撣封塵：江青為甚麼說「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中共《決議》和江青各執一詞

毛澤東晚年曾說自己「一生幹了兩件事」，其中之一就是親自發動和領導了文革。

時間來到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決議》），對毛澤東的文革給出了一個結論性的說法——「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短短的42個字，出自中共正式決議，是對文革的根本定性和評價。對此，史學界和公眾只認可一部份，爭論和存疑的焦點是其中「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這句話。把這句話說白了、說完整了就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毛澤東和文革。

然而，這符合歷史事實嗎？對此，江青在決定其生死的「特別法庭」上卻另有說法。她在自我辯護詞《我的一點看法》中對著廣大聽眾公開說：「……你們藉助國家名義，拼湊了一個特別法庭，給我羅織了一大堆罪名，這些罪名一條也不能成立。……古代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你們搞的就是這個伎倆。現在你們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要醜化毛澤東主席……現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鄉有句老百姓的話：『打狗看主面』。就是說打狗還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們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盤上，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卒子，不過，我是過了河的卒子……」。

江青辯護詞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說：你們哪裏是審判我江青，分明是在審判毛澤東！對江青這個意思更明白的表達是：我是主席一條狗，蹲在文革大門口。他讓咬誰就咬誰，讓咬一口咬兩口。

那問題可就來了：若是按照中共《決議》的說法，是江青利用毛澤東和文革；而若是按照江青的說法呢，正好相反，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利用了江青。那麼，究竟誰是誰非？誰在撒謊呢？讓我們從文革史實中尋找答案吧。

史實昭昭，鐵證如山

江青所言屬實。請看——

其一，1966年5月，毛澤東為了發動文革，首先成立了凌駕於中央書記處以及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作為領導文革的專門特設機構。一向以「知人善任」著稱的毛澤東，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並一度任代組長），再加上江青「毛夫人」的特殊身份，這實際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組，這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對江青最大的利用。

其二，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毛澤東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這件事是背著第一線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實際上是背著中央的。為了讓這把火迅速而猛烈的燒起來，毛派江青到上海，通過張春橋組織姚文元撰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經毛澤東審閱批准發表。只可惜這把火燒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其三，鐵了心要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毛澤東，又出新招。毛利用江青懂點文藝的本領，叫她去找林彪（江青的另一身份是「解放軍文革小組顧問」），所謂「請尊神」，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壇的關鍵一步棋，這樣使江青在他發動的文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其實也就是使江青在文革中更好地為他所利用。

其四，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江青極其信任，江青是毛的鐵桿和心腹。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毛1966年7月8日給江青寫信用了一些只有他跟江青兩個人才懂的「政治暗語」（毛澤東自稱為「黑話」），這些話當然是不宜第三人知道的內容；1967年8月4日又給江青寫信，提出「給左派發槍，武裝左派」等。如此重要的最高指示，卻是通過江青向政治局傳達的，以在全黨、全國貫徹執行。而江青也不負毛澤東的「厚望」。江青因此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急先鋒」。

通觀文革十年，江青是毛澤東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終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每一個重大戰略部署，不論是如前面所說的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還是起草文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還有打倒劉少奇、打擊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樣板戲等等，毛澤東都充份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投桃報李，都是積極響應和千方百計地變著花樣去做。因此，毛澤東對江青的文革表現十分滿意，曾稱讚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毛「被反革命集團利用」之說邏輯混亂

眾所周知，在文革前並不存在甚麼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假如按照中共《決議》所言，真的存在所謂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話，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究竟是甚麼時候產生和形成的呢？來看中共官方「正史」的說法——

「林彪反革命集團」：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而逐步發展起來的⋯⋯1967年夏通過『五·一三』事件和成立軍委辦事組，林彪集團初步形成。1968年『楊、余、傅』事件後，黃永勝任總參謀長兼軍委辦事組組長，林彪集團得到進一步發展。」1971年9月13日後，「林彪集團宣告覆滅」。

「江青反革命集團」：「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2年9月，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成為以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核心成員，『四人幫』初步形成。」

由此可見，一個是在文革大動亂的1967年夏才「初步形成」，而到了1971年9月13日就已經覆滅（而文革在此後還持續了整整5年），一個是在1972年9月才「初步形成」（而文革在此前已經開展了整整6年），既然如此，說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被他們利用，在邏輯上顯然是說不通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如果有、如果是的話，那也是在文革中產生和形成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和產物；現在把「反革命集團」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列起來；更有甚者，還要說它先於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明顯違背歷史事實的。

