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4日,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評論文章中,點名批判了三個民國學者——胡適、錢穆、傅斯年。
被毛澤東點名批判的這三個人,都是慧眼識中共的大師級的學者。這裏,著重談一談傅斯年對中共的認識。
傅斯年,1896年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名門望族。其七世祖傅以漸是清朝開國後的第一位狀元,康熙皇帝的老師,曾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傅斯年少年聰慧,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曾經是五四運動時的著名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出洋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3年半後,轉赴德國柏林大學。
傅斯年在歐洲遊學6年半,沒得一張文憑,卻選修了實驗心理學、數學、物理、化學、醫學、邏輯學、比較語言學等許多學科,對西方的哲學、歷史、政治、文學亦廣泛涉獵,最後落腳到史學上。
1926年10月,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和史學系兩系主任。1928年,創建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
1949年,中共即將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前夕,中國許多著名知識份子選擇留在大陸,傅斯年卻毅然決然選擇隨國民政府遷居台灣,並受命於危難之際,擔任台灣大學校長。
親歷中共廣州暴動
1926年,傅斯年留學回國後的第一站是廣州。他親眼見證了1927年12月中共領導的「廣州暴動」的血腥和殘暴。
中共事先擬有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都在其中,一些文化人甚至被當街私刑打死,或拖到暴動總部槍決。傅斯年也在捕殺名單上,因有人通風報信,他逃到朋友家中,躲過一劫。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中,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
親歷中共廣州暴動,令傅斯年一生厭惡中共。
認清中共煽動仇恨與鬥爭
傅斯年曾用心研究過中共的理論。1938年10月,歷史語言研究所撤退到四川,史語所的學生張政烺陪傅斯年暫住宜昌等船,掃地時,發現傅斯年的枕頭下有馬克思的《資本論》。
1947年6月到1948年8月,傅斯年因嚴重高血壓赴美國治療,隨身攜帶多本共產主義書籍,在養病之餘,繼續研究這個正在席捲中國的思潮。
傅斯年指出:中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1)中國人恨西方人;(2)窮人恨富人;(3)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4)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5)低薪僱員恨高薪僱員;(6)無名者恨知名者;(7)農村人恨城市人;(8)子女恨父母。
而「階級鬥爭」不過是中共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託詞而已。
看一看百年中共歷史,特別是中共奪取政權74年的歷史,這些話全部都應驗。
毛澤東不過「宋江」之流
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些民主黨派希望國共和談,避免內戰,於1945年7月1日,硬拉無黨派知名人士傅斯年去了一趟延安。
因為當年毛澤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時,傅斯年正在北大讀書,是北大著名學生領袖,常到圖書館看書,和毛澤東相識。
1945年7月5日晚,毛澤東特邀傅斯年談了一個晚上。從延安回到重慶後,同行的其他人對中共印象都很好,唯獨傅斯年對毛澤東有極為獨特的觀感。
他曾跟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的趣味小說內容都相當熟稔,而毛澤東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
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澤東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層層、各地獻給毛的錦旗時,傅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
離開大陸前對中共的認識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總統。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國共和談中助他一臂之力。傅斯年對國共和談根本不抱任何希望。他回信說:
「共產黨之行為,實不足以理喻。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彼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
1、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
2、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中之先鋒隊。
3、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導和平,忍辱負重,至矣盡矣,受其侮辱亦無以復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見諒於國人矣。乃共產黨既如此,則和平運動恐須適可而止矣。蓋如文伯、力子、介侯諸先生之辦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結果:
1、江南各省份崩離析,給共產黨以擴張勢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減少痛苦。
2、合法政權既已大明,則權衡輕重,恐須即為下一步之準備,力子、文伯之談和平,毫無辦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產黨只受零星之降, 不受具體之降,不知張、邵、甘諸公作何解也?
3、大江以南之局勢,如不投降,尚有團結之望,(至少不是公開之紛爭),如走張邵路線,只有全部解體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權不斷氣,無論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將來未必絕無希望也。」
在上述信中,傅斯年提出的,中共好戰,絕不以人民為念,必將佔據江南,對多年掌兵符者必儘量摧毀,必走蘇俄路線,對待讀書人的態度,等等等等,已被隨後的歷史證明真實不虛。
臨終前夕再次透析共產黨
傅斯年臨終之前,寫過四篇反共抗俄的文章,分別是:《自由與平等》、《蘇聯究竟是甚麼國家?》、《我們為甚麼要反共?》及《共產黨的吸引力》。
在《自由與平等》一文中,他指出,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完全把「自由」抹殺,蘇聯的制度,「表面說是經濟平等,事實上恢復了中古的階級政權的不平等」。
他分析說:「馬克斯派提倡以無產階級專政,先是一個根本不平等。個人專政,是一個人有特殊的權能。寡頭專政,是少數幾個人有特殊權能。一個階級的專政更不得了,乃是這一個階級整個有特殊權能。一個人專政已經吃不消,但一個人同他所用的人,終究力量有限,人民還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個階級專政,那麼,到處都是專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絕對沒有了,而『平等』又何在?」
「再說,在共產主義這樣虛偽的號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組織力的,他那種組織,組織到極度,一切組織都成了特務組織,一切作風都成了特務作風」。
「舉凡共產主義國家中,資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盡了。總而言之,共產黨本是近代文明中變態心理的產物,蘇聯乃是一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
因此,為了中國及世界的文明傳統,保持人類的自尊,以及令人類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蘇共、中共拚命反抗。
蘇聯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東歐50年代的大清洗,中共60年代的文革大劫難,以及時至今日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高壓與欺騙,都充份證明了傅斯年的遠見卓識。
結語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灣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他的去世,讓胡適等民國學者悲痛不已。胡適稱讚他是「人間在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有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
「他這樣的人,無論在甚麼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
胡適對傅斯年的這些評價無疑很有道理。
但是,如果從更高的歷史視角看,傅斯年對中共的認識更是有過人之處,超越了當時留在中國大陸的最有名望、最有思想、最有成就的所有學者。
就此而言,傅斯年值得歷史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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