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其黨史中,一再宣稱自己是抗日的主力,但大量的史料證實,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隊才是中國抗擊日本入侵者的主要力量。與之相反,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卻置國難而不顧,一味壯大自己搞分裂。其意圖借日本侵略中國之機消滅國民政府以取而代之的真實歷史也漸為人知。

《社會科學》2006年第一期的文章《莫斯科與延安關係的另一種記錄》一文中披露了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之間往來的一些歷史資料,這些歷史資料來自於《季米特洛夫日記》和《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這兩本書中,這些史料也進一步佐證了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無視國家危亡,不積極抗日,卻時時將抗日的蔣介石國民政府作為主要敵人的事實。

尤其是《季米特洛夫日記》,因其本人曾於1935年任共產國際總書記,直接負責中國事務,在中共與史太林之間擔任溝通協調工作的原因而具有較為重要的歷史價值,其中所記錄的中共與莫斯科之間的往來互動,都對正確解讀中共歷史有著非常重要的幫助。

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是全方位的

事實上,吸著蘇共奶水長大的中共一直都依靠莫斯科提供的經費維持,據《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記載,陳獨秀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他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寫著,中共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期間所花費的17,655元,來自共產國際的就有16,655元,自行募捐僅1,000元。

為了支持這個共產國際的遠東支部,莫斯科提供的經費源源不斷,就中共中央每月平均得款而言,1924年為3,000元,1925年3,300元,1926年不少於萬元,1927年不少於3萬元,1928年至1932年,每月預算更是在5萬元。而除了這筆經費,還有很多用於特別事件的「特別費」。

《季米特洛夫日記》(以下簡稱《日記》)也在1936年9月11日記錄了共產國際決定向中國紅軍提供1.5萬~2萬支步槍、8門火炮、10門迫擊炮和相當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的事實。為此,共產國際同意中共紅軍發動寧夏戰役,以便前往中蒙交界地區接運這批軍事物資。

《日記》記載,1936年9月20日,季米特洛夫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從財政上援助中共的書面報告。12月2日得到批准。蘇共將向中共紅軍提供1,166噸軍事物資,200.5萬盧布和5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同時派遣484名軍事技術人員進入新疆,包括駕駛員、技術員、指揮員等,準備幫助訓練進入新疆的紅軍西路軍人員。

1941年6月21日,德國對蘇聯發動戰爭,共產國際為此要求中共牽制住日本,防止其與德國對蘇聯採取夾擊行動。毛面對季米特洛夫的要求,提出了種種財政上的困難,季米特洛夫因此於7月2日向聯共領導人莫洛托夫等送交了要求向中共提供200萬美元援款的建議書。聯共(布)中央討論後,次日即批准馬上援助中國同志100萬美元。但因國民政府對蘇聯方面要求派飛機飛往延安一事未予答覆,季米特洛夫明確致信莫洛托夫提出:「由於使中國同志儘快獲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們相信有必要採取非法的方式用飛機通過蒙古發送運費。」

毛分裂國共合作的「十五萬精兵計劃」

1936年12月西安軍事政變之後,近於被消滅的中共得以生存了下來,正面抗日的國民黨政府軍力量在削弱,中共卻「利用敵後空虛全力發展」。至1940年春,據不公開的統計,中共「軍隊總數已經達到50萬之眾」,地盤也從陝北一隅擴至「陝北而山西而河北而山東」的華北大部份地區。

準備與蔣介石政府徹底決裂的毛早已制定了一個「集中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後方去的對國民政府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計劃。1940年11月4日他親自給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寫了一封長信,尋求共產國際的支持,「請求你們給以指示」,毛不僅準備以重兵攻入四川,而且還請求蘇聯出兵,幫助中共軍隊奪取蘭州和甘、涼、肅三州,以建立軍火走廊,為此求得蘇共方面的支持。

然而,蘇聯方面卻需要蔣介石把日本人拖在中國泥潭中,以保全蘇聯。《日記》中記錄,季米特洛夫經過史太林同意後,復電毛明確表示不同意此計劃,在與毛澤東往來的電報中,季米特洛夫最後強硬回覆:「我們認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該將破裂作為出發點。相反,應該依靠主張維護統一戰線的民眾,盡我們共產黨和軍隊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來避免內戰的擴大。請重新考慮一下目前您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毛並不贊同莫斯科的意見,但沒有蘇聯的支持,先發制人的「15萬精兵計劃」只能泡湯。毛無法實施這一計劃,但卻明令新四軍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北移」調遣實行拖延,曰:「可以拖延一個月至兩個月」,並批准了蘇北新四軍部發起曹甸戰役的戰鬥計劃。這一系列違抗國民政府軍事命令的行為終於導致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新四軍7,000餘人被殲,軍長葉挺被俘,政委項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被殺,蔣介石公開宣布新四軍為叛軍並撤銷了其番號。

