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除了美元會不會被取代或拋棄、人民幣能否國際化、有沒有其它貨幣會取代美元等爭議論題外，中共政府開始實施的所謂「數碼貨幣」也引起人們熱烈討論，而美國聯準會（Fed）何時發行「數碼貨幣」同樣引來關切。這些議題都以「貨幣」為中心。
雖然貨幣、金錢、金融等等名詞人人耳熟能詳，而且似乎都自認知道貨幣，也大都認為貨幣就是錢、是鈔票。不過，當問起「信用卡、金融卡是貨幣嗎？」的類似問題時可就感到茫然了！因此，「貨幣是甚麼？」好似經濟學幼稚園的問題，但進一層深思可就會意識到其不單純、不容易，甚至很可能永遠找不到令人滿意的「標準答案」，雖然汗牛充棟的經濟學教科書、貨幣銀行課本等都有貨幣金融的篇章，卻依然混沌未明呢！
為何有貨幣？
話說60年前的1963年，如今國際著名的華裔產權名家張五常教授，當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攻讀博士學位時，旁聽艾爾秦（Armen A.Alchian, 1914~2013）這位名師的課，學期開始第一堂課，艾爾秦一進教室就問：「甚麼是貨幣？」師生們（都是一群I.Q.頂高的人類）搞了三個星期，還是找不到完滿的答案，而艾爾秦在1977年2月雖發表了〈為甚麼有貨幣？〉（Why Money？）這篇論文，依然無法釋疑。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A. Hayek, 1899~1992）這位終其一生不斷致力於對社會主義、極權主義撻伐，並揭穿其荼毒人類的真實面目，以增進人類福祉的大儒，在1988年出版的《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這本最後一本書的第六章〈貨幣與貿易的神奇世界〉中，對貨幣或錢的描述讓我們嘆為觀止。
海耶克說，一般人對不懂的事物，往往因為猜忌而產生厭惡心理，對於貨幣就是如此，尤其因為貨幣是高等文明秩序中最為抽像的機制，這種厭惡心理也就更為強烈。交易和貿易倚賴貨幣，透過貨幣的媒介傳導，個別特定的交易行為，可以在最遙遠的地方，以最間接的方式，造成種種最為一般化、而且也最不容易理解的影響。人類的合作秩序若要延遠流長，就必須藉助於貨幣，但，貨幣也將使引導人群合作的種種機制，覆蓋在一層難以穿透的濃霧之中。
一旦以物易物被以貨幣為媒介的間接交易所取代，原本還可以理解的事物便消失不見了，而代之而起的種種抽像的人際互動過程，即使是最有洞察力的人，也無法全盤理解。就是因為如此，海耶克才說，貨幣，或者說我們平常所使用的「金錢」，是所有事物當中最難理解的東西。
人類對於金錢流露出既愛又恨的心理，金錢是自由最有力的寶貝，同時也是最為邪惡的壓迫工具。海耶克認為貨幣的運行，就像語言或道德那樣，是一種自化（自然演化）的秩序，而解釋這種秩序的理論，又是最不容易求得圓滿的。因此，貨幣專家們至今仍然對一些重大的問題爭論不休。有些這方面的專家甚至已經認命，不再追求圓滿，因為在他們看來，各種細節必然都無法被察覺，而整個秩序又是如此的複雜，以致於如果能夠抽像地說明貨幣秩序據以自化形成的種種原則，我們就應當感到心滿意足；這種抽像的原則性說明，儘管帶給我們很多重要的啟示，卻沒有辦法預測任何具體詳細的結果。
貨幣面對的道德挑戰
貨幣不僅讓專門學者感到苦惱，道德家們對於貨幣的猜忌也幾乎沒有一刻鬆懈。貨幣好比是萬能工具，誰掌有了它，誰就有力量，能夠以最不著痕跡的方式，實現或影響最多種類的目的。對於這個萬能的工具，海耶克舉出兩個讓道德家猜忌的理由。一是雖然一般人一看就明白許多別的財富項目被用來作了些甚麼事；但，我們通常無法分辨使用貨幣究竟給自己或別人帶來甚麼具體的影響。二是即使在某些情況下，貨幣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分辨出來，但貨幣雖然可以用來行善，也同樣可以用來為惡。因此，對於有錢人來說，金錢之功用在於其萬能；然而，對於道德家而言，正因為金錢萬能，所以金錢更不值得信任。而且，經由巧妙地運用貨幣，進而取得的巨大利益，看起來一如商業買賣，和體力付出無關，也看不出有甚麼其他的功德。
貨幣就是這樣讓貨幣專家們感到迷惑，同時也讓道德家們感到憤怒。這兩種人都因為發覺整個事態的發展，已經超出了我們能力觀照得到的範圍，以及因為我們已經不再能夠控制我們賴以生存的事態發展順序，而感到震驚。似乎一切都已經超出我們的掌控，難怪有人談起貨幣，往往措辭強烈，乃至誇張。事實上現在還有許多人，相信借錢取息和謀殺一樣壞。
貨幣制度就像道德、法律、語言，以及各種生物那樣，也是來自於自化的秩序，因此，也同樣受到變異與演化選擇過程的萃煉。然而，貨幣制度終究是在所有自化長成的結構當中，最不令人滿意的產物。海耶克曾舉例說，自從基本上含有自動調整機制的國際金本位制，在專家們的指導下，被由政府刻意操縱的「貨幣政策」取代之後，迄今已過了70多年；但，很少人敢說，在這段期間中，貨幣制度的運作有任何改進。事實上，根據人類過去的經驗，貨幣確實並不值得信任，但不是因為一般人所設想的那些理由而不值得信任。而是因為貨幣經歷過的演化選擇過程，比別種制度受到更多的干擾。由於受到政府壟斷貨幣，阻撓市場競爭進行各種試驗的影響，演化選擇機制在貨幣方面，未曾充份發揮作用。
