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49年篡政後，一直採取的是對蘇聯的「一邊倒」的政策。在史太林至赫魯曉夫時期，中蘇關係維持了一段蜜月期。當時，中共號召全國人民全面向蘇聯學習。在違背中國國情的情況下，基本上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了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軍事體制、文化體制、意識形態體制等。由於中共和蘇共一脈相承，蘇聯模式的許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計劃經濟、農業輕重比例失調、嚴重的個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錯案等無一例外的在中國重演。
1953年史太林悽慘死去後，赫魯曉夫上台。1954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此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佔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共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
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共兩個「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穀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二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此後，蘇聯還在國防技術，包括核技術方面給予了中共支援。
赫魯曉夫的主動示好使毛和中共在對蘇交往中挺起了腰板。毛對此深表感謝。他在1956年與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1954年一直到1958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
1958年後，中蘇關係因為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轟金門、蘇聯秘密清算史太林等問題開始出現裂痕。具體原因仍然是毛不願再受制於蘇共。
1959年的中美大衛營會議，使中蘇關係逐步惡化。蘇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了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共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
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從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1960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19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上，中方在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以及西方國家和其它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會議上，赫魯曉夫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
到了1963年下半年後，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蘇兩黨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論戰。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的這段語錄被絕對化，成為一種佔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觀點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見，也會被視為異端，遭到岐視、批判和打擊，甚至被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遭到殘酷折磨。
不過，在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後，中共曾一度想修復關係，並派出代表團出訪莫斯科，但是甚麼原因沒有成功呢？
1964年10月16日，蘇共中央委員會解除了赫魯曉夫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改由布里茲尼夫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柯西金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米高揚仍為最高蘇維埃主席。也是在這一天，中共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成功爆炸。
