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勞動部9月4 日召開最低工資審議會，會後勞動部長宣布，自明年元旦起，每月最低工資從27,470元調升至28,590元、時薪從183元調至190元，兩者調幅均為4.08%。何部長表示，本次最低工資調升，月薪預計有189.5萬名勞工受惠，時薪約有67.68萬名勞工受惠，總計將有257.18萬名勞工受惠；受惠勞工佔比方面，台灣勞工佔比86%、移工佔比僅14%，並非只有移工受惠。何部長強調：照顧邊際勞工為首要。
最低工資已全球化
關於最低工資或基本工資訂定、調升的利弊得失是一個古老的課題，筆者自1980年起就開始為文評論，也承接過政府多次的研究計劃，迄今40多年的看法始終一致，畢竟這是最典型的「價格管制」、是「價格低限」的標準案例。基本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告訴我們，最終結果是「失業」出現，而且是「低技能者」，也就是所謂的「邊際勞工」失業，這幾乎是一個在經濟學家中沒有爭議的話題。
不過，最低工資政策如今可說已是全球化，根本不可能廢除，而且1990年代實證研究最低工資的影響效果，竟然有得到「提高最低工資負面影響很小，且不會使就業率下降，也不一定會使工作機會減少，對受僱人數也沒影響」的「關於『勞動市場』」的新見解」。而提出此新見解的大衛･卡德（David Card）教授，在1995年就因為這個研究獲得美國經濟學界最高學術聲譽的「克拉克獎章」，且2021年又因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此一來，最低工資的實施是「利大於弊」就好似被確定了。不過，事情並非這麼單純！
儘管卡德在1990年代曾和克魯格（Alan B. Krueger, 1960~2019）發表了多篇關於美國最低工資的影響論文，且在1995年出版《迷思與量測：最低工資的新經濟學》（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這一本書，凸顯其「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而且提高最低工資並不會導致就業率下降，也不一定會使工作機會減少，對受僱人數也沒有影響」這個與先前其他人的研究相反的結論。但卡德對這個「有極強的政治意涵」議題，卻不肯公開表明立場或做政策建議，似乎只認定是學術研究。不過，這個研究結果卻時常被作為最低工資立法政策的有力論據。
其實，即使是卡德只認定的學術研究，也受到強烈批評。已故的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人力資本和勞動經濟巨擘貝克（G.S. Becker）教授，在1995年於美國《商業周刊》專欄上的〈調高勞工最低工資，就會降低就業機會〉這篇專文，已就此爭議說的很清楚。他指出，德州A&M大學的迪爾（D. R. Deere）和威爾屈（F.R. Welch）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學的莫菲（K.M. Murphy，1997年克拉克獎章得主）教授等人，在美國經濟學會所舉行的會議裏，就指出卡德的研究本身犯了嚴重錯誤，舉例而言，聯邦最低工資於1990年及1991年提高之後，新澤西州的青少年就業人數減少的幅度，就已經比賓夕凡尼亞州大了許多。這是為甚麼該州在1992年自行調高最低工資後，就業人數的降幅沒比其他州來得大的原因。因為資方在第一波調升最低工資時，就可能料到該州的最低工資在次年還會調升一次，因而先行大幅削減了工作機會。
提高最低工資一定會降低就業機會
貝克指出，很多研究證明調高最低工資會對就業狀況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卡德和克魯格的研究是有問題的，不能拿來作為反證。相反的，由迪爾、莫菲和威爾屈所作的研究顯示，聯邦最低工資於1990年及1991年分兩次由3.35美元調高到4.25美元以後，青少年、高中輟學者，還有技術層次低的勞工，他們的就業機會的確是降低了。貝克認為他們的看法是對的，因為他們已把當時的經濟衰退因素列入考慮。貝克下結論說：「『提高最低工資會降低就業機會』的定論，連神通廣大的人都很難駁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還沒有那麼高，就不應該試著提高最低工資。」
