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COVID-19疫情清零三年之後，中國經濟陷入困境，面臨房地產危機，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口危機，外資大量外流等多重難題，經濟恢復疲弱。本周，中共黨魁不惜自己披掛上陣，會見多名美國公司CEO，安撫外商，企圖拉攏外企。但與此同時，在華外企事實上正遭受民族主義、抓間諜以及不可預測的政治風險等多重擠壓。
專家認為，中共一方面說改善營商環境安撫外企，一方面繼續加強國安，設置各種障礙，這是自我矛盾。且外企投資需要自由，在中共治下的社會難有盈利，外企還是認為當前投資中國風險很大。
路透社報道，很多外企高管在離開中國時都抱有共同的謹慎太多：他們表示在中國擴張的風險仍然大於回報。
民族主義
3月27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習近平高調與十幾位美國商界領袖和學者會面並拍照，在演講中稱「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中國（中共）正致力於改善營商環境」等。
然而現實給出的另一面是，中共正在煽動民族主義，加大了本土產品替代外國技術的步伐。2022年9月中共下發被稱為「消A」（清除美國科技）的79號文件，美國硬件製造商如戴爾、IBM和思科等成首批目標，並要求到 2027 年金融、能源等國有企業更換其IT系統中的外國軟件。
這意味著北京預計將在促進國內科技行業的增長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並壓制任何阻礙其發展的外國實體。
隨著本地競爭的加劇和消費者支出的放緩，美國企業在中國的收入日益下降。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數據顯示，美國企業在中國獲得的收入佔公司總收入的比例從2006年的16%下降到2020年的10%。
一些最強大的美國科技公司的大陸業務急劇下滑。2023 年最後三個月，蘋果在大中華區的淨銷售額可能較上一年下降了13%，今年前6個周蘋果手機銷量暴跌24%。
與此同時，大陸本土品牌華為手機的銷量增長了64%，去年自華為Mate 60 Pro發布時，中共政府開始禁止官員使用 iPhone。
彭博社報道，Tesla上海超級工廠2月份出貨量大幅下滑，比1月份的出貨量下降16%，比去年同月下降19%。
隨著Tesla銷售放緩，比Tesla便宜得多的比亞迪等本土電動汽車製造商的銷量激增，今年1月份，比亞迪銷量增長43%。
台灣勵志協會（TIA）行政總裁賴榮偉對大紀元表示，中國現在的情況是，現在不管是硬體的軟件的，只要跟高科技有關的，都要求要本土，它只相信自己的國營、自己的民族做的東西。
「到那邊去投資，都不一定能夠賺錢，還有社會風險，因為在習近平的操縱之下，整個中國社會對外國人有一種敵視的氣氛，一種攻擊性的民族主義這幾年在中國社會裏面開始在蔓延，背後的目的是（中共）通過敵視外國人來轉移內政不當。」
王國臣表示，這幾年中共確實在大力的扶持華為手機，整個Apple的市場，或者乃至於其它國家三星的市場也在萎縮，當然這會引起更多的外資企業的擔憂。
「我覺得外資企業也在考慮這件事情，也在掙扎。」他說。
在習近平前腳會見美企CEO，中共當局第三號領導人趙樂際後腳就在博鰲論壇呼籲各國實踐真正的多邊主義，不指名地暗諷美國「霸權霸道危害深重」。
抓間諜
在自由世界的很多人看來，習「既要又要」、安全與經濟並行的做法本身就是一個矛盾，但習對此似乎甘之如飴，並通過一連串小動作恫嚇外企。
去年3月份，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開幕式前幾天，美國盡職調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的5名中國員工在被扣押拘留，直到今天這些員工仍未被釋放。
今年也出現了相似的一幕，當黨魁向美國高管展現開放姿態，中共國安部第二天就發布一部微電影，要求民眾警惕「境外間諜情報機關」以「調查諮詢活動」為掩護竊取國家機密。
