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日，全球退黨日，中共紅朝衰敗的氣息，穿過刻意包裝的浮華表象，撲面而來。這個從已被歷史湮沒的前蘇聯錯誤植入中國的黨，在2021年滿百年之後又苟延殘喘了三年。
按中共史料，這個黨宣告成立是在1921年7月，當時一批受馬列思想蠱惑的知識青年，在上海秘密舉行了中共「一大」，慌亂間連日期也沒有人記得清，事後只好憑著對開會期間發生了一樁姦殺案的記憶，大致定在7月23日。至於將7月1日作為中共應劫而生之日，則是毛澤東後來拍腦袋敲定的。
有了這混亂和不堪的源起，這個黨的附體生存過程也必然充斥著不道德的安排。中共經歷最初靠「母體」共產國際輸血，到半附體國民政府獲得供血，再到建政後全面附體人民吸血，發展到今天附體模式翻新，黨國權貴肆意大斂財，約為「五步曲」。
第一步：起家靠「共產國際」輸血
當年史太林統治下的蘇聯要「將紅色旗幟插遍全球」，中共成立後是蘇共控制的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中共受共產國際操控，也成為後者援助的對象。
中共官方史料顯示，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報告中共的財政收支：「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這個數據的意思，就是中共早期基本上靠著共產國際給的錢過日子。
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陳獨秀的報告中記述：「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陳獨秀後來因為反對共產國際要他們與中國作戰、「武裝保衛蘇聯」，而被認為黨性不夠，被開除出中共。
1931年6月22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的被捕供詞中提到：「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裏……」
周恩來早早就是黨的財務大管家，掌握了黨內大佬的收支，這也是他一直能穩穩留在黨內的原因之一。
根據中共黨史學者楊奎松的考證：以1927年為例，中共黨史上有名的暴動均獲莫斯科資助，包括上海工人武裝暴動、開辦黨校、湖南農運、秋收暴動、建立軍隊、南昌暴動、京漢粵漢鐵路罷工、廣州暴動等等。
靠著中國的境外敵對勢力共產國際的扶持，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聽命於共產國際的「國中之國」蘇維埃政權，與中華民國為敵。中共一開始就是賣國政黨。
第二步：轉入地下時期靠燒殺搶掠秘密籌款
1927年7月寧漢合流，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轉入地下，不但更危險，財政也更加困難，只好不斷向共產國際伸手。但當時共產國際已有點厭煩。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嚴厲批評中共沒用，弄得中共的代表很沒面子，經常與共產國際發生衝突，最後鬧掰。
中共不得不自己籌款。周恩來1927年5月秘密組建軍委特務工作科，特別任務之一就是籌款。
關於對紅軍如何籌款，中共早期大佬陳毅曾有記述：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這筆款項大部份出在土豪身上，小部份出在城市商人，有時可以「想辦法」讓敵人「輸送」一部份來。
2016年遭關閉的陸媒共識網曾刊發文章《革命經費從何而來》，當中提到一些細節：
紅軍籌款的秘訣是，先限期三天讓商人代表自行攤派；或者直接對地方豪紳進行勒索，就是估量豪紳的房屋的價額，貼一張罰款的條子，如可值一萬元則貼一百元，其餘類推，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即焚燬房屋，一家到期不交，就焚一棟屋以示威。當時紅軍的經濟經常是靠這個方法來解決。
還有一種辦法稱為「挖窖」，就是將豪紳藏在地下的現款挖出，佔為己有。
「紅軍一到他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牆壁內、室內之低洼處，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試探一下。有時用一盆水傾在房內，某處的水先浸沒，則可查知該處土質松疏，從那裏挖下去，每每得到現款或金銀首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
再者，他們還會發動群眾，搞有獎舉報，只要有人報告「土豪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就會獲得獎勵。這種方式據說常常很有效，也沿用到今天。
中共早年紅軍頭目方志敏，在江西老家領導農民運動，帶頭拘捕並處死了地主——親叔叔方雨田。據說方志敏在「籌款」方面手段最狠，可謂六親不認。
