉髮、噁心、免疫力急降等嚴重副作用。

因此，醫學界幾十年來都在尋求更聰明的策略：如何只攻擊癌細胞，並保護正常細胞？

這個答案，正由ADC（Antibody-Drug Conjugate，抗體藥物複合體） 革命性地實現。它不是單一藥物，而是一個精密的「藥物遞送系統」，正從根本上改變癌症治療的面貌。

從概念到里程碑：ADC的崛起

ADC的探索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末，但直到2019年，Enhertu（T-DXd）的上市才無疑是發展史上的一個真正里程碑。這款由日本製藥公司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合作開發的藥物，在HER2陽性乳腺癌中展現出卓越療效。

除了T-DXd，由Gilead Sciences開發的Trodelvy（戈沙妥珠單抗）也在三陰性乳腺癌與尿路上皮癌治療上取得重大勝利。這款鎖定TROP2靶點的新藥，進一步鞏固了ADC在難治性癌症中的關鍵地位。這些明星藥物的成功，證明了ADC「精準遞送超級化療藥物」理念的巨大潛力。

甚麼是ADC？解析「生物導彈」的三大構成

ADC的核心理念是「精準打擊」，它巧妙地將三種關鍵組件「綁」在一起：

導航頭：單株抗體（Antibody）

作為ADC的「導航系統」，它能高度專一地「識別」癌細胞表面的特定「標記物」（如HER2蛋白），並精準「鎖定」這些癌細胞，同時忽略正常細胞。

藥物彈頭：細胞毒藥物（Payload）

這是ADC攜帶的「高能炸藥」，是效力高出傳統化療數百倍的「超級化療藥」。其毒性極強，過去無法常規使用，但在ADC中被安全「打包」，只在抵達癌細胞後才釋放。

連接子（Linker）

這是連接「抗體」和「藥物」的橋樑，也是ADC的核心技術。它必須兼具兩種特性：

穩定性：在血液循環中，像「保險箱」般牢牢鎖住「藥物彈頭」，防止洩漏，保護正常細胞。

可裂解性：當ADC被癌細胞「吞入」後，能被癌細胞內部獨特的環境（如酸性環境）「剪斷」，精準釋放藥物。

三者結合，構成一個完美的ADC分子：由「抗體」導航，用「連接子」鎖住「超級藥物」，直達癌細胞內部。

ADC如何運作？鎖定癌細胞的「精準四步」

ADC藥物進入體內後，會執行一套精密的「四步攻擊」：

1. 循環與鎖定（Circulation & Binding）：ADC分子在血液中循環。它會「路過」正常細胞；但當遇到帶有特定標記（如HER2）的癌細胞時，「導航頭」會立刻識別並牢牢結合。

2. 內吞作用（Internalization）：癌細胞被「欺騙」，誤以為ADC是「營養品」，便啟動「內吞」機制，將整個藥物複合體「吞」進細胞內部。

3. 藥物釋放（Payload Release）：這個囊泡隨後與癌細胞的「垃圾處理廠」（溶酶體）融合。溶酶體內的酸性環境或特殊酶，恰好就是「智能連接子」的「解鎖條件」。連接子在此被剪斷，高濃度的「超級化療藥」瞬間釋放。

4. 細胞凋亡（Apoptosis）：被釋放的強效藥物會立刻破壞癌細胞的「指揮中心」（DNA）或「骨架」，阻止其分裂，並啟動「自毀程序」（凋亡）。由於藥物在癌細胞內部釋放，濃度極高，殺傷效果也極其顯著。

ADC的隱藏王牌：「旁觀者效應」清除殘敵

如果ADC只能殺死那些「掛旗」的細胞，那它的效果將大打折扣。因為一個腫瘤並不是由100%相同的癌細胞組成的，醫學上稱之為「異質性」（Heterogeneity）。

簡單來說，就是在同一個腫瘤裏，有的細胞可能掛滿了「HER2旗幟」，有的可能只掛了幾面，甚至有的根本不掛。

這時，ADC的一個「隱藏機制」——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就登場了。

現代ADC使用的連接子和藥物被巧妙設計：當「超級藥物」在第一個目標細胞（高表達 HER2）內被釋放並將其殺死後，這些藥物分子會「滲透」出死去的細胞，擴散到「隔壁鄰居」（那些HER2低表達或不表達的癌細胞）中，將它們也一併殺死。

這種「連帶殺傷」的能力，使得ADC能夠清除腫瘤內部的「漏網之魚」，極大地提升了治療的廣度和深度。

精準醫療時代的新希望

ADC的出現，標誌著癌症治療從「地毯式轟炸」邁向了「精準定點清除」的新時代。它不僅大幅提高了對難治性癌症（如三陰性乳腺癌）的療效，更重要的是，它利用精準遞送的特性，在提升療效的同時，極力減少對患者全身的毒性。

隨著更多新型ADC藥物的研發與臨床應用，我們有理由相信，癌症治療將變得更加高效、精準且人性化。

作者介紹：朱緯擁有病理學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國家癌症研究所（NCI）從事癌症基礎研究。隨後進入製藥業，先後在輝瑞（Pfizer）、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 Myers Squibb）等頂尖藥廠擔任醫學總監，負責腫瘤學藥物臨床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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