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38次為毛澤東「做警衛」文革挨整8年多

毛澤東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由王芳直接負責警衛接待的就有38次，王芳因此被稱為毛澤東的「大警衛員」。但是，到了毛澤東發動的十年文革時期，王芳卻倒了大霉，從1966年就挨整，1967年底被抓起來，1968年2月被押解到北京衛戍區關押，直到1974年10月才獲釋。

王芳在溫州挨批鬥

王芳是個山東大漢，1949年任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長。1950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1955年4月至1965年8月，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1964年9月至1966年任浙江省副省長，1965年8月起，兼任中共溫州地委代書記。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發，曾任公安部長達10年之久的羅瑞卿，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彭真等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不久，劉少奇被當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劉少奇是分管政法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羅、彭、劉被打倒後，全國政法系統一大批官員被打倒。

文革狂風颳到浙江溫州後，前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時任溫州地委代書記王芳，被當成溫州「最大的走資派」打倒，遭到大會批，小會鬥。1966年11月18日，王芳被造反派圍困在溫州公安局，持續幾天。他的秘書向浙江省委和中央辦公廳報告後，引起關注。11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毛澤東簽發的文件，要求浙江省委派人到溫州，宣讀中央指示，並負責處理那裏的問題。11月26日，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沈策趕到溫州，在溫州公安局門口，向造反派頭頭宣讀了這份中央文件。但是，造反派頭頭懷疑文件的真實性，還扣押了沈策，派人到北京核實文件的真假。11月29日，中央辦公廳專門下發一份文件，稱中央文件是真的，必須堅決執行。之後，造反派才陸續散去。

王芳在杭州挨批鬥

溫州的批鬥剛平息，毛澤東提出的「砸爛公、檢、法」的口號響遍中華大地。1968年3月18日，毛澤東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在接見浙江赴北京匯報的代表時說，浙江省公安廳幹部「在葉群代表林彪向毛澤東匯報時，在屏風後頭搞竊聽和秘密錄音」，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監視」，「還用特務手段檢查主席和我的信件，這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對付我們」。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統造反派召開「徹底砸爛反動公檢法誓師大會」。之後，浙江「省聯總」造反派把王芳這個前公安廳廳長從溫州揪到杭州批鬥。

浙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陳勵耘講，浙江公檢法是「借共產黨的招牌，為台灣、美帝、蘇修效勞」。「浙江公安機關的領導收集毛主席的活動情況，報到台灣去了，為台灣建立了特務組織，進行內外勾結。這樣的專政機關不砸爛不得了」。浙江省在「砸爛公、檢、法」的過程中，666名政法幹部，被鬥爭、審查298人，被隔離88人，受到各種處分74人。全省勞改幹部被揪斗、游鬥、關押、審查達1190人。

王芳被押解到北京

據不完全統計，文革中，江青先後在15個場合提出過「砸爛公檢法」，點了20多位公安機關領導的名字，包括王芳。

1968年2月28日，王芳被關押在浙江省公安廳的一個秘密據點。突然，浙江省公安廳軍管組來人通知，要他收拾一下東西，立即轉移。王芳以為要搬到杭州另外一個地方。沒想到，他被押上車後，汽車直奔筧橋機場。在那裏，他被押上一架空軍專機。

王芳上飛機後，感覺氣氛有些異常。座位的前後左右都用白布隔開，除了看見幾名神情嚴肅的軍人外，其他乘坐的人員互相不能見面，不能說話，他不知道白色圍布裏到底還有哪些人。直到6年後他從獄中出來時才知道，同坐這架飛機的還有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長王濟普，浙江省公安廳長呂劍光等。

這架空軍專機共解押17人到北京。他們都是與偵查「18號專案」相關的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廳官員，一到北京，全部被關押，並由中央專案組負責審訊。

王芳被追查所謂「黑材料」

王芳回憶說：在北京受審查時，中央專案組沒有要他交代「公安戰線長期執行所謂劉少奇反動路線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審問一個問題，就是你王芳到底蒐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參加專案組的人是空軍部隊的，這幾個幹部的思想表現得很左，調子唱得很高，反覆聲明自己永遠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誓死捍衛江青，誰反對江青，就堅決打倒誰。王芳你蒐集江青黑材料，鐵證如山，抵賴不了。你不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還親自參加破案。你比朱明還朱明。你必須老實交代，你到底蒐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還向甚麼人擴散了這些內容？」

「我在被關押期間，伙食分兩個標準。正部級一天吃三餐，副部級一天吃兩餐。我是副省長，按副部級待遇，一天吃兩餐。一餐兩個窩窩頭，每個只有雞蛋大小。每餐我把窩窩頭掰成兩半，一半分兩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湯，很難見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這種菜只給我們吃，連看管我們的戰士也不吃。我的牙齒就是那個時候嗑壞的。這樣的伙食，連半飢半餓也達不到，每天餓得要命。」

「18號專案」是怎麼回事？

1954年3月7日，江青收到一封從上海寄往杭州的匿名信，內容主要是她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的風流醜事和被捕變節的歷史問題。第二天，江青找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談了一上午，說自己青年時期就是一個非常進步、非常堅強的革命者，現在有人誣衊她，矛頭實際上是針對毛主席。江青把匿名信給王芳看了，要求他破案。江青回北京後跟毛澤東談了這封信，得到毛澤東的認同。這個案件被稱為「18號專案」。

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會議。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主持，第二書記陳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參加。會議決定把這封匿名信作為一個特大案件偵破，由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由黃赤波負責，浙江由王芳負責。由於匿名信的信封上印有「華東文委」字樣，江青要求將偵查重點放在上海的黨政部門與文藝界。柯慶施調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後，親自抓案件的偵破工作，每隔幾天就要聽取一次匯報。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進行鑑定，結果都不是。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查明寫匿名信的人，是中共元老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朱明向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說明情況後自殺）。

江青銷毀所謂「黑材料」

在調查「18號專案」過程中，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廳蒐集了大量材料，包括江青30年代在上海淫亂的材料，歸檔存放起來。

1959年3月24日，江青入住上海錦江飯店。3月26日、4月1日，接連收到兩封匿名信，講的也是她30年代在上海灘的醜事。江青將信給他的山東老鄉、時任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看了。康生看後說：這是一起特大反革命政治案件。然後，江青和康生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責令羅瑞卿10天內破案。羅瑞卿立即與在北京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通電話，要他安排刑偵專家火速來上海，和上海市公安局一宗破案。上海市公安局長黃赤波為專案組組長。

在破案過程中，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也蒐集了不少材料，包括江青當年的一些風流照片。結案後，這些材料都存在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檔案櫃裏。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從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王鑑辦公室的保險櫃中翻出「18號專案」的部份材料，立即報告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張春橋。張春橋立即報告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4月21日，江青派人到上海將「18號專案」的全部檔案拿到北京。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由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親自動手，銷毀這批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