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說明
本文係蔣碩傑院士去世六周年紀念文，發表於1999年10月。）
[寫在文前]
一個凡人連自己都難了解了，何況要去了解別人！不過，在瞎子摸象的過程中，若能「聽其言，看其文，觀其行」，應較能捕捉到其人更近真實的一面，尤其對於一位單純、無心機且言行如一的「真正知識份子」而言，更是如此。由此角度切入，個人對於蔣碩傑先生「道一以貫之」精神、思想觀念的理解，恐怕就具有一些比較利益。就這篇〈蔣碩傑先生經濟理念的現實印證與啟示—觀念力量的詮釋〉引言文來說，就是我近十四年對蔣先生所抱持理念的觀察、了解之總結。它是由個人在1989年2月所發表的〈其道一以貫之的蔣碩傑教授〉一文擴充而來，當時蔣先生還在人世，他對於這樣的稱呼也沒有表示過異議呢！因而說蔣先生始終如一抱持自由經濟理念，應該是不容置疑的。而與蔣先生相知甚深的邢慕寰院士，也對這種說法表示肯定（邢先生於1999年8月27日來函作此表示，兩個月後的10月30日即病逝，其來函見附錄）。
記得1980年底個人初進中華經濟研究院，幾乎一開始就接觸到蔣先生的文章，除了能先拜讀蔣先生送給決策者的建言及發表於媒體的作品外，並將蔣先生的多篇以英文撰寫的關於政策性長文譯成中文，而且多篇還摘要發表於報端。就這樣經過多年的薰陶，個人的「自由經濟」思想、理念也從而奠定。對於蔣先生在此期間的各種言論及其行為，也當然近水樓台，相信比大多數國人更為清楚，而對蔣先生終身不渝堅持簡單、自由經濟原理的觀察也應八九不離十。準此，加上個人幾年來對自由經濟理念的體悟，不免對於黃春興教授等認為蔣先生有過重大思想轉折，實在不敢苟同。黃教授引經據典乍看很有道理，但進一步思考後就會發現他們所說的蔣先生這些思想轉折應屬手段層次，亦即雖抱持堅定自由經濟思想本質，但迫於現實，只能折衷採用漸進方式來實現理念。至於葉日崧所說的蔣先生接受中經院院長、董事長之職，就是受政府供養，就不是抱持自由經濟理念者，實在讓人不知所云。
綜觀蔣先生一生，不但對凱因斯有充滿野狐禪的比喻，對其有效需求理論、重消費輕儲蓄，更是大不以為然，這其實也是基本理念的最大分野。蔣先生回歸古典經濟學者重視長期成長，藉由市場機能的自由運作，使各項資源使用效率發揮到極致的簡單原理，也很自然呈現。其中，要市場機能靈活運作、交易順利進行，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功能就應堅持，在實際人生裏這應是最關鍵所在。蔣先生站在政府已然控制貨幣的現實上，盡全力維護流量、狹義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就是力求人類避免受貨幣這個精靈的役使，但獨木難撐巨廈，人類終究還是陷於貨幣干擾危機的泥淖裏，而通貨膨脹、泡沫經濟這些五鬼搬運、金蟬脫殼現象的孿生兄弟、姊妹，還是三不五時，且越來越頻繁地發生。這也讓我們不得不嚴肅反省經濟學的演化到底是進步或退步，而經濟學人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不恰當。分析至此，蔣先生的老師海耶克，也才進到蔣先生的世界，因為海耶克的諾貝爾獎受獎詞就顯現對此事大表憂心的文句，而海耶克本人也對貨幣始終有著最基本、最深入的研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市場經濟的順利進行，眾多參與交易的個人需具起碼基本倫理道德，至於做人的基本「信用」原則必須要有，否則交易成本就會提高，而人類將貨幣「誤用」，其實已可解釋成對信用的破壞，同時對市場裏自然長成的秩序也無法遵循，演變成「人造」規矩越來越多。不過，這些面向的分析都沒出現在蔣先生的文章裏，或許在蔣先生的心中，將所有的人都同等視為純真者，因為他自身就是如此本質的從一而終啊！此外，有關一般人普遍誤解的自由經濟世界裏不需政府，由而排斥政府這個組織一事，實在是極端誤解、且有栽贓之嫌。實際上，自由經濟的世界，很自然地演化並出現政府這個組織，而且是亟需政府擔當「做對事」、「將對的事做好」之角色，但遺憾的是，當前世界呈現的卻非如此，嚴重地說，已明顯出現政府該做的事不做或做得極差，不該做的諸種干預、管理情事卻做得起勁、過火，實在應做根本性思索、檢討。