上月底中共人大常委會通過新修訂的「保守國家秘密法」，5月1日起實施，修訂草案建議對離崗離職的涉密人員予以「脫密期」管理。這是既《國家情報法》（2017年）、《數據安全法》（2021年）、《反間諜法》（2023年）後，又一部安全法規。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告訴大紀元，北京的理想是希望外資進來聽黨的指揮，按照黨的意志去運行，以更加服從的方式進行投資。但是大部份的外國企業可能覺得，雖然對於北京來說國家安全，但對他們企業來說並不安全。歐美尤其美國，現在出台越來越多的方案，都在禁止這些企業支持北京軍事擴張或政治擴張。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臣對大紀元表示，中共一方面說改善營商環境，可是另外一方面，又開始施加所謂國家安全，包括數據安全、網絡安全、反間諜法，更別說所謂中國標準或外資要設立黨組等等這些東西。它的政策就變成兩方面有點衝突，當然習認為這兩件事不衝突，可是對於習以外的或中國以外的社會來講，這是矛盾的。
賴榮偉表示，去年有反間諜法修正，今年又有保密法修訂，一連串的這種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制度修正，當然會打擊到經濟發展。這等於告訴全世界一件事，如果留在中國，如果你觸犯到跟國家安全有關的資訊，有可能會被留在當地，沒有辦法出境，搞不好還要配合它很多東西。即使離開了中國，現在的法律也可以全面的追殺你。
他說，作為一個投資者，需要的就是自由，有自由才可以搞創意，才可以發展新的產品，才可以讓金錢自由的匯入匯出，才可以有營利空間。
賴榮偉表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覺得外商跟外資，日後到中國來發展，還有營利空間嗎？如果在中國從頭到尾都是干涉，甚麼都要管，跟人家講話也要登記，做調查資料又說違反甚麼國家安全，如果要把錢匯出海外，你又來干涉，那我幹嘛來這邊發展。這個賺錢的地方不是只有中國，還有東南亞很多國家，都歡迎外商來投資。
黃大衛認為，國家政治安全和怎麼去發展經濟，肯定是充滿矛盾。目前21世紀之後，全球經濟都是以自由市場為主，國家干預是越來越少，自由市場雖然有危機都不斷爆發，但是基本上都能夠市場很快地恢復過來，也沒有發生過大面積、長時間的大饑荒或經濟停滯不前，反觀北韓、古巴的情況並不妙。
「所以正常來說，要追求兩者同時擁有的話是比較困難的。」他說。
政治風險
習近平進入第三個任期後，打破了很多慣例，國務院總理李強不僅兩會後的記者會都被取消，在往屆論壇最後一天通常是總理與外企高層的閉門討論，今年也被取消了。李強也不會出席2024年博鰲亞洲論壇，而是由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取代。
所有這些事情綜合起來反映一個問題，即習近平正極力突出「一尊」地位，削弱整個國務院系統在中共統治體系中的作用。
賴榮偉表示，在80年代後常委集體分工的架構裏面，總理應該負責經濟，不過習近平執政之後，從李克強到李強，國務院總理的經濟的權限，變成習近平獨攬到自己身上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在習近平眼中只是一個執行的秘書而已。
「一個國家搞經濟發展，制度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多年的制度被取消，本來是經濟向右政治靠左，現在是經濟也向左。」
賴榮偉說，中共中央裏面那些人所負責的領域都不是他的專業，現在變成外行領導內行，專業不得寵，都是政治領導一切，甚麼政治原則、政治大局，說穿了就是沒有原則，沒有一定的這個界線。
「最大的源頭還是出在黨中央裏面的那個大頭頭，就是習近平，因為是他由上至下帶領這樣的風潮，現在整個黨政幹部，都不是在面向社會、面向人民，都是在面向上面，面向政治，政治凌駕一切。」
賴榮偉說，如果經濟發展以政治領導為中心的話，一定會亂了套。因為甚麼東西都從政治角度看，可是所有的民主國家都告訴我們，經濟要以專業為主、要有市場調查，現在這些東西在中國都不存在。
王國臣表示，問題的根本是，中共現在就是在用軍工企業發展整個國家產業，而整個經濟是越來越走向封閉跟專制的。
「在這種情況下，美中的意識形態是越差越遠，或者衝突是越來越加劇，某種程度上他口頭上可能也是向美國示軟，不過他的行為看不出來有改善的跡象。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中不會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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