對此,毛怪罪共產國際沒有同意他的「15萬精兵計劃」,他當即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報了這一情況,並自我斷定:不僅在皖南,包括在西北地區,國民黨也集中了數十萬軍隊,包圍了陝甘寧邊區,在江蘇、山東、安徽、湖北四省也在向中共的游擊隊展開大規模進攻。「他們正準備在全國範圍內搞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殺」,「我軍有被全殲的危險」。

得到這一消息,季米特洛夫大為震驚。他馬上電告莫洛托夫,要求他轉請史太林立即向蔣介石施壓。他還在18日親自致函史太林,指出:「為了避免這樣的內戰,在蘇聯方面採取的措施來影響蔣介石的同時,還應該在美國、英國和其它國家掀起相應的運動,這將對中國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輿論。」

1941年1月20日,季米特洛夫與莫洛托夫就這一事件進行了專門的談話,莫洛托夫提醒季米特洛夫不能只聽延安一面之詞,「為了討論和採取相應的措施,對已發生的事我們應獲得更確切的情報。」

次日,史太林會見了季米特洛夫,史太林講得更加直截了當:新四軍方面對此事件恐怕也同樣負有責任,有必要了解,葉挺「是否為此事件(的發生)提供了藉口」。

針對毛澤東堅持要在政治、軍事兩方面對蔣介石國民党進行報復,季米特洛夫在2月6日的電報中提出了批評:「我們認為,決裂並非不可避免。你們不應採取分裂的方針。正相反,在依靠主張保存抗日統一戰線的群眾的同時,共產黨應採取一切取決於它自己的行動,來避免決裂。請求你們重新審查自己的立場並告知你們的考慮和建議。」

莫斯科方面的態度,顯然讓毛非常不滿。他在黨內曾再三說:要打退蔣介石的進攻,就必須在政治和軍事兩方面都展開攻勢。「問題是遠方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三個月來幾經往復,尚未解決。」要採取報復措施,非有重武器和相關的技術人員不可,「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故目前我們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

中共假抗日真奪權

中共在中條山戰役中的態度就說明了他的假抗日。中條山戰役是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10萬日軍集結發動對20萬國民政府軍所駐中條山根據地的進攻,最終以國民政府軍完全陷落告終,前後30天左右。

面對日軍的精心準備和志在必奪的集結態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曾要求在臨近地區活動的八路軍主力採取牽制活動,以配合國民黨守軍作戰。身負中條山作戰指揮之責的衛立煌,也親自致電彭德懷,要求八路軍予以配合。

但中共方面卻在戰役開始後近兩周的時間內均未採取作戰行動,當時毛給彭德懷的指示是:「關於衛立煌要求配合作戰,請擬一部署計劃電告,此計劃中在太南太岳兩線者與戰事發生時雖不是猛打,但應準備施行之,在其它區域只做樣子,不應實施。」即日本軍隊從晉南發動進攻,延安卻指示彭德懷「我們主要配合區域應是晉東南與冀南,其它作為次要配合區域」。

對此,蘇聯軍事顧問崔可夫也多次專門找駐重慶的周恩來提出批評。而毛卻再度對彭德懷強調:「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絕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凶,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恩來電是轉給你作參考的,他電中反映國民黨及外國人的壓力,我們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望按此總方針調節我們的行動,在一部份地區打得大些,而在其它地區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

毛澤東只想如何壯大自己,消極對待與國民政府軍共同抗日,這一情況自然很快就反映到共產國際。對於毛就此做出的申訴,季米特洛夫答覆說:「我們從這裏難以提出任何軍事性的建議,但我們十分清楚的一點是:儘管存在許多困難,你們必須堅持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積極行動來反抗日本的進攻。中國人民民族戰爭今後的命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未來均取決於此。」

1942年6月16日,季米特洛夫給毛的電報中再度重申:「要求中國共產黨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蔣介石的關係,鞏固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