附錄：邢慕寰院士1999年8月27日來函全文如下：
惠林吾兄：
許久不見，唯時在報紙讀到宏論，備見親切，亦足以快慰耳。我年老多病，所有活動概不參加，本年蔣先生逝世六周年，原應略有表示，其奈力不從心，尚請見諒。所示大文，十分得體，實為精闢之作，可喜可賀。其中提到我所譯凱因斯名言，或可自拙著《通俗經濟講話》找到，但我希望此段文字具有「中立」之意義。大作15頁「搏」字，似應改為「博」字。
至於黃春興與干學平兩教授最大貢獻，似在分析蔣先生政策觀念之階段性演進，我自問受其影響較少，尤其在一九五四年發表〈經濟較量與經濟政策〉後（蔣先生曾謬加獎飾，見陳慈玉、莫寄屏：《蔣碩傑先生訪問記錄》）。至於「五院士建言」，只有過來人才能了解，恕不能回答。
第五頁：邢慕寰認為「蔣碩傑所沒有說的還有可使生產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因而使戰時物資供應較為充裕」，明眼人當可看出「戰時」實為「戰後」之誤植，實際上，正與吳文所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產業遭盟軍摧毀殆盡」，另加許多原因，「戰後」亟宜使生產資源利用效率提高，以充裕物資供應。以上數點，尚請與黃、干二位教授溝通，至以為感。
邢慕寰 八月二十七日
未在邢先生生前徵求同意批露此函，邢先生地下有知，盼能諒解。
一、楔子
1993年10月23日離開塵世的蔣碩傑院士，迄今（1999年9月）已近六個年頭，六年雖已使一個新生命達到入學年齡，但在凡人一生歲月中，卻並不長。不過，在瞬息萬變的當前，在這六年中，年輕一代多已不識蔣先生這個人[1]，但「五鬼搬運」這個詞卻是現時媒體、輿論流行用語，而「自由經濟、尊重市場」也是各界人士無時或忘、常掛在嘴上的名詞。在台灣，這些名詞和主張，就是蔣碩傑提出、播種並奠定的。蔣先生「形體雖已遠去，但精神和主張卻長在」，可說應是很適當的比喻。
在這短暫六年中，無疑地，亞洲金融風暴是最重要事件，其衝擊甚至被認為與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相當。儘管該事件在肆虐世人兩年多之後已逐漸平息，然其源起雖被多方探索，而「投資過度、生產過剩」、「債務過多」、「金融亂象」等等都被提出，但「本質」或「最終根源」為何卻被嚴重忽視。我們甚至感受到「反自由化」聲音的提高分貝，而歌頌政府管制的言論也所在都有，尤其中共壓制人民幣幣值及嚴格外匯管制在此次風暴中似乎受到肯定。特別是，在風暴威力正發揮時，呼喚凱因斯，希望凱因斯還魂、再生且一度甚囂塵上，這樣子的情勢是否正是本末倒置？雖然可能永遠得不到共認的答案，但我們卻可經由一生反對、批判凱因斯的蔣碩傑，由其所抱持、終其一生始終如一的理念之回顧以及對應事實當中獲得啟示，並可尋獲明確答案呢！
二、入世的學者、濟世的學問
「經濟學是甚麼？」雖被認為是不得體的笨問法[2]，但其實已是非常世俗且常用的問法，一般人也都知道問的到底是甚麼。在俗世裏，經濟學被認為相對地艱難，尤其充滿抽像、難懂的數理表現方式，於是「與世隔絕」、「象牙塔之學」也時有所聞。就是在經濟專業領域裏，學者應將心力用在學術研究上，或應該走出學術殿堂來關心實務，將理論用於實際生活，也一直爭論不休。在蔣碩傑的眼裏，毋寧較認同後者，這在他1976年所撰〈劉大中、戢亞昭伉儷逝世周年之追憶〉一文中已清楚表明，而在他1983年為《中央日報》紀念發行兩萬號而出版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書所寫的序言又更充份顯示，而由〈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結晶〉題目即可見端倪。蔣先生強調「經濟學實在是關繫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科學」，他舉出兩個實施錯誤經濟政策致生民塗炭的實例：一為共黨中國實施馬列史毛經濟政策，致三十餘年的經濟一無成就，人民一窮二白。二為拉丁美洲自由世界諸國，儘管地廣人稀、物產豐富，因採取錯誤經濟政策，致人民窮困、成長停滯，唯有物價騰漲不已。