況且，以批判劉少奇「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為藉口打倒劉少奇，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因，是文革主要和基本的內容。而中共給出的兩個「反革命集團」從形成到覆滅與十年文革存在明顯的時間不合拍。如此說來，究竟是毛澤東利用反革命集團打倒反革命劉少奇，還是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打倒反革命劉少奇？這種邏輯的混亂表明，《決議》中的毛被利用之說，是站不住腳的。

誰利用誰？聽毛澤東怎麼說

在1966年5月通過的文革第一個綱領性文獻《五一六通知》首次提出：「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本人對這點也毫不隱諱，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語言說：「火（指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我自己燒起來的。」

毛在1966年10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已經被選為接班人的林彪在這次會議上也說：「這個運動（指文化大革命）從頭到尾是主席發動的，主席領導的。」

誰利用誰？聽史學家怎麼說

國防大學著名教授王年一先生，被公認為研究文革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談到《決議》關於文革的「定論」時說：「胡喬木說『（毛澤東）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講政治實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實。汪東興在接受蘇採青採訪時說過：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從不上當受騙。」「說毛為林、江所利用，並無根據。『文革』的『偉大戰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無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確實做了壞事，但都是在毛的『偉大戰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衛』也是響應毛的號召。毛要武裝左派100萬，才有『文攻武衛』一說。」「江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做了不少手腳，但是打倒劉是毛下的決心，不能歸罪於江。」

誰利用誰？聽吳法憲怎麼說

「『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相當一部份領導幹部受迫害的問題上，毛澤東及周恩來應當負主要和直接的責任。毛澤東是決策者，而周恩來是主要執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說我們幾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內，對此都不是說了算的。」（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

中共打倒江青的託詞是假的

有人這樣調侃說：「毛澤東和江青的愛情，產生了兩個結晶：一個是女兒李某，另一個就是文革。」的確，江青作為堅決維護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和江青的命根子）的人，是毛澤東十分信賴的。江青甚至可以說是文革的一種符號和象徵。所以，毛澤東從來（一直到他過世）都沒有要打倒江青，連這樣的一點意思也沒有。文革是毛一生兩件大事之一，而打倒江青，其實就是打倒文革，如此一來，等於打倒了起碼半個毛澤東。毛澤東怎麼可能傻傻而為之呢？

然而，1976年10月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拘捕江青，卻打著毛澤東的名義和旗號，說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這純粹是違背毛澤東本願的彌天大謊。

毛澤東為甚麼沒讓江青「接班」

「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句看似有點自知之明的話，被收入《毛澤東年譜》中。

正如鄧小平身後最怕的是「六四屠城」被翻案，因此，他破例隔代指定了在「六四」時同樣在西藏負有血債的胡錦濤接江澤民的班；江澤民身後最怕的是「法輪功」翻案，因此，他才策劃並實施了倒習政變，力推迫害法輪功的「血債幫」幹將薄熙來上位。

毛澤東身後最怕的就是否定「文革十年浩劫」。若是按照鄧小平和江澤民的路數，毛澤東應該把位子傳給江青，才能是在他身後文革不被否定的最硬底牌。他為甚麼沒這麼做呢？

據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說，陳伯達告訴他們，在文革初期，毛澤東就說過他認為江青沒有武則天的本事這樣意思的話。在文革後的一次聚會中，我親耳聽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說，有一次，李訥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經常吵架），李訥說：「你想當武則天啊，你還沒有那個本事。」我看，這話只有她親生女兒李訥敢說，恐怕連毛遠新都不敢說。不過，我覺得，李訥這樣說也許是傳達的她爸爸毛澤東的意思，否則，她雖然敢說，但也很難一下子想起說這個話。大概就因為這樣，即江青沒有武則天的本事，毛澤東最後沒有把大權交給江青。

中共替毛澤東找「替罪羊」

所謂文革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就是說文革中的所有壞事都是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打著毛澤東文革的旗號和名義做的，文革的災難都是他們造成的，他們是文革的罪人。當然中共也不得不承認，親自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毛澤東也要擔負責任，但那只不過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犯錯誤」而已。在文革的追責問題上，中共利用丟卒保車、卸磨殺驢的策略，替毛澤東找了林、江兩群替罪羊。

我們知道《決議》的起草，是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進行的；起草小組由胡喬木負責。在起草過程中，從1980年3月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多次談過對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見。這些意見成為起草決議的「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主要有三條。其中鄧小平強調了又強調的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甚至說過這樣的話：「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歷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份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份，整個決議都不如不作。」

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名記奧琳埃娜·法拉奇，曾單刀直入問鄧小平：「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鄧小平將手一擺說：「我不贊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聽見了吧，即使中共認為紀念堂不該建，即使全世界都認為紀念堂該拆，擔中共也不會拆。因為拆了紀念堂，就相當於拆了中共的山門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