1944年2月29日,季米特洛夫在電報中要求毛澤東「告知在共產黨和蔣介石之間的相互關係中是否有某種較重大的變化,如果有,這些變化有何具體體現。能否就邊區的情況,你們軍隊和游擊隊反對日本人的行動和共產黨獲得的一些主要內容,每周或每十天給我們一份簡報?這在當前的複雜形勢下是非常有益的」。

據此,毛在3月23日發出第一份報告,「其中介紹了國共關係開始緩和的一些情況,中共中央準備派林伯渠前往重慶談判,以及他們正在利用外國記者渴望訪問中共的敵後根據地和美國總統想要派遣軍事代表長駐延安的機會,擴大影響等情況。」

在4月24日的報告中,毛聲稱「60萬日軍的58%,90萬偽軍的90%,都是中共抗擊的,中共控制的人口已經達到7,000萬,黨員已經發展到90萬,軍隊已達到47萬。」

對此,作為中共和莫斯科之間聯絡員,負責發報工作的弗拉基米洛夫等人在毛電報的後面加上了自己的評論,稱「毛澤東有些片面地和明顯不適當地評價了國共關係和他們所參加的這場對日戰爭。毛澤東電報的數字是從有傾向性地刻意為最近到延安來的外國記者團準備的材料中拿來的。事實上,特區(延安)領導層相信,蔣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敵人。」

僅僅在1943年裏「新四軍就對中央軍進行了724次戰鬥,結果擊斃擊傷8.181人,俘虜9,879人,奪取了34個據點以及8,622支步槍,507支霰彈槍和200挺機關鎗。」因此,日本在4月17日發動的針對河南地區的大規模進攻,明顯地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歡迎。「中共無意在這一地區幫助中央軍防禦日本人的進攻」。

果然,毛澤東在6月下旬的報告中,就報告了國民政府軍在河南慘敗的消息,並斷言:不僅國民政府地方派系的軍隊毫無戰鬥力,就是國民政府中央軍也是一觸即垮。河南、陝西和甘肅「及各省的民眾已經失去了對蔣介石的信任,急切地盼望著中共軍隊到那裏去,抵抗日本軍隊」。

毛還說,短短的一兩月時間,中共已經奪取了24座縣城,使它控制下的人口,從上次匯報的7,000萬人,進一步增長到8,600萬人。毛澤東更是眼睛都不眨地撒謊:「一方領導著進攻,發展了自己,壯大了自己;一方實行退卻,不斷縮小,結果被危機所戰勝。如果日本人繼續其進攻,這種區別將會變得更加顯著。」

在10月下旬的報告中,毛正式宣告說:國共兩黨的談判已「沒有希望了」。現在的形勢是,「中共的政治局勢發生了相當的變化,國民黨的權力已經被極大地削弱,而特區的影響卻有了可觀的增長」。「我軍人數已從47萬增加到了57萬,在我們根據地控制下的人口也由8,600萬增加到了9,000萬」。

我們已經「加緊開展對各大工業中心和日本人控制的主要交通線方面的工作」,並且「正在把我們的一些部隊和多數軍事、黨務和政治工作幹部調往河南、湖南和浙江」。「我黨的力量和聲望持續增長」,正在「產生一種有深遠意義的積極影響」。

結語

毛與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大力擴大領地,壯大中共軍隊力量,不遺餘力地將蔣介石政府視為頭號敵人,利用國民政府軍隊對日本入侵的正面抵抗,實現著國共兩方力量的此消彼長。然而,數次要求中共改善與蔣介石的關係,鞏固統一戰線的蘇聯和共產國際對國共雙方的關係是一個甚麼態度呢?

根據《日記》中記錄,史太林在接見被選派回國的王明、康生等人時說:「對於中國共產黨現在基本的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中國人怎樣打擊外部敵人——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當這一問題結束時,再提出怎樣互相打的問題!」

在共產黨最終奪取政權的目標上,無論是蘇共史太林還是中共的毛澤東都是一致的。但出於不同的立場,毛根本不考慮時值日本入侵的國難時期,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必欲借日本侵略者之手,消滅國民黨政府軍隊,從而壯大自己。而史太林卻害怕日本對蘇聯造成直接威脅,千方百計讓中國人特別是蔣介石把日本拖入中國泥潭,這就是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務必與蔣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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