1930年7月，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偽裝成國軍，洗劫了只有一個營守衛的瓷都景德鎮。此行綁架多名外國商人，押往「省會」葛源，得到其家人巨額「贈款」才將其釋放。著名瓷器美術大師鄧碧珊的家產被洗劫一空，鄧本人因替被搶掠的受害者討要財產，也遭紅軍槍殺。
《衢州文史資料》記載，位於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曾是富甲一方的千年古鎮。1932年6月，方志敏所部紅軍廣豐獨立團會同有游擊隊、花槍連五百多人，帶著大批「挑夫」奔襲廿八都，掠走數萬元財物。
據《慷慨成仁：殉道的師達能夫婦》一書，方志敏的「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還綁架了美國傳教士師達能（John Stam）及妻女，在索要兩萬元贖金遭拒後，將夫婦倆砍頭，並將師達能用來救災的款項和他們身上的錢，和一切的財物，全都拿去。師達能出生兩個多月的嬰兒被丟在床上36小時之久，幸未死亡。紅軍這一暴行曾引發中外震驚。
毛澤東兄弟還曾共同走私弄錢。1930年5月後，毛澤東在江西創建「國中之國」紅色政權，打下漳州，繳獲105萬大洋。錢交給中央銀行首任行長毛澤民。毛兄弟千方百計「把蘇區出產的桐油和鎢砂走私到國統區賺錢」。
《九評共產黨》一書記述，中共早期就搞鴉片生意，稱為「特貨」。中共早期大佬之一任弼時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鴉片專員。中共用「肥皂」作為「鴉片」的代號，輸往蘇區境外賺取經費，不惜殘害自己的同胞。
第三步：抗戰時「半附體」國民政府生存
1937年後，國共第二次「合作」，所謂的「合作」現在看來是中共靠著國民政府獲得輸血的半附體模式。
早在1937年初，蔣介石就開始向紅軍提供軍費。至1937年7月，國民政府每月向紅軍撥款約30萬元。當時的經費是實際由國民政府提供、形式上從地方領取的帶有臨時性質的「暗中接濟」。
1937年8月，國民政府開始正式向中共軍隊提供經費，一直發放到1941年初，即皖南事變前後。八路軍每月領取軍費數額不少於60萬元，新四軍軍費每月最初約為7萬元，後為13萬元。除常規性經費外，國民政府還曾根據中共要求和作戰需要撥發給中共一些臨時性補助、善後費和獎勵。
據1938年7月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電報指出，蔣介石每月撥給八路軍60萬，新四軍13萬。1940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的電報也確認了此事。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中央停發軍餉，繼而對邊區進行封鎖，中共財政陷入困境，不得不再自己籌款，但方式有些「與時俱進」。作為中共的財務大總管，周恩來開始搞黨產公司「以錢生錢」。
上海有名的廣大華行就是當時中共的黨產公司之一。南方局情報部長劉少文等人也創辦了一批黨產公司，一邊收集情報，一邊賺錢。黨的大佬們從黨產公司要錢時，要多少給多少，從不打收條，也不記帳。
中共在上海搞的黨產公司，就是現在國有企業的前身，一樣是黨的錢袋子。而當年搞地下工作時在上海以黨產公司邊收集情報、邊賺錢的傳統，延至今日，中共的企業開到海外，同樣是邊收集情報、邊賺錢。
第四步：全面吸附在中國人民之上
中共建政後，黨附體形式也與時俱進，從過去曾半附體國民政府獲得輸血，到直接附體於全體國民之上強行吸血，開始堂而皇之地以統治者身份享受萬民納稅養活。但過去鮮有人關注這是否不正常。
人們從來沒有看到中共公開它的黨產，但是全國上下土地都被以土改方式收歸國有，其實就是黨有，資產國有就是黨有；人們從來沒有看到中共的支出預算，但是全國上下的黨務人員全部是由納稅人供養。
單說納稅，本來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以維持政府開支。但在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納稅人都不會養活政黨和社團。而中共黨國一體，公私不分，中國百姓不但要承擔舉世無雙的中共黨、政、軍、人大、政協系統巨量官員，其所屬的所謂機關、企事業單位，還有歷年退休官員，待遇都很驚人，形成龐大的開支，全部壓在老百姓身上。
香港《爭鳴》雜誌2016年4月號曾有數據對比，2012年世界各國政府行政費用佔財政總收入：德國2.7%，埃及3.1%，印度6.3%，加拿大7.1%，俄國7.6%，中國30%。中國將近埃及的十倍、印度的五倍！
2005年，中共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稱，中國的官民比已達到1:26（即每26個納稅人供養1名公務員），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吃皇糧者所佔總人口的比重也是史無前例的。」
在2021年「兩會」上，中共全國政協委員、陝西省政協副主席李冬玉在提案中披露驚人數據：某縣2019年的官民比高達1:5，就是5人供養一名公職人員。
