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在全球肆虐三年，至今沒有找到源頭。美國對病毒溯源的調查一直在進行，真相正在不斷被揭露。最新調查報告顯示，中共為了成為科技超級大國，傾注大量資金興建實驗室，但安全措施並沒有跟上。
近日，《華盛頓郵報》（以下簡稱《郵報》）的兩位資深調查記者喬比·沃里克（Joby Warrick）和大衛·威爾曼（David Willman）共同撰寫了題為「中共實驗室安全問題蘊含新的大流行危險」的報道，他們在文章中深入探討COVID-19疫情可能爆發的原因之一，即中共為了與歐美爭奪生物科技霸權，投入大量資金興建實驗室進行病毒研究，但安全設施與培訓沒有跟上，導致事故頻出。COVID-19大流行的源頭或許只是實驗室病毒洩漏事故的其中一起而已。因此，如果不解決中共實驗室的安全問題，另一場大流行病就難以預防。
蘭州事故一斑窺全豹？中共實驗室潛在隱患
實驗室的洩漏事故全球都有，但在西方國家，科學家們經過長年經驗的積累，有了一套完整的實驗室安全監控保護措施，以避免洩漏事故發生。但在中國並非如此。
《郵報》的文章特別提到了希臘傳染病專家喬治斯·帕帕斯（Georgios Pappas）調查的甘肅蘭州布魯氏菌洩漏事故。該事故發生在2019年7月下旬，蘭州生物藥廠在獸用布魯氏菌疫苗生產過程中使用了過期的消毒劑，使得大批細菌未被消毒劑殺死就通過廢氣排出，飄向附近的公寓樓和獸醫學校。
帕帕斯在《臨床傳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寫道：「廢氣中包含有名的易於霧化的病原體，然後藉著東南風擴散出去。」帕帕斯說，這次事故的結果「可能是傳染病史上最大的實驗室事故。」
但事故沒有被警告，生活在藥廠下風的人們沒有任何機會來保護自己。
在接下來的幾周中，附近獸醫學校的學生開始出現無法解釋的症狀：關節疼痛、發燒、異常疲勞，學校研究部的實驗室小鼠也開始生病，女性也分娩出死嬰等等。
實際上，根據甘肅省衛生部門的數據，在經過測試的近7萬人中，有一萬多人的血清呈陽性。但蘭州衛健委強調，這只是布魯氏菌抗體呈陽性，並非感染布魯氏菌病。帕帕斯說，事件發生三年後，有一萬多人受到洩漏影響的事實「在官方數據中找不到」，「好像這些患者從未存在」。
儘管規模範圍很大，但蘭州事故在全球媒體報道中幾乎銷聲匿跡。《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共官方的輿論鎮壓，因為中共官方將此事輕描淡寫，說只是一個不幸的小事故，不會導致人得病。
蘭州事件的來龍去脈為研究人員調查病毒起源提供了一個認知線索。《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認為，美國和國際科學家、議員對中共病毒事件的多次調查都聚焦到了中國實驗室事故的嚴重問題，暴露了過去使致命病原體洩漏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有可能再次出現，從而引發另一場流行病。
興建實驗室 中共野心讓科學家不顧安全賽跑
那麼，中國的實驗室為甚麼會出現事故頻發的嚴重問題呢？《郵報》文章認為，中共為了在生物科技方面赶超美國和西方國家，在沙士（SARS）之後就開始了在生物科技領域的重大擴展，為建造數十個實驗室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並鼓勵包括基因工程、實驗性疫苗和治療學領域的尖端研究。
《郵報》文章指出，生物科技領域的一個重要項目是中法合作建立中國第一個超安全實驗室（稱為生物安全4級或BSL-4設施），以處理最致命的病原體。該實驗室由武漢病毒研究所營運，於2018年全面運作。
根據獨立分析師的一項統計，此後，北京在哈爾濱和昆明迅速建立了至少兩個BSL-4實驗室，並宣布了數十個BSL-3的計劃，這是處理炭疽細菌等二線威脅的實驗室。中共的目的是確保中國34個省和自治區域的每個地區至少有一個等級實驗室，共計至少在全國建立120個等級實驗室。
然而，快速興建的實驗室並沒有完善的安全保護措施。
調查顯示，中共實驗室存在安全設備短缺、員工缺乏安全培訓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經過試驗的動物被非法出售；被污染的實驗室廢物被衝入下水道等等。專家們認為，這些問題因中共的官僚機制而加劇，因為中共的野心導致苛刻目標的設定，問題一出現就反射性地掩蓋，並阻止任何公眾了解缺陷。
