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中共外交系統發生一宗非常荒唐的「雅典事件」。
消息傳到國內，讓當時主管外交的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非常惱火，將其與美國「水門事件」相比，認為這是中共外交史上的「特大醜聞」。
美國上世紀70年代發生的「水門事件」，導致美國總統尼克遜下台；周恩來將雅典事件與水門事件相比，足見其嚴重性。
「雅典事件」是怎麼回事？
1972年6月5日，中共與希臘建立外交關係。12月2日，周伯萍被任命為中共駐希臘首任大使。1973年3月，周伯萍赴希臘上任，5月便發生「雅典事件」。
關於這一事件，周伯萍在他的回憶錄《非常時期的外交生涯》中寫道：
「1973年5月7日，我赴希臘外交部商定馬卡雷佐斯副首相訪華事宜。事畢已是13點15分。返館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車輛都比平時增多，顯示有重要外事活動。回官邸後，我要翻譯去使館查看請帖。碰巧那天值班的人將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的請帖，誤認為是科威特大使的請帖，也未注意日期是次日中午，見翻譯匆匆回來，隨口問是否從科威特使館招待會回來。翻譯因而認為剛才途中所見就是科威特使館國慶招待會，一看時間離散場只有10分鐘，更加著慌，也不看日期，就扔下請帖跑來通知我。我一聽也很著急，不假思索就決定立即趕去。」
「我當時匆忙中未索看請帖，也未問翻譯、司機是否認識路。事實上，科威特大使館在我們使館西北，他們都未去過，也不知道東南方還有一個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
「上車後，翻譯和司機都以為東南方車輛往來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館。我們就這樣糊里糊塗地進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我到希臘不久，科威特大使館臨時代辦和以色列外交代表都未見過，便誤認為站在門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大使館臨時代辦，一下車就與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賀，並解釋遲到原因。」
「當時《紐約時報》一名記者在場，問我到這裏來是否意味著中國承認以色列。翻譯把『這裏』譯成『雅典』。我遂把這一很不尋常的問題只當作是他無故尋釁，予以簡單頂回。當時也覺得記者表情迷惘，我未加理會，與正待離去的別國大使略事寒暄，即與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別，匆匆返館。」
「《紐約時報》記者回去後就發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遇到羅馬尼亞大使。經他提醒，才知道我們昨天走錯了地方，在倉促的10分鐘內闖下了大禍！」
「當時阿拉伯國家都敵視、痛恨以色列，對有關以色列問題特別敏感。為防止事態的擴大和複雜化，我立即召開使館黨委會，決定採取三項措施：第一，分別向希臘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國使節說明我誤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純係使館工作上的差錯，絲毫不意味著我國外交政策有任何變化，力求儘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錯誤影響；第二，立即向外交部報告錯誤情況，並作初步檢查；第三，向使館全體人員通報情況，要求從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改進使館工作。」
「雅典事件」其錯有十
中共一再強調：「外交無小事」。這宗誤入事件卻是在一連串小事上出錯而釀成的大錯。其錯有十：
第一，使館值班人員將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發出的請貼，誤認為是科威特大使發出的請帖。
第二，周伯萍的翻譯沒有仔細查看請貼，就被值班人員隨口一說誤導。
第三，周伯萍沒有親自查看請帖，沒有對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進行核實。
第四，周伯萍、司機、翻譯，既不清楚科威特大使館在哪裏，也不清楚以色列大使館在哪裏，就稀里糊塗隨著人流走進以色列大使館。
第五，每一個國家的大使館都有代表這個國家的標識。這個標識有兩個最顯眼：一是大使館門前的圖文標識，二是大使館上空飄揚的國旗。周伯萍等到了以色列大使館，卻對這兩大標識視而不見。
第六，周伯萍等既不認識科威特臨時代辦，也不認識以色列外交代表，竟然將以色列外交官誤認為科威特外交官。
第七，當時東西方冷戰正在進行中，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國分屬對立的陣營。中共不僅與以色列沒有建立外交關係，而且堅定地站在反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一邊。當《紐約時報》記者提問時，周伯萍不是先弄清楚記者為甚麼這樣提問，而是根據固有的觀念，簡單地將記者頂回去。
第八，《紐約時報》記者回去後就發表了「中國大使祝賀以色列國慶」的報道。這是一個爆炸性新聞，全世界都知道了，周伯萍大使和使館工作人員竟然都不知道。
