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近幾年來中國一直被低迷的經濟狀況所困擾，卻無法或不願採取果斷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隨著中共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本月正式召開，社會各界對政策變化的預期也在不斷增加。
中共政權已宣布將「適度」放鬆貨幣政策，並採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措施來支持經濟增長。然而，即使監管機構真的這麼做了，這些政策和措施能起多大作用呢？
通常而言，中央銀行為實現經濟上的目標，會根據貨幣的成本和可用性來制定貨幣政策。而通過財政政策促進或限制國家支出，這與中央銀行執行的貨幣政策相類似。經濟學家期望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促進或控制經濟活動，努力實現完美平衡，以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然而，目前中共治下的經濟問題，源於其政權長期實行激進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積累了眾多無法用標準工具解決的弊端，現在已經積重難返。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出發點與認識論的出發點很相似，都是我們如何預估政策在刺激經濟方面的成敗概率。經濟學家對刺激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教條式信仰，這個共同的出發點源於這樣一種觀點，即經濟作為一種機械運行，已經進入了次優運行期，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利率，經濟就可以回到最優增長軌道。換而言之，經濟學家認為貨幣量和貨幣成本是使經濟恢復到最佳水平和路徑的唯一決定因素。
然而，即使是這個框架也依賴於對全球形勢的假設。基於「經濟需要更多投資來提高產出」這個信念，降低利率和增加政府支出都是為了促進更多的投資。
但是在理解中國經濟的病症時，假設經濟完全取決於貨幣量和貨幣價格，以及促進經濟需要提高產出，這種判斷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發布的數據，中共各級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工具的財政赤字超過15%。中國的家庭和企業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群體之一，而中國的利率卻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低的。貨幣的數量和價格不是問題，傳統的貨幣配置方式也不是問題。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的投資佔GDP的比例最高，接近50%。
事實上，問題並不在於中國需要從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中獲得更多投資。中國的GDP約佔全球的18%，而製造業卻佔全球的30%以上。對於這樣一個國家來說，更多的投資只會給已經通貨緊縮的生產市場帶來更大的價格壓力。面對巨大的供過於求、已經建好卻遭閒置的橋樑以及大片永遠不會被使用的房地產開發區域，人們不禁要問，中共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將用來建設甚麼？
因此，這給中國經濟帶來了一個問題：中共政府正在從教科書經濟學中汲取營養，在經濟放緩時降低利率並刺激經濟，然而這裏的實際情況卻與教科書大相逕庭。換而言之，中國經濟看起來像患感冒，它確實像在服用普通感冒藥，而實際上中國患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疾病，需要截然不同的藥物來解決其經濟弊病。
然而，如果中共政府想要重振經濟增長，這個問題就變成了政治問題。為此，中國可以求助於各種解決方案，包括努力穩定人口數量，改革經濟以促進私營企業和消費等等。而由於多種原因，至少穩定人口數量這個目標現在已經不太可能實現。促進投資和政府支出的問題在於，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官僚們是這些麻煩的始作俑者，因此改革的當權派似乎不太可能主動糾正這些問題。
中共政權是否真的會採取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而不只是發表給外界看的作秀式公開聲明，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中共政權真的採取了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想要治療早已陷入頹勢的中國經濟，這也是用錯藥方了。#
作者簡介：
克里斯托弗‧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傅爾布萊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涵蓋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和技術等。他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英國外交政策研究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級研究員，他曾在中國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後來移居美國。
原文： Beijing Offers the Wrong Remedy for China’s Ailing Econom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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