麻省理工和哈佛布羅德研究所（MIT-Harvard University）的分子生物學家、2021年《病毒：新冠肺炎溯源》一書的合著者曾昱嘉（Alina Chan）表示：「中共政府不想承認錯誤，因為它可能會挑戰他們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的形象。當地的人們害怕承認錯誤，因為這可能會對他們產生非常可怕的後果。」
《郵報》文章表示，原911委員會執行董事菲利普·澤利科夫（Philip Zelikow）領導的一個專家小組有望揭開中共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努力。澤利科夫說，「極大的政治壓力和經濟壓力的環境」加劇了中國科學家的標準滯後問題，並導致他們在不安全條件下工作的問題。
他在給《郵報》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生物安全文化的實踐在掙扎著跟上生物技術野心的賽跑。」
COVID-19爆發前 武漢的實驗室發生了甚麼
實驗室安全是否是COVID-19爆發的一個因素尚不清楚。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情報界都繼續指出實驗室事故是大流行可能爆發的兩種方式之一。中共官員拒絕了實驗室洩漏的假設，但同時阻止對大流行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
《郵報》審查了國會研究人員、國務院官員和獨立調查員收集和翻譯的中共官方聲明和報告，這些報告表明，中國的實驗室在實施防止危險細菌和病毒溢出的安全標準時存在系統性的漏洞。
那麼，在武漢，在COVID-19爆發之前，那裏的實驗室情況如何呢？
2018年，美國科學家在訪問了武漢BLS-4實驗室後指出：「嚴重缺乏經過適當培訓的技術人員和調查人員，以便安全地經營該高風險等級實驗室。」
根據《郵報》調查的資料，儘管武漢BSL-4實驗室是根據法國設計建造的，但中共官員逐漸將法國合作夥伴拒之門外，並用當地未經在BSL-4條件下進行過測試的物資取代了一些昂貴的、具有安全功能的物資，這些包括密封材料、空間過濾系統和監視設備等。
BSL-4實驗室需要最高水平的保險性和安全性，因為研究人員的研究可能引起空氣傳播感染病原體而導致死亡，因為沒有藥物或疫苗。這些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必須穿著專門設計的防護裝備，並在離開之前進行安全淋浴。
另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一名中國檢查員在武漢大學訪問了一家安全研究機構後於2019年10月指出：「實驗室裏有很多碎片。」實驗室條件「擁擠而混亂」，「實驗和起居區……沒有分開」，以及「化學垃圾和家庭垃圾混合在一起」。武漢大學營運一個BSL-3實驗室，與武漢病毒所相去不遠。
還有文件顯示，中國科學家在2019年之前從蝙蝠和其它動物身上採集了2萬個病毒樣本，並對數百種進行了基因檢測。但科學家在充滿了成千上萬攜帶疾病的蝙蝠洞穴中工作，有時處理這些生物及其糞便，但他們不戴手套或不穿防護裝備以防止意外感染。
根據與武漢病毒所研究員合作的美國科學家的消息，他們回到實驗室，對身份不明的病毒的培養和測試都在BSL-2條件下進行，而不是在更嚴格的BSL-3條件下進行。
《華盛頓郵報》近日發表的社論中提到，在大流行前幾個月，武漢病毒研究所為了應對已知問題提交了大量生物安全設備和改進方案的專利採購通知。例如，2019年11月19日，緊急採購了一台「空氣焚化爐」，用於對離開實驗室高壓滅菌器後的廢氣進行滅菌處理，以銷毀傳染性生物材料。
4月17日，美國參議院衛生、教育、勞工和養老金委員會（HELP）高級成員、醫學博士羅杰·馬歇爾（Roger Marshall）發布了三百多頁、歷時兩年多的COVID-19溯源調查報告。參議員馬歇爾說在發布該報告時表示：「這份報告中的大量證據表明，追溯到2019年秋天，在中國武漢發生了兩次獨立的、無意的實驗室洩漏事件。大量證據支持COVID-19是一種實驗室製造和改造的病毒。」
馬歇爾同時指出：「這份報告還得出結論，中共在世界其它地方甚至還沒有意識到冠狀病毒存在的幾個月前，就對冠狀病毒做出了反應，但中共卻未能將正在發生的災難告知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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