我同意貝克的說法，畢竟最低工資是典型的「價格下限」政策，在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中都作為教學的標準案例，也就是「供給過剩」是結果，在勞動市場裏就是有人找不到工作，亦即失業，而最低工資是針對「邊際弱勢勞工」市場，影響的只是「邊際勞工」，不只工作機會減少，還會阻礙他們接受訓練的機會，但因這些邊際勞工相對少，在整體勞工中佔比低，往往被忽略，而實證研究難以捕捉到他們，以致於會得到影響小或沒影響的結果。其實，卡德的實證研究也得到負面影響很小，而受到負面影響的就是這些弱勢的「邊際勞工」呀！
邊際勞工和廠商是受害者
遺憾的是，這些弱勢邊際勞工原本是最低工資立法所要保護的對象，結果卻反而受到傷害，落得「原先有半碗飯吃卻變得無飯可吃」下場，是標準的「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事例。而且僱用這些邊際勞工的廠商也往往是「邊際廠商」，或是中小企業，它們是利潤薄且無力調整生產方式，在最低工資實施及調升下，減產、甚至關門是很可能的。
雖然卡德本人不會公開表明立場或做政策建議，但其研究卻時常被作為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有力論據，是不是類似「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呢？
此外，正如奧國學派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44年所言：「經濟學家斷言，最低工資率並非提高賺取工資者生活水準的適當手段，他既不是『勞動的構陷者』，也不是勞工的敵人。正好相反，建議用比較合適的辦法，來改善賺取工資者的物質幸福，正是他為他們的幸福成功，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而已故的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早在1962年就在其經典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第十一章〈社會福利措施〉中寫說：「如果有人要找一個例子，說明政府措施的實際效果，往往恰和那些出於善意而支持政府措施的人所預期的背道而馳，那麼，他所能找到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大概莫過於最低工資法了。
最低工資法的許多支持者，理所當然地悲嘆工資率太低的事實；他們認為低工資率是貧窮的一個標誌；他們希望透過取締低於某一下限的工資率來減少貧窮。然而，事實上，一旦最低工資法真的有效，它的效果顯然只是在增加貧窮。國家能夠立法規定某一最低工資率，但是，國家很難要求僱主按照那最低工資率，繼續僱用所有先前按照低於那個最低水準的工資僱用的人。繼續僱用那些人，顯然不符合僱主的利益。因此，法定最低工資的效果，是使失業人數高於沒有最低工資限制的失業人數。
只要低工資率事實上是貧窮的一個標誌，則那些因最低工資法而失業的人，恰好是那些最不能放棄他們過去一貫得到的那份收入的人，雖然那份收入，在表決贊成最低工資法的那些人的眼裏，實在微薄。他在1980年又說：「最低工資法要求僱主歧視低技術能力的人。」畢竟「最低工資法實際上是一項規定僱主僱用低技能的人是『違法』的法律」。
最低工資法增加了無家可歸者
加州大學經濟家塞思·希爾（Seth J. Hill）2023年6月發表的一篇題為「最低工資和無家可歸」的論文。希爾利用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及其他來源的資料，研究了2006年至2019年期間的100個城市，以確定工資下限與無家可歸者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是「將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行政資料與州和地方最低工資法合併表明，最低工資會導致無家可歸者人數增加。當城市將最低工資提高10%時，相對無家可歸者人數就會增加3%至4%。」
是的，希爾的論文不會成為最低工資法與無家可歸者之間關係的最終定論，但它提供了更多證據，證明了最低工資支持者經常忽視的一個頑固現實：最低工資法往往傷害了其旨在幫助的人。
說到底，正如約翰·密爾提摩（John Miltimore）所言：「幾十年來，提高最低工資會帶來不利的後果，這幾乎是一個普遍接受的經濟研究。許多經濟學家經常指出，這些不利後果，包括失業，往往落在技能最少和最不受重視的工人身上。」而且，「對於許多苦苦掙扎的人來說，低薪工作並不是『剝削』。這是一條生命線。」信哉斯言！！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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