對於蘇聯政局的改變，毛和中共決定與蘇聯重修舊好，周恩來指示中聯部等各有關方面，第一時間對於蘇聯領導人的更換表示歡迎。此外，在蘇聯慶祝「十月節」47周年之際，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高級別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聯新領導人直接會談，希望改變和重建兩黨兩國之間的關係。成員中還包括副團長賀龍，團員康生、劉曉、伍修權、喬冠華、潘自立，顧問姚震，中方翻譯4人等。
中共代表團遭冷待
中共代表團於11月5日抵達莫斯科。根據伍修權回憶錄，歡迎人群中的幾個熟識者竟都表現的十分拘謹嚴肅，相見時不僅不主動招呼，還故意表示冷漠。此外，許多蘇聯內務部的安保人員，對代表團成員十分警惕。
在抵達的第二天，周恩來率代表團主要成員前往克林姆林宮，拜見布里茲尼夫。在表示對其的祝賀後，周恩來提出希望在不久後的慶祝大會上致辭，但遭到了布里茲尼夫的委婉拒絕，藉口就是一律不請外國領導人致辭。如果致辭，可以以書面形式在蘇聯媒體上發表。不過，按照伍修權的回憶錄，直到中共代表團回國，蘇聯官方也不曾發表過周恩來代表中共所發的致辭。
與布里茲尼夫的會見僅僅持續了30分鐘，如果算上翻譯時間，雙方實際上並沒有聊任何實質性的內容。這與史太林時期中共代表團受到的熱情接見，還是區別很大的。
緊接著，周恩來又率領代表團拜會了柯西金、米高揚，但所有的會見僅僅是個禮節性拜訪，並無多大實際意義。中共希望與蘇聯改善關係的想法似乎受到了對方的冷待。
蘇聯國防部長建議周賀搞掉毛
「十月節」當天，蘇共在克林姆宮舉辦了大型招待會。招待會上發生的一幕，被中共視為是一次「嚴重的外交事件」。2007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基塔·赫魯曉夫：1964 年蘇共中央全會記錄和其他文件》中，記述了當年11月8日馬利諾夫斯基與周恩來在招待會上的談話。
馬利諾夫斯基是時任蘇共政治局委員、蘇聯國防部長，也是蘇軍元帥，曾參加二戰，參與了史太林格勒保衛戰。二戰後期，率蘇軍攻入中國東北，俘虜了中國末代皇帝溥儀。他對赫魯曉夫的不滿，也是赫魯曉夫能被解除第一書記職務的原因。
在招待會上，坐在主賓席上的周恩來在與蘇聯主要領導人祝酒後，正打算向鄰桌的蘇聯元帥祝酒，就見馬利諾夫斯基走了過來，直接對周恩來說道：「中國人不要在政治上耍花招。」
由於當時還有許多西方國家賓客，周恩來就假裝沒聽見想繞過去，可馬利諾夫斯基又衝著周恩來說道：「不要讓任何魔鬼來妨礙我們的關係，俄羅斯人民要幸福，中國人民也要幸福，我們不要甚麼毛澤東，也不要甚麼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的關係。」
周恩來事後向蘇方抗議說「這是一種挑釁和侮辱」，但在看到美國記者在旁傾聽後，他選擇離開，馬利諾夫斯基則衝著周的背影又嚷嚷了幾句，但周恩來的翻譯沒有再翻譯。不過，中共另一個翻譯聽到了馬利諾夫斯基說了甚麼，他事後告訴了周恩來。原來馬利諾夫斯基說的主要意思是：蘇聯推翻了赫魯曉夫，你們現在也要推翻毛澤東。
隨後，馬利諾夫斯基又去與賀龍攀談。他對賀龍說自己的元帥服很漂亮，賀龍則說「還是穿中山裝好」，馬利諾夫斯基回說「穿棉襖好」，然後又說：「史太林把這套制服強加給我們，毛澤東把你們的制服強加給你們。」「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傚我們，把毛澤東也搞下台，這樣我們就能和好。」
賀龍聽翻譯講完後，馬上嚴肅的說道：「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兩回事，我們黨和你們是完全不同的，你的想法也是根本不會實現的，而且是錯誤的。」當時在場的另一位蘇聯元帥崔可夫忙把馬利諾夫斯基拉走了，並打圓場道：「我們並不都這麼看。」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讓中共代表團很憤怒，周恩來認為馬利諾夫斯基的話，不僅攻擊了中共與毛，也是在挑撥中共內部關係，意圖煽動推翻中共最高領導人，事情很嚴重，因此決定在次日向蘇方正式提出並表示抗議。
蘇聯大事化小
招待會次日，按照日程安排，由蘇聯領導人向中共代表團進行回拜。當布里茲尼夫領著柯西金、米高揚和安德洛波夫、葛羅米柯來到中共代表團下榻處，賓主正式交談開始後，周恩來就昨晚發生的事情向蘇共正式提出抗議，稱「這是對中國的直接挑釁、攻擊和侮辱，更是企圖顛覆中國領導層，破壞中蘇關係」；周並稱，如果自己當場抗議，「將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記者提供『好素材』。」潛台詞就是中共已經給蘇聯留了面子。
周恩來隨後向蘇共領導人發問：「難道你們同意我們代表團來訪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公開侮辱和挑釁我們嗎？而且，難道你們像馬利諾夫斯基同志所說的那樣，希望我們像對待赫魯曉夫那樣對待毛澤東，把他撤換嗎？昨天，另一位蘇聯元帥還對我們說：『凡事都有其時。』」周表示這些問題必須先解決，否則沒有必要談下去。