據中共官媒的說法，中國財政供養人員主要由三部份組成：一是黨政群機關工作人員；二是各類事業單位人員；第三是黨政群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離退休人員，以及準財政供養人口。
2004年發行的《九評共產黨》一書揭露中共邪靈附體社會的特徵，指中共猶如吸血鬼般不勞而獲。這一奇書橫空而出，震醒了許多中國人。
2016年中國國內開始有人大膽公開批評中共的附體做法。這年2月，知名地產商任志強呼籲中共，「別用納稅人的錢去辦不為納稅人提供服務的事」。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同年也發微博表示，共青團不該由納稅人供養。他們隨後被在網絡封殺禁言。
在2016年3月11日的中共人大記者會上，人大的發言人在回應陸媒提問有關黨務部門預算何時能公開時，回應稱「這個問題有點難」，並承認中央預算包括黨務部門預算。網民認為，這是當局公開承認，黨花的也是老百姓的錢……
承認歸承認，但此事不了了之。如今看來，說共產黨給你發工資，為甚麼要反黨？這個邏輯是不是很荒唐？
原貴州大學經濟學院前教授楊紹政，2017年在海外發文揭露中共搞「公款養黨」。他指出，中共佔用稅款和國資收益，每年供養所有政黨專職黨務人員和一些非政黨社團工作人員總數約2,000萬，給社會帶來的耗損估值約20萬億元人民幣。如果情況不改變，社會終究會崩潰。
楊紹政因此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4年6個月。
這個黨附體的秘密，正是中共的死穴，近年國際政要也開始意識到。美國上屆和現屆政府都有提到分清中共、中共政府和中國人民，美國表明不與中國人民為敵。其意涵也呼應了法輪功學員提出的，「中共不等於中國，愛國不等於愛黨。」
西方政要能做這樣清晰的區分，令中共異常恐懼。中共黨魁習近平急得直呼：想把中共同中國人民分割、對立起來，「14億中國人民也不答應！」中共外交發言人趙立堅則稱中共與中國人民「血肉相連」，人民是中共的「銅牆鐵壁」。這些印證黨的附體生存狀態的話語非常嚇人。
中共喉舌黨媒《人民日報》2024年6月21日報道，中組部從代中央管理黨費中劃撥1.38億元用於支持福建、廣東、河南等地防汛抗旱工作。
這種消息筆者不止一次聽到。不過，這也讓人猜疑，中共黨的幹部平時都是人民在供養，黨員歷年交上去的也是天文數字，但從來沒有公開帳目。中共拿一點點黨費來做政治騷，人民真的這麼容易被欺騙，還要說它慷慨嗎？
第五步：附體升級——公開「割韭菜」和倒查稅款30年
中國網民向來有一句流行語叫「割韭菜」。意思就像韭菜長高了就割，割完以後過些時間再長高再割。
近年中國股市「跌跌不休」，真正受傷害的是小股民。「割韭菜」原來就通常被用在中國股市里。大戶聯手做高股市，再從散戶股民手中低價收割。這是中國特有的情況，主要是因為那些有內部消息的黨國權貴家族才真正賺到錢，他們在玩著股市，散戶股民就像田裏的韭菜只有被割的份兒。
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領域都一樣——首先考慮政治因素，與政權安全有關的第一性，或與「趙家人」（泛指與中共關係良好的權貴）的利益優先被照顧，老百姓只是韭菜。
中國的民企幾十年來成長為中國經濟的支柱，如今民企老闆動輒被天價罰款甚至沒收財產，人財兩空。近年中共左轉大搞「國進民退」，讓民企虧損到撐不下去，再讓國企低價收購民間企業。黨國權貴、太子黨所控制的國家資本狠狠地割了一次韭菜。
因中共不守國際規矩，2018年美國大打貿易戰，中共成為輸家，但中共有附體人民的所謂「制度優勢」，當時的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曾說，中國人韌性十足，就算吃草，貿易戰也要打下去。
三年疫情後，2023年以來中國經濟嚴重下行，各地財政陷入困境，地方債務累積如山，失業潮湧。中共大搞流氓外交，還搞跨境鎮壓異見，對外關係惡化，對內搞反美反日宣傳，到處抓間諜，外資加速撤離。
中國人現在有辦法的在移民、走線，沒辦法的就在國內「躺平」。這令黨害怕，連黨魁也公開反對「躺平不良思想」，為甚麼？網民說得好，躺平的韭菜不好割了嘛！
中共去年底就盤算再搞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陸媒指重點是「激發地方積極性，推動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債務等問題」。不少海外專家認為就是要放權地方，擴大橫徵暴斂，加快搶錢，試圖挽回黨國敗局。與之呼應的是，中共多地稅務部門近幾個月開始倒查一些企業涉及30年的稅款，引發社會恐慌。
結語：退出中共
如果透過本文所述的中共有史以來的生存形態變遷「五步曲」，能認識中共的流氓、邪惡本性，中國同胞需要做兩步：一是跟上全球退出中共一切組織的潮流，用真名或化名在退黨網站聲明「三退」（退出黨團隊）；二是無論身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為推倒紅牆，根據自己的條件，盡心盡力。
讓我們共同為重建沒有中共的中國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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