共產體制的計劃或統制經濟之錯誤實不必多言，舉蘇聯七十年的經驗已可供作明顯例子，而在1980年代共產世界骨牌式倒台並不約而同走上自由經濟之路，其實已足可說明一切[3]。倒是表面上實施私產的自由世界，到底實施甚麼錯誤的政策致民窮國困呢？蔣先生在1983年4月於墨西哥首都參加「世界經濟增長問題研討會」，所發表的〈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論文中已明白地指出「當時流行的凱因斯學派開發成長學說所導引的政策」，就是錯誤的政策，至於此政策為何錯誤，蔣先生如何破解它並說服1950年代後期台灣決策者放棄而採行自由化政策，留待下文詳談。就是有感於由經濟學理導引而出的經濟政策之影響重大，蔣先生乃對我國青年之優秀者願意學習經濟學的人並不踴躍，以及當時社會風氣瀰漫著「天份差的才去學經濟」感到啼笑皆非，也認為此乃我國好的經濟學家遠比其他科學家要少得多之因[4]。或許就因為如此，去修習經濟學的學子也比較不會慎思明辨，在凱因斯理論當道、教科書及教師大皆凱因斯學派學者的大環境下，腦子裏也就根深柢固地裝滿了凱因斯理論。由凱因斯理論風靡全球的事實觀之，或許各國都有同樣狀況吧！亦即天份較差者才去唸經濟學。
蔣先生還為此現象曾特地向國內大學執教的朋友請教原因，得到最重要的原因是：學經濟學的人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就業的機會都比較少，所以乖巧一點的學生都改學工商管理、會計、或電算機程式等就業較易之科目。蔣先生覺得這是「很可傷心」的事，因為一國青年只圖一己噉飯溫飽之便利，而放棄關繫國計民生之大學問的探討，豈不可歎！有意思的是，蔣先生雖認為此風可歎，但卻覺得未必真可惜，因為為謀生而放棄研究學問興趣的青年，未必是真有天才、能成大器的人物。不過，他為那些真有才能，且很有抱負，但自幼即受傳統「聰明的青年應該去學理工」的「薰陶」，因而根本瞧不起經濟學，以為經濟學不足供他們施展其才能，終而拋棄經濟學之青年深感惋惜，也為每年在大學聯考中成績優秀者從來不選讀經濟學的情況甚感不幸[5]。總之，蔣先生認為經濟學是一門非常入世的學問，由其形成的政策影響國計民生，若不幸實施錯誤政策，恐非「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就能形容的了，因而他期盼一流人才進此領域研讀。個人在此忍不住再引申：真正的一流人才應不只會好好研讀一門學問，更重要的應還能發現並摒除錯誤，尤其需具道德勇氣與良心，否則恐怕會濫用其聰明才智，甚至於故意利用錯誤理論所得到的政策來滿足私利，但卻種下戕害長期的整體生活環境惡果呢！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聯想，乃有感於蔣先生在1981年「蔣王（作榮）論戰」之際，在當年6月20日於《中國時報》發表的那篇〈貨幣理論與金融改革〉文章中，以「最後的幾句忠言」為標題之結語。這段話的全文是這樣的：「王教授頗以文筆之雄肆馳名於當代台灣。聽說已故的梁寒操先生曾經在報上讀了王教授的大作，大為激賞。立刻自動揮毫寫了一副對聯奉送王教授，其中有『辣手著文章』之類的讚語。我對於王教授的文章也同樣的欽佩，但是我不能不提出一句忠告：就是經濟學的文章，和其他科學性的文章一樣，不是光憑一雙手，不管它是『辣手』也好『妙手』也好，可以一揮而就的。它也需要用用腦筋將理論與事實搞清楚之後才可以動筆的。在一個銷售上百萬份的報紙上發表一篇政策性的文章，是要對全國國民與歷史有所交代的。
