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或『他們』的問題。」日本國家保障會議的一位高級官員說，「在大家眼裏，（共產）中國顯然就是『他們』，只要中國共產黨還在執政，他們很可能就不會成為我們中的一員。」
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簡稱「國安會」）成立快10年了，為日本重寫對華戰略發揮了關鍵作用。在不斷加強與美國、澳洲和英國的軍事合作的同時，日本越來越成為全球抗共聯盟中的重要成員。
前首相安倍於2013年創建國安會
2013年，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內閣提出創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相關法案。這是類似於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機制，在日本，國安會的首長稱為「議長」，由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擔任。
翌年2014年1月成立了協助國安會的事務局——國安會國家安全保障局（National Security Secretariat，NSS，簡稱「安保局」）。
在4月11日發布的採訪中，時任日本防衛省事務次官的黑江哲郎（Tetsuro Kuroe）向《日經》（Nikkei）新聞網站的記者森安健（Ken Moriyasu）回憶說，「首相辦公室要求我派遣最優秀的人員到國家安全保障局。我的一些同事擔心，如果我們派出去最能幹的人，我們的防衛省就要空無一人了，但我們還是這樣做了。」
國家安全保障局的首任局長是日本前外務省事務次官、內閣官房參事、安倍的長期外交政策顧問谷內正太郎（Shotaro Yachi）。谷內的繼任者是前日本內閣情報官北村滋（Shigeru Kitamura），北村在打擊經濟間諜方面經驗豐富，他在將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議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三任也即現任局長是秋葉剛男（Takeo Akiba），他是前外務省事務次官。
安保局的日常職責包括收集信息、審查情報，以及為擔任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成員的內閣大臣們準備政策決策。
為安保局工作的大約有110人，據稱都是來自外務省、防衛省、自衛隊以及經濟產業省的最聰明的官員。
至關重要的是，國安會成為日本實際上的國家安全決策機構，安保局的工作人員被授權制定新戰略，擺脫了日本在二戰後對地緣政治中立的迷戀。
「核心驅動力是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
在安保局成立之日擔任次長的高見澤將林（Nobushige Takamizawa）說，「隨著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成立，我們能夠在政府範圍內形成對國際和地區安全形勢的看法，包括面對中國帶來的嚴峻挑戰。這是革命性的，因為領導層之間共享敏感情報讓日本能夠對局勢有全面評估，並為日本與美國和志同道合的國家交換意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國安會是也在幾宗引發中日緊張關係升級的事件爆發之後成立的。2010年，北京停止了與東京的所有內閣級交流，原因是一艘中國「漁船」與一艘日本海岸警衛隊船隻在日本管轄的尖閣諸島（北京稱釣魚台，並宣稱有主權）附近發生碰撞。2012年，當日本將尖閣諸島國有化時，幾乎是在中共政府的煽動下，中國民眾中掀起了規模巨大的反日抗議，在部份城市演變成針對日企、日貨的打砸等。
「我們感受到了中國（中共）用武力改變現狀的強烈決心。中國（中共）也在加速其在南海的活動。我們估計中國（中共）將繼續走這條路，並與美國人分享了我們的關切，當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熱衷於與中國接觸。」高見澤回憶道。
國安會成立近10年來，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似乎變得更加清晰。要求匿名的安保局高級官員解釋其中的原因是：「多年來，日本人民以為通往和平的道路是保持中立。但越來越明顯的是，和平不會靠日本赤手空拳、自己承諾中立來建立。和平來自於正視地區力量的平衡，和創造威懾力。」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東亞國際關係副教授Adam Liff）最近在《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上寫道：「推動日本21世紀國家安全演變的力量總是比任何一個單獨的領導人都要強大得多。日本最新和最引人注目的21世紀國防政策轉變的核心驅動力是其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
國安會可直接與白宮溝通 加強了日美同盟
日本國安會的核心是「四大臣會議」——內閣總理大臣、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和防衛大臣每兩周舉行一次的會議。此外還有「九大臣會議」——除了四大臣以外，還有內閣副總理大臣、總務大臣、經產大臣、國土交通大臣、國家公安委員長參加會議；以及緊急大臣會議。
國安會的一位官員介紹說，國安會的創始人、已故的安倍首相「非常喜歡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討論，他喜歡經常召開會議」。
