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美國國會議員提出了一項名為《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的法律提案,禁止使用聯邦稅款資助與中共軍隊有合作關係的中國基因公司。
這是一項很好的法案,然而人們不禁要問:我們究竟是如何允許這種做法持續至今的?為甚麼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遲至現在才為這樣一個早就可以成為政策的常識性規則制定法律?
至少從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六四」事件開始,我們就應該在全政府作出努力,甚至把範圍擴大至全社會,結束對中共的依賴,尤其是要將與中共軍方有關聯的公司列入黑名單。我們尤其應該限制向北京公布任何基因數據。
這個法律提案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阻止中共將美國的基因數據用於惡意目的,包括利用生化武器對美國公民進行基因攻擊。這一點是眾議院的公告明確指出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大多數主流媒體在報道該法案時都沒有提及這個訊息點。
在發布這個提案時,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共和黨/威斯康辛州)特別強調:「北京華大基因(BGI)研究所收集美國人的基因數據,並將其用於中共軍方的研究。」加拉格爾是眾議院中共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他與民主黨聯合主席共同提出了眾議院版本的法案。
加拉格爾認為:「毫無疑問,中共將利用華大基因收集的基因數據進一步進行惡意侵略,甚至有可能開發出針對美國人民的生物武器。」
總部位於紐約的NBC新聞頻道援引特別委員會聯合主席、聯邦眾議員克里希那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民主黨/伊利諾伊州)的話稱,該法將「把華大基因趕出美國市場」。
加拉格爾告訴NBC新聞記者;「定製生物武器的威脅可能針對某個人或某類人。你們的讀者可能會認為這是科幻小說中的情節,或者是遙遠的未來,其實不然。」他指出:「我們知道……這是中共正在極力完善的一項技術。」
據報道,2023年,華大基因在美國的游說費用高達42萬美元。涉事公司竟然來自敵對國家,這是不可思議的,尤其是這個國家正在開發或可以說正在部署針對美國人的種族滅絕能力。中共不僅在開發基因靶向生物武器,還將芬太尼(fentanyl)武器化,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外交籌碼。令人震驚的是,2018年以來,芬太尼攝入過量已導致超過25萬美國人死亡。
據報道,華大基因的生產前檢測是與中共軍方合作開發的,用於在全球範圍內收集基因數據。2021年,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簡稱NCSC)發布警告稱,中共多年來一直通過各種途徑獲取美國的基因組數據,包括通過非法手段。
全球市場顯然已經注意到美國推出的這項新法案。法案提到的涉事公司,包括總部位於上海的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WuXi Apptec)在內,股票交易總價值在該法案宣布後的第二天就暴跌了32%。
美國頒布法律禁止政府利用中共公司進行基因檢測,事實上與禁止政府購買中共無人機或電信服務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國前高級反間諜高級官員埃瓦尼納(Bill Evanina)向NBC新聞頻道記者介紹華為和華大基因時指出,這些公司推出的產品有其合法用途,然而同時掩蓋了「出於邪惡目的的情報收集」。
2020年,《國防授權法案》(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簡稱NDAA)終於明文禁止五角大樓使用中共無人機。事實上,該法案本應更進一步,禁止美國政府依賴中共控制的任何出口產品,包括基因服務。
埃瓦尼納指出,中共政權可以利用美國人基因缺陷的知識來敲詐個人。他說,中共軍方也曾尋求基因數據來製造超級士兵。例如,利用喜馬拉雅山地區居民的DNA來設計能在高海拔地區高效作戰的部隊。
美國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聯邦參議員彼得斯(Gary Peters,民主黨/密歇根州)和聯邦參議員哈格蒂(Bill Hagerty,共和黨/田納西州)亦在參議院提出了一項與1月25日眾議院法案類似的法案,禁止與中共基因公司進行業務合作。
毫無疑問,這些法案是必要的。這些法案的共同提案人跨越共和和民主兩黨,囊括參議和眾議兩院,他們都是在「首都圈內」(inside the Beltway)為正義而戰的國家英雄。
然而,就像2020年的法律一樣,數量還是太少,推出還是太晚了。我們不應該為每一次使美國人面臨風險的採購中共政權服務行為制定新的法律。這是一種失敗的被動防禦,而不是針對對手重心的主動進攻。此類法律不僅應適用於美國的撥款,還應普遍適用於美國公眾,並在全球產生影響。
在基因數據丟失問題上,針對中共的域外法律要求很高,而且目前在政治上顯然不可行。這可能是因為與中共有關聯的公司將其部份利潤用於競選捐款,因此對美國政治有太大的影響力。像中共這樣的種族滅絕和極權主義實體的任何此類影響,包括通過美國實體調節的影響,都應被禁止。
中共的威脅存在於全球,這要求我們應該採取普遍的全球防禦措施,而不是「打地鼠」式的美國被動法律。如果我們只保護自己或通過極需的更高關稅來限制我們面向中共的採購行為,那麼北京咄咄逼人的商業活動將從全球其它地方威脅美國。例如,中國廉價的中間產品出口將使其它國家(包括敵對國家)有能力與美國製造商競爭。
我們需要對中共的技術施加更多限制,對中共的出口產品徵收更高的關稅。然而,為了充份發揮作用,這些措施必須更具創造性、前沿性和全球性,包括對中共產品徵收全球稅。像最近推出的法案這樣有限的法律,只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步幅還是太小,不免讓人擔憂,照此下去,可能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
(編者按:本版文章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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