政府壟斷貨幣並不適當
海耶克進一步說，在政府的照顧之下，貨幣制度已經發展到非常複雜的地步了。然而，在此一發展過程中，由於政府從中作梗，幾乎沒有市場試驗，也很少讓市場自由選擇可能適合它的制度。因此，我們到今天還不太清楚甚麼是好的貨幣，也不知道貨幣可以好到甚麼程度。
其實，政府對貨幣發展的干擾與壟斷，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幾乎在鑄幣開始被市場選作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時，政府的干擾就不斷地發生了。海耶克嚴厲地指責說，沒有貨幣，延遠的自由合作秩序，就無法運行，但，貨幣幾乎自始就遭到政府無恥的摧殘，以致它竟然變成延遠的人類合作秩序當中，干擾各種自動調適過程的主要亂源。除了少數幾個幸運的短暫時期，整個政府管理貨幣的歷史，簡直就是一部詐欺和朦騙的歷史。在這方面，海耶克已經證實，政府自己比任何在競爭的市場裏提供各種貨幣的私人機構，都來得更不道德。海耶克說過不少次，如果政府不再壟斷貨幣，則市場經濟的潛能也許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重讀海耶克對貨幣的剴切剖析，不禁對世人當前面臨的金融風暴和低薪、貧富懸殊極化打顫，各國政府控制貨幣的慾望不但一如以往，或許還變本加厲，而且國際「貨幣戰爭」更為熾熱。
總括來說，當今世界的問題，病灶都出在貨幣上。有人說，古往今來，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無非就是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這兩件事，其他都是這兩者的衍生物，如今就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
進入二十一新世紀之後，貧富懸殊惡化的速度加快，一%對抗九九%的極端對比也早已浮上枱面，而打著「公平正義」旗幟抗議的場面也是全球化的司空見慣。勞資對立、庶民對抗權貴的階級鬥爭更成為政客們在選舉時最好用、最有效的訴求，而期待強而有力的政府主持公道，利用政策工具來消弭這種現象，就是最標準的答案，尤其對低薪、買不起房的青壯年更具吸引力。不過，這可能是治絲益棻、甚至是通往地獄之路的「飲鴆止渴」做法，因為診斷錯誤、抓錯了藥，甚至是「請鬼拿葯單」。那麼，癥結究竟在哪呢？
已故的台灣中研院蔣碩傑院士在1980年代「蔣王論戰」時提出的「五鬼搬運」和「金蟬脫殼」就是「無形方式的搬錢（將升斗小民的錢搬到巨富手中）」之「竊盜行為」，而五鬼搬運和金蟬脫殼之所以得以成功且順利進行，「政府獨佔貨幣發行權」就是終極答案。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聯準會（Fed）和世界各國央行執行的「貨幣寬鬆（QE）政策」，堪稱是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財富大挪移。而「零利率（甚至是負利率）政策」以海量貨幣超發方式，大大地堆高金融資產價格，金融業的超高報酬率與企業苦心經營的慘澹收益相較判若雲泥，於是金融市場對企業資金產生「虹吸」效應。上市公司趁著超低利率大量舉債融資，在股市上大舉回購自家股票，推高股價，董事會、CEO和股東們皆大歡喜，金融機構普天同慶；不過，進行高風險，長期的技術投資動力不足，擴大生產、增加就業、提高工資則乏人問津。
《時代》和《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在2016年出版的《大掠奪》（Makers and Takers）這本書中就告訴我們，金融業掌控的權力大到不成比例，它代表七%的經濟產值，但拿走了大約二五%的企業獲利，而且只創造四%的工作，但它塑造政府官員、監管機構、行政總裁，甚至很多消費者的想法和心態的能力更為強大。2008年之後，行政部門的決策為金融業帶來龐大利潤，並造成房屋所有人、小公司、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損失。金融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阻力，而不是催化劑，因為它的成長使得企業和整個經濟社會都受到損害。
拉娜還告訴我們，以「蘋果」這家美國最大企業為首的大公司都偏向如何從「財務」工程，而不是從「傳統（生產） 」工程來賺錢，熱衷從事金融遊戲，已採取華爾街的思維，開始運作得像銀行，用大筆借來的現金，購買企業債券。蘋果回購股票和發放股利，已經成為稀鬆平常的事，這個策略讓公司的高階主管和最大股東變得更富有，但長期下來經常扼殺了創新的能量，也削減了創造就業的機會，並慢慢侵蝕了它的競爭地位。
「金融化」是經濟疾病
