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北京對經濟放緩沒有實際的解決方案

姚艾琳（Erin Yao，音譯）是一名30歲的圖書編輯，她想報名街舞課程和旅行，在中共當局實施COVID-19疫情限制的三年裏，她無法從事這些活動。

然而，限制取消之後，她並沒有像經濟學家們預期的去追求這些目標，反而比疫情期間節省了更多的工資。在大流行期間，她反而覺得自己必須花點錢，囤積一些基本必需品。

「我會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積蓄來治療意外的疾病。如果我失業了，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我是否有足夠的錢維持生計？」姚艾琳說。

路透社指出，姚小姐不願意消費，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後果。許多人認為，這種模式過度依賴對房地產、基礎設施和工業的投資，沒有讓消費者有更多的收入和購買力，家庭支出佔GDP的比重落後於大多數國家。

然而，儘管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為重新平衡經濟部門帶來了急迫性，但北京仍難以做出將經濟資源轉移到家庭的決定。因為提高家庭在國民收入（national income）中所佔的份額，意味著其它部份必須下降，可能是企業，特別是中國龐大的工業，或是政府部門。

Fathom Consulting的中國經濟學家Juan Orts說：「它們的下降將使經濟衰退不可避免。」

「我們認為這是當局不願付出的代價。」Juan Orts認為中國正在走向「日本化」，所謂的「日本化」，指的是1990年代開始日本因泡沫經濟破滅，經歷了經濟停滯的「失落的三十年」。

從理論上講，如果姚艾琳能找到一份月薪超過8,000元人民幣（約1,097美元）的工作，她就可能花更多的錢。據就業網站Glassdoor的數據，這還不到美國圖書編輯收入的五分之一。

但中國就業市場疲弱，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新高，超過21%。佔城市新增就業崗位80%的私營部門，仍未從對科技和其它行業的監管打擊中恢復過來。

當局雖承諾增加信貸，但企業最終還是受制於脆弱的國內需求。

想讓姚艾琳這樣的年輕人消費，另一個辦法是解決他們的不安全感。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北京應加強社會安全網。

在姚艾琳居住的北京，勞工若參加失業保險，且累計繳費時間1年以上，失業後可領取3到24個月、每月2,124元（人民幣，下同）左右的失業保險金。但這個金額，還不足以支付姚艾琳12平方米房間的租金。

她的父母住在中國農村，很快就會到退休年齡，之後每人每年可領取最多1,500元的微薄養老金。

姚艾琳每月要花300元給父親買藥，相當於上舞蹈課的費用。

「如果公共醫療保險能覆蓋老年人更多的開支，我會更有安全感。」姚艾琳說。

她補充說，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也讓她對生育卻步。

儘管在過去的一個月裏，中共當局宣布了數十項刺激消費的措施，包括汽車和家電補貼、延長餐館營業時間，以及促進旅遊和娛樂活動。

然而，姚艾琳沒有被說服，她更希望發放消費券。

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發放了消費券，但金額太小，在宏觀層面上並沒有明顯成效。

企業同樣對這些措施不感興趣。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Jens Eskelund說：「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真正促進需求的措施，這比支持供給方更為重要。」

45歲的王季柳（Wang Jiliu，音譯）在海南島經營一家餐飲企業，她說收入正在下降，部份原因是疫情發生後人們的收入沒有多大改善。

這反過來又影響了她自己的消費習慣。

「我也是這麼想的，我也會控制自己的購物慾望」，王季柳說，「過去，我們經常出去吃飯和旅遊，現在已經很少這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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