第九，周伯萍參加完上述活動回到使館後，也沒有核實當天是否有科威特大使發來的參加科威特國慶活動的請貼。科威特的國慶日是2月25日。
第十，周伯萍第二天應邀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參加國慶活動時，周伯萍、翻譯、使館的其他人，都沒有發現這張請帖，就是昨天看到的那張請貼。
周恩來的震怒
中共外交部接到駐希臘大使館的報告後，復電同意所採取的補救措施，並查詢犯錯誤的詳細情況，同時電召周伯萍大使回國，讓原定回國參加接待希臘副首相的政務參贊申志偉留館主持工作。
這樣的安排本身就意味著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大使館的人都為周伯萍擔心。翻譯尤其緊張，哭著說自己斷送了大使的前程。
1973年5月14日下午，周伯萍乘法航班機回國，15日晚到達北京，16日上午一上班，就去外交部報到。仲曦東、喬冠華兩位副部長先後與其談話。他們都說，周大使這次闖了大禍，但態度很好，這樣快就回來，事情就比較好辦了。由於周伯萍有心臟病，仲、喬特別囑咐他不要過份緊張，先休息兩天，再寫檢查。但周伯萍不敢怠慢，回家後立即開始寫檢討。
5月17日早上，外交部西歐司司長王棟到周伯萍家，說周恩來對「雅典事件」進行了嚴厲批評，並以外交部的名義向中共駐外使領館發出通報，認定「雅典事件」是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為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周還指這是「周門不幸」。
5月17日上午，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會議討論了周伯萍的檢討和駐希臘大使館的檢討，認為這次錯誤的確是嚴重的，但考慮到周的認錯態度較好，及時採取了補救措施，建議免予處分。
19日，外交部的報告上報周恩來。周立即批示「同意」。21日簽發了外交部的第二次通報。
毛澤東大事化了
5月24日，毛澤東看到周恩來批示的外交部處理「雅典事件」的報告，及所附的周伯萍的檢討和駐希臘大使館的檢討，親筆圈掉了原文中「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為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一段話，改為「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並把報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對所犯錯誤認識「較好」改為「很好」。
毛的批示轉送周恩來後，周馬上態度大變，不再堅持「雅典事件」是「特大醜聞」，「極為荒唐」，「影響極壞」。周立即批示外交部：根據毛的批示，重新估計「雅典事件」的性質；對周伯萍的檢查，按毛的指示給以鼓勵；將毛的指示在部內傳達；對外通報也要加以改正。
5月26日，外交部發出第三次通報，「雅典事件」劃上句號。
因為有毛的批示，周伯萍此後不但沒有倒大霉，還調任中共駐阿爾及利亞大使和中共駐紮伊爾大使。從周伯萍，到中共駐希臘大使館，沒有一個外交官因為「雅典事件」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為甚麼周恩來說「真是周門不幸」？
事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等問周伯萍為何周說這是「周門不幸」。周伯萍解釋說：「大概是總理盛怒下的宣洩。」「總理是江蘇淮安人，我是安徽合肥人，相距遙遠，僅在合肥西鄉姓周的就有九族，同姓不同宗。」但周伯萍晚年承認，他當年對李先念等沒有說真話。
中共建政後，周伯萍長期在糧食部門工作。先後任糧食部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採購司、計劃司司長，政策研究室主任等。1964年9月，任糧食部副部長。不久，調入外交部，開始了長達18年的外交生涯。
1962年12月1日，周伯萍給周恩來報送糧食調撥計劃時，周恩來詳細詢問了他的家世。周恩來上下幾代的輩份排行是駿、貽、恩、秉、國，恩字輩與周伯萍父親的孝字輩相當，周恩來應是周伯萍的堂叔。
周伯萍怕暴露這層親屬關係，工作上出了差錯，給周恩來增加麻煩，因而與親友約定，閉口不談此事，如有人問及，堅決否認與總理有親屬關係。當李先念等問起此事時，他也沒有承認。
結語
在東西方冷戰的特殊歷史時期，中共外交官稀里糊塗地跑到敵對陣營國家的大使館祝賀國慶，上演了一場世所罕見的荒唐戲。中共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來，為此感到震怒，當在情理之中。
但是，為甚麼毛澤東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呢？說到底，還是毛要借此展示他的絕對權威，在外交上，也是他說了算；儘管周恩來是主管外交的，但周必須服從毛。
對於毛而言，他想整某個人，可以無中生有，小事化大；毛不想整某個人，天大的事都可以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毛澤東就是這樣玩專制、獨裁、極權的遊戲的，周恩來只是這個遊戲中毛的一個「跟班」而已。當然，周恩來自己也是人前一套背後一套的陰謀家，此事另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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