大約兩千年前漢朝有一儒生賈讓，他的文筆之佳妙至少不亞於王教授。他曾寫了一篇〈治河議〉，就文筆而論確是一篇值得傳誦至今的好文章。我自己在中學唸書時也曾誦讀過。可惜他對於水利學及黃河的水文資料都沒有研究清楚。因此他所建議的所謂上策，即『不與河爭尺寸之地』，將現有的河堤決開，讓黃河舒舒暢暢、從從容容的流入海去的策略，是不可行而有害的。他的文章愈寫得動聽，流傳得愈廣愈久，危害也愈大。我希望我們為報紙寫文章的人都能各自警惕，不要作當代的賈讓纔好。」
這段話不可謂不重，但也傳神地凸顯出蔣先生率直的一面，正如知他甚深的邢慕寰院士所言：「凡是了解蔣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使命感很高，責任心很重。因此他談起問題來，總是一板一眼，對任何人都不假以詞色。在他看來，朋友歸朋友，道理歸道理，分得清清楚楚。我親自看見他在賦稅改革會議上對好友劉大中先生嚴詞批評賦革的一些缺失，也親自看見他當著前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的面批評政府採行『指令式』的經濟政策。」[6]
因此，蔣先生會講這樣的重話，一定是意識到事態之嚴重，不得不如此，當然，這些話不是只適用於某一個人，連蔣先生本人都同樣適用，尤其影響力大的公眾人物更應以之深自警惕，相信蔣先生也有這樣的體認。那麼，蔣先生敢如此明說，乃對自己的主張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相對地，也深深憂慮錯誤政策一旦被決策者採用，所將引發的災難之大、對人民福祉之傷害將很深，可說語重心長。那麼，蔣先生為何對自己的主張如此有信心，而對王作榮先生的觀點擔心到這麼深的程度呢？他一定有過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吧?！果不其然，事情得回到1950年代。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責任編輯：朱穎
[1] 1999年5月15日在逢甲大學「1999經濟思想史與方法論研討會」，清華大學經濟學系黃春興教授感慨地說，當今年輕學子已不知蔣先生其人，言下不勝唏噓。而據輔大戴台馨教授表示，其在經濟思想史課程中則對大學部高年級生推介蔣先生著作，委實難得，但應屬特例吧？！
[2] 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轉述范納（J. Viner）曾說「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家們做的事務」，奈特（F. Knight）又開玩笑地加上「經濟學家們是那些以經濟學為業者」，以凸顯出此問法不妥當，若改以「經濟學是甚麼知識？」或「經濟學者的種種論述，想回答或回答了甚麼性質的問題？」較正經和得體，請見吳惠林、謝宗林（1997，頁5）。
[3] 關於蘇聯計劃經濟，1950年代曾有無數的書和論戰文章，由於其經濟增長曾有一段高檔時期，而且科技也極尖端，因而曾被高度肯定，連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其暢銷全球的《經濟學》教本，前幾版也歌頌過呢！有關蘇聯經濟增長的討論，較新的著作可參見克魯曼（P. Krugman）《全球經濟預言：克魯曼觀點》（1999，第十一章，頁199 – 224）。
[4] 蔣先生以他自己為例，其年青時就時常受到長輩或學長們的「誇獎」說：「你的天資還不壞，為甚麼不學理工？去學經濟學做甚麼？」而1940、50年代台灣的財經首長也大都是學理工的人，絕少有學經濟的。
[5] 十多年來這種現象在台灣社會似乎不但未曾改變，還更惡化呢！其中的道理頗值得深究。
[6]此段話引自邢慕寰〈解讀蔣碩傑先生打給我的最後一通電話—紀念蔣先生逝世二周年〉一文，載於《蔣碩傑先生悼念錄》，蔣碩傑先生文集（5），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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