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4日是香港文匯報事件35周年，當年《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先生，最近在自由亞洲電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六四後中共如何整肅香港《文匯報》」，詳述在六四事件前後，報館內部的政治鬥爭與人事變化，讀後別有感觸。
我是1988年離開《文匯報》到天地圖書的，八九年《文匯報》內部的事我所知不多，但程翔文中涉及的一些人，我也都認識，《文匯報》在八九六四其間立場之反覆，我與香港人一樣，也都從新聞中瞭然於胸。
李子誦先生由始至終堅持他的民主思想和獨立的政治立場，直至形勢無可挽回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追隨了一輩子的中共決裂。離開《文匯報》後，李社長與程翔等《文匯》舊同事共同創辦《當代》時事周刊，繼續關心中國命運。
約九十年代中，天地與港大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一本大陸媒體人作品合集，為此舉辦了一次新書發布會，港大還專門邀請了一批大陸媒體人來港出席。當時我向錢鋼先生提議，邀請李子誦和羅孚兩位報界老前輩作為新書發布會嘉賓，兩位老人都答應了，但因羅孚先生臨時有事去了海外，結果出席的報界老前輩只有李社長。
李社長由他家人陪同前來，他已經老態龍鍾，腰背佝僂，拄著枴杖，仍舊笑呵呵，目光溫厚，現場作了發言，表示對中國大陸一批默默堅守新聞職業道德的後輩，那種溢於言表的支持。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李社長，再一次已經在靈堂了。
《文匯》老領導人，最令人敬佩的就是李子誦先生，金堯如社長性烈，我與他接觸不多，但他離開《文匯》後寫的文章，比起羅孚還更無保留。此外我最熟悉的副總編曾敏之，副刊同事六四後曾親眼見他在辦公室哭得老淚縱橫，六四後他避走溫哥華，後來回香港，得到中共的諒解，負責打理左派作家聯會，那時他又比較像一個黨官了。
我工作過的副刊，主任吳羊璧也離開《文匯》，在《當代》周刊擔任顧問，副刊幾位編輯記者鄭笑芬﹑陳雪梅﹑張苑香也追隨李社長，到《當代》任職。《當代》結束後，她們分別在其他傳媒機構工作，也做得有生有色。
程翔兄文中提到何慧慈，和我只是點頭之交。六四前有一次我代表天地圖書到《文匯報》刊登廣告，以示對《文匯》的支持，在電梯口碰到她，她恨恨地說，共產黨太不像話了！據程翔說，她在《文匯》轉軚後也迅速變臉。她的丈夫（或未婚夫）叫陳建平，本是《文匯》駐京記者，被港澳辦主任魯平安插在董建華身邊，充當特區政府與港澳辦之間的聯絡人。
程翔兄謙謙君子，他在文章中很少提到自己，但我相信當年他一定也經過一段內心煎熬的日子：一邊是自己曾經嚮往的理想，一邊是理想破滅後維護內心正氣的執著；一邊是自己敬重的師長和同事，一邊是一班首鼠兩端的敗類；一邊是個人職業生涯的挫折，一邊是流落民間後茫然的去路。在那些刻骨銘心的日子裏，支撐著他的，想必只有內心不滅的正氣。
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多糟粕，但有一樣東西卻是源遠流長的，那就是民族文化中一股浩然於天地之間的正氣。中國歷史上，不乏那些為人間道義和良知而持守自我，泰山崩於前色不變的正人君子。中國歷代以來，朝廷更迭，奸邪輩出，而正義之士永遠屹立在道德高地上，俯瞰芸芸眾生。
很多人對中國的未來悲觀，因為中國大地上，千古之下的正氣，至今已消耗大半，中華大地由官場到民間，一派烏煙瘴氣。封建糟粕未曾徹底清理，資本嗜血的本性又變本加厲，至於社會主義的貪婪與冷血，更借共產黨的專權而得到強化。今日中國，集古今中外惡之大成，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一個地方，可以將人性之惡發揮到如此極致，這種惡在中國土地上大行其道，到了登堂入室﹑登峰造極的可怕地步。
因此，對中國人最大的威脅，除了中共的獨裁統治，更深層的，無寧是廣泛的社會文化中道義與正氣的缺失。有正氣在，一個惡濁的政權必不能長久，沒有正氣，即使惡濁的政權不在了，要建立起合理的社會，仍會遭遇不可想像的困難。
六四學運是中國民族正氣爆發的高峰，也是這種正氣走下坡的起點。六四以後，中共屠殺人民的罪惡被合理化，權貴階級獨佔公共資源的野心得到實現，即使一般平民，受社會風氣污染，也將反常視為正常，將罪惡視作等閒，整個社會瀰漫一股腐敗的氣息。回頭看去，六四時期民間的正義，仍舊磅礡得足以震懾黑暗勢力，令中共為之色變，而今再沒有呢支歌仔唱了，往後即使變天，也不會以六四這種全民覺醒天下振奮的方式進行。
但民間正氣仍在，即使被壓抑和邊緣化，只要人性還在，正氣就不會消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我們對未來仍舊抱有信心，仍舊要努力涵養正氣﹑砥礪前行的根本理由。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顏純鈎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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