拉娜說，今天，在美國，是金融家在對企業發號施令，在金融市場創造財富已變成目的，而非把金融市場當成工具，以達成共享經濟繁榮的目的。金融思維已在美國企業根深柢固，即使最大和最有前景的公司也開始運作得像銀行。現在的美國企業只要搬動現金，就能比以前賺到更多錢，光是從單純的金融活動，是交易、對沖買賣、稅負優化和銷售金融服務，就能產生比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差不多五倍的收入。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只對其本身產生功用。這是一種經濟疾病，以「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這個名詞來稱呼，意味著華爾街和它的思維趨勢，不僅滲透到金融業，更已滲透到各行各業。這種非常重視短期又高風險的想法，在2008年幾乎翻覆了全球經濟，現在還拉大了貧富差距，阻礙了經濟增長。
「金融化」現象只在美國發生嗎？當然不是，它已成為另一種「全球化」。英國作家尼可拉斯･謝森（Nicholas Shaxson）在2018年出版的這本《金融詛咒》（The finance curse: How global finance is making us all poor）很直接明確用書名宣示，「金融化」不但是全球性，而且「全球金融化」已讓全人類都趨向貧窮，甚至已經成為「金融詛咒」了！
謝森告訴我們，1970年代正式浮上枱面的「金融化現象」，如今已緩慢、安靜地不知不覺影響了你我，它經由金融（financial）、保險（insurance）、房地產（real estate）這三大火紅產業，在規模與權力上的大幅擴張。同時，金融市場操作技巧、動機與思考模式進一步深入我們的經濟、社會、甚至文化之中。
半個世紀前，各界普遍相信經營企業的目標不只是賺錢，還要服務員工、社區與整體社會。過去幾十年來，進入金融化時代，企業宗旨縮小到只剩下儘可能為股東與企業主創造財富。複雜的企業結構實際上是金融結構，架在真實、具實質功能的工作之上，用創新又複雜的方式把錢向上層輸送。
「金融詛咒」蓄勢待發
在金融化時代，企業主與他們的顧問，還有整體金融業，已從為經濟體創造財富，轉向利用金融技巧從經濟體提取財富。當金融不再擔當傳統上服務社會並創造財富的角色，轉而從經濟體其他地方榨取財富，不但利潤更高，金融業也因而獲得龐大的政治權力、設定法令規章，甚至形塑整個社會以滿足自身需求。結果就是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擴大、市場缺乏效率、公共服務受創、貪腐更嚴重，其他經濟部門被掏空、民主和社會整體受害，「金融詛咒」就出現了。如今，世界上諸多國家都已深陷於「金融詛咒」之中而不自知，仍然為了創造大筆的財富與飄渺的國家競爭力而詛咒自身。
回顧歷史，18世紀工業革命引發的悲慘世界造就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9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吹起鬥爭資本家的號角，演變成窮人翻身的流血革命，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受到指責、撻伐，政府中央計劃、保護主義、管制和干預市場成為主流。
同樣的故事到20和21世紀連續上演，貧富懸殊極化，政府出面強力干預市場，指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譴責自由市場，期待政府馴服可惡的大資本家、大型企業，並以課稅方式懲罰可惡的剝削者，終而達成公平正義的社會。這實在是「請鬼拿葯單」，畢竟若無政府的縱容、保護、勾結，可惡的大奸商在自由市場競爭力量下是無法遂行壓榨、剝削的。近十年來，零利率或超低利率所導致的貨幣超發和貶值，才是全球普遍惡化的貧富差距元兇，它破壞了財富分配的公平契約，壓制了生產力發展，顛覆全球分工的紅利分享、瓦解了民主社會的基石。
在1930年代開始的所謂「凱因斯的政府創造有效需求時代」，貨幣超發的效率與當今相比是小兒科，而1970年代以來，貨幣超發飛躍、效率提高了百倍千倍，而一般民眾對極端複雜的現代金融體系，理解力也下降了成百上千倍，「政府獨佔貨幣」可能就是禍源。
海耶克早在1976年就寫出〈貨幣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長文，提出「貨幣非國家化」主張，要求貨幣發行市場自由化，也隱含中央銀行民營化。他的學生羅蘭·巴德（Roland Baader）也說：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不幸就是讓國家成為貨幣的獨家供應者。一向備受冷落、忽視、甚至敵視的「奧地利學派」學者的暮鼓晨鐘，應該讓它喧天價響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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