安保局前次長兼原信克（Nobukatsu Kanehara）表示，一個明顯的好處是，國安會的成立打開了日本與美國總統府白宮的直接溝通渠道。在那之前，日本防務省與美國五角大樓通話，外務省與美國國務院通話，但是日本沒有人能與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通話。
2019到2021年擔任安保局局長的北村滋曾表示，他確保在跨太平洋地區有定期的、多層次的溝通，他每兩周會與美國總統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通話一次，而在他之下，安保局的高級官員會與白宮印太協調員Kurt Campbell保持聯繫。
很顯然，日本國安會及其事務局安保局拉近了日本與美國距離。
北村滋說：「重要的是要正確把握白宮發生的事情，加強日美同盟。」
岸田文雄從「鴿派」變為「鷹派」
日本現首相岸田文雄從一開始被認為是相對溫和的「鴿派」，但他上任後的「鷹派」外交政策令華盛頓感到意外驚喜。2021年10月成為首相的岸田在2022年2月俄羅斯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後，迅速加入美國陣營，譴責俄羅斯並對其實施制裁。
岸田還發誓要將國防開支提高到此前不可想像的水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並決定在軍事上能夠獲得先發制人的反打擊能力。
今年1月，岸田先後與澳洲和英國簽署了雙邊《互惠准入協定》，允許日澳之間、日英之間可以在對方領土上部署軍隊。2月，岸田還與菲律賓簽署了《災難救助協議》，該協議規定了日菲兩國的武裝力量在災難救助行動中如何合作。這些雙邊協議與合作都是為了應對共產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日益擴張和「前所未有的戰略挑戰」。
3月21日，岸田突然訪問了烏克蘭，在基輔會見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並宣布為烏克蘭提供價值約5億美元的援助，同時還邀請澤連斯基通過影片參加5月份在日本召開的七國集團（G7）首腦峰會。
今年作為輪值主席國的日本將於5月19日到21日在廣島主持召開G7峰會，屆時岸田將主持討論如何捍衛自由、開放和穩定的國際秩序，以及如何打擊不遵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行為者。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如何消除許多國家認為的共產中國對較小、較弱和較貧窮國家的經濟脅迫。
岸田政府去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和兩份隨附的防衛文件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如何定義朋友和對手。中國和南韓與日本的關係都不是很好的，這兩個國家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該戰略將南韓描述為「在地緣政治背景和安全方面都是日本非常重要的鄰國」。
關於中國的描述就沒那麼樂觀了。「日本和中國都對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負有重要責任」，該戰略文件說，「日方將通過多層次溝通，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穩定的關係』，日方在其中表明立場，呼籲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日本國安會的一位高級官員解釋說：「這是『我們』或『他們』的問題。」不管日本人對南韓有甚麼個人感受，歸根結底，南韓是站在捍衛現有國際秩序一邊的，因此，南韓是「我們」中的一員。
「對中國就不能這樣說了。在大家眼裏，中國顯然就是『他們』」，這位官員說，「只要中國共產黨還在執政，『他們』很可能就不會成為『我們』中的一員。」
不過，這位官員也補充說，儘管越南也是共產黨政權，但是「越南站在保護當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一邊。這就是為甚麼日本政府認為越南等同於『我們』中的一員」。
國安會：要讓中共面對美日和其它國家的聯合威懾
在岸田首相3月突訪烏克蘭的那一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正在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高調會面。
習近平在與普京告別握手時說：「我們應該共同推動這百年未見之變局。保重！」
日本國安會認為，習近平的這種世界觀體現的是，長期以來，共產中國一直對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布雷頓森林」機構中的發言權與其不斷上升的國力不匹配表示失望。
安保局官員警告說，目前地區力量平衡的軌跡不利於美國及其盟國。就該地區的導彈數量而言，「據說中國有近2,000枚，美國有零枚」，這是美國前總統列根和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於1987年簽署的《中程導彈條約》的結果，當時美蘇兩國希望避免軍備競賽。
而沒有加入該條約的共產中國得以穩步發展並增加其導彈庫存。這些武器已準備好向試圖接近中國海岸的敵軍開火——這被稱為「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戰略。
安保局官員說：「導彈差距已經變得如此之大，以致於尚不清楚美國能否獨自重建力量平衡。因此，不能讓中國（中共）只面對美國的威懾，必須要讓中國面對美國、日本和其它國家的聯合威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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