對於中共的抗議，蘇共領導人紛紛進行了辯解。布里茲尼夫首先說對於中共派出周恩來率領的這樣一個代表團來莫斯科，蘇共中央很高興。「我們對貴代表團的到來一直持完全積極的態度。我們認為這是建立聯繫、改善我們兩黨和政府關係的重要一步。我們主席團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馬利諾夫斯基沒有出席，因為既不是主席團委員，也不是候補委員。」米高揚隨後補充道：「討論的時候沒有一位元帥在場。」
布里茲尼夫繼續說，蘇方「本著加強中蘇友誼行事，並且打算繼續本著這個目的行事」，並表示自己昨晚已經聽說了馬利諾夫斯基的談話內容，「這件事使我們感到憤怒。他的聲明不僅不代表蘇共中央的意見，而且他也沒有權利這樣表達他自己的意見」，並向周表示了歉意。
布里茲尼夫還說今天自己已經給馬利諾夫斯基打了電話，稱他的意思只是關心加強中蘇友誼，並提到更換領導人可能有助於改善關係。他承認自己表達有問題，並準備道歉。「這個人只是因為喝了點酒，在醉酒狀態下說了一句不恰當的話。」對於扎哈羅夫說的「凡事都有其時」，布里茲尼夫表示這句話只適用於赫魯曉夫，並無他指。
對於布里茲尼夫說馬利諾夫斯基只是酒後失言，周恩來並不認可，他還引用了「酒中自有真情」這句中國諺語來予以反駁，還舉了自己的親身例子。
周恩來說喜歡喝酒的自己，有一次被赫魯曉夫灌得酩酊大醉，但即使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也從未說過這樣的話。他認為馬利諾夫斯基昨天說的話合乎邏輯，條理清晰。「作為國防部長，他無法解釋他這樣說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周恩來還提到了中共前國防部長彭德懷，其已被打成「反黨集團」首要分子。周稱彭在北韓問題上試圖干涉北韓內政，謀求取代金日成，這也是彭被撤掉的原因，儘管赫魯曉夫並不同意，他在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支持彭德懷。
周恩來提及彭的事情，顯然是在暗示蘇共也要處理侮辱毛和中共的馬利諾夫斯基，不過他表面上還是說的冠冕堂皇：「我舉了我們實踐中的例子。至於兄弟黨怎樣對待同志的錯誤，那是你們的事，我就不談了。」
隨後柯西金、米高揚也相繼向周恩來解釋，馬利諾夫斯基所言並不代表蘇共中央的意思，並表示他在根本上是同意與中共加強關係的。「他只是在激動的狀態下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
看到蘇共領導人如此表態，周恩來也改變了語氣，表示不再去理會馬利諾夫斯基所言。布里茲尼夫對此表示讚賞。
這時康生插話了，他先是表達了聽說後的驚訝，然後提到五年前在華約政治協商委員會代表招待會上赫魯曉夫侮辱毛澤東的事情，說赫魯曉夫「很會胡說八道」。康生還說「我們當然習慣了各種人侮辱中共和毛澤東……我們來這裏的目的是改善兩黨和國家的關係。侮辱我們領導人的言論不利於實現這一目標」。
康生還說招待會上，在馬利諾夫斯基與周恩來說話時，蘇軍元帥基里連科也在同自己說話。基里連科這樣說道：「康生同志，你曾經是蘇聯人民的好朋友，但現在你是一個壞朋友。」康生因為不想與之爭論，就說了一句：「我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蘇聯人民的好朋友。」但他心裏很不愉快。
聽了康生的話，布里茲尼夫再次重申蘇共邀請中共代表團來訪，是出於好意，對於馬利諾夫斯基和基里連科所言「深感難過」，他希望周恩來等「以信任和尊重的態度對待蘇共領導的意見」。
在蘇共幾個高層表態後，周恩來也見好就收，表示「應該認真聽取布里茲尼夫同志作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意見和貴黨中央主席團的意見」。雙方商定再進行兩三次的商談，但未確定時間。
會談結束後，蘇共領導人邀請中方代表團共進午餐。周恩來為何緩和氣氛，提議為中蘇兩黨友誼和團結、為蘇共領導和蘇聯政府幹杯。
結語
不知是否感受到了蘇共的敷衍，亦或是因為馬利諾夫斯基並未受到任何的懲罰，11月13日，中共代表團啟程回國，訪蘇成果有限，雙方關係並未改善。極有可能是布里茲涅夫不願得罪支持自己的軍方。
此後，中蘇關係繼續惡化，蘇聯中斷了與中國的一切經濟合作專案，接著兩國邊境接連發生小規模衝突，最後雙方軍隊1969年在珍寶島交火，中蘇關係也隨之到了最低點。中共開始大規模修建防空洞備戰。兩國在經濟上毫不往來，在政治上相互攻擊，在軍事上重兵對峙，在外交上各自為政，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而馬利諾夫斯基於1967年逝世後蘇聯政府為他舉辦了一場風光國葬，葬在有巨大貢獻蘇聯英雄才準葬的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蘇聯政府還在蘇維埃陸軍學院（莫斯科坦克部隊陸軍學院）給他安置了一個名位：蘇聯領導，並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個保衛莫斯科的精英坦克師為「馬利諾夫茨基坦克師」。
其實，馬利諾夫斯基給周恩來、賀龍提出了一個不錯的建議，沒有聽從建議的二人，最後的結局都很慘。如果聽從了，中國歷史是不是會發生改變呢？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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