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汪洋在中共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上作工作報告。這是他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公開場合最後一次發言。

汪洋在報告中稱，過去五年「極不平凡」，中國在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應以「兩個確立」、「兩個維護」，謹守中國共產黨與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云云。

與汪洋同時告別政壇的還有李克強。相比較而言，輿論最近對李的關注和議論明顯多於汪。這固然是因為李是總理，位置比汪洋更重要，也更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李在總理任上與習一直磕磕碰碰，時不時要戳下他的蹩腳，卸任前更是多次喊話，輿論感興趣的看點在他身上自然更多。而汪洋的政協主席只是個虛職，在這個位置上他與習近平也一直相安無事。

但其實，汪洋的官場命運很值的人們關注，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中共改革開放從興起到興盛直至衰落和結束的一個縮影。

雖然李汪都是團派，都主張改革開放，但李克強是從北大校門走出來的，畢業後直接就到團中央工作，因為受到胡錦濤的提拔和重用，後由京官外放當省官，最後又回到北京，進入中共最高層。他的仕途可以說走的是一條「上層路線」。

與李克強不同，汪洋沒上過大學，是從基層一步步幹上來的。

1979年，文革後青黃不接的中共大批提拔年輕幹部接班，時為基層官員的汪洋正巧搭上了這班快車。此後，藉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常有大膽構想的他，在體制內很快就打出了自己的名聲。

1982年，汪洋才26歲就當上了共青團安徽省宿縣地委副書記，28歲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33歲任安徽省銅陵市市長。

汪洋的早期仕途有一個十分鮮明的特點，就是敢闖，勇於改革——不是小改，是大刀闊斧的改。

1988年，33歲的汪洋擔任安徽銅陵市市長，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市長。在銅陵4年，汪洋率先「破三鐵」：打破「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對當地舊體制動刀。

1991年，汪洋在當地報紙發長文《醒來，銅陵！》，提示「歷史不允許我們躺在計劃經濟上酣睡了」，呼籲解放思想，破除姓「資」姓「社」的藩籬。汪洋銅陵的做法也引起了鄧小平的關注。《人民日報》也發文讚揚「銅陵改革」。

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途經安徽蚌埠，專門在迎賓館召見了汪洋。據說鄧對汪的改革勁頭十分欣賞，認為他是個人才。加上汪一副娃娃臉，鄧戲稱他為「娃娃市長」。次年，38歲的汪洋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副省長。據傳汪洋被鄧小平「託孤」於胡錦濤。汪洋的仕途從此進入快車道。

汪洋在仕途的每一站，似乎都有不合乎中共官場慣例的「出格」之舉。

他在重慶首開先例，讓讀者「到二版找汪洋」，改變媒體對領導獨佔頭版頭條的報道方式。他不封鎖媒體不「硬來」，和平解決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做法曾轟動一時。

主政廣東後，汪洋發起了新一輪的「解放思想」，他擺脫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提出推動產業和勞動力轉型的「騰籠換鳥」策略。

經濟轉型的同時，他還撤換了大批江派貪腐高官，先後查辦了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省紀委書記王華元、深圳市長許宗衡等，引起廣東官場大震動，令江澤民惱怒。

他倡導的「騰籠換鳥」的廣東模式和薄熙來「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針鋒相對，在當時胡溫的支持下壓制了薄的氣焰。最有名的汪薄之爭是「蛋糕論」，唱紅的薄熙來宣揚所謂均貧富的平分蛋糕，主張自由經濟的汪洋則號召先把蛋糕做大。

在對「烏坎事件」的處理上，汪洋不但避用暴力，還讓烏坎村民自選村領導，贏得了國內外媒體的普遍讚許。

汪洋還放寬了對非政府組織的限制，催生了一大批地方性的民間社團。他甚至還試點性推出觸動中共各級官吏敏感神經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格外令人矚目的是，汪洋在2012年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上做工作報告時居然說出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切實維護並發揮好人民群眾建設幸福廣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尊重人民首創，讓人民大膽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若此，便可增進社會幸福。」

這句「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經記者上網後迅速廣傳，不足一天，已被報道或轉發六萬多次。

中共建政後一直用「黨和政府給人民帶來幸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對人民進行宣傳洗腦，汪洋的言論一舉打破了當局的宣傳主旋律，等於公開扔了一顆驚爆彈，可以說之前還沒有任何一位中共高官有過類似言論，由此不難想見它對中共官場和整個社會的震動之大。

雖然汪洋和李克強時下通常都被看做黨內改革派，但按我的理解，汪在思想上其實比李走的更遠，他承襲的與其說是鄧小平的思想，不如說是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思想；與其說他是改革派，不如說是自由派更準確。

十八大前，汪洋一度被視為「入常」的熱門人選，但據傳因遭江派勢力狙擊，最後被張高麗取代，十八大後只升任了排名第三的副總理。

十八大是一個轉折點，不僅是中國社會的轉折點，也是汪洋個人命運的轉折點。

十八大後，習近平和中共明顯向左轉，延續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已經壽終正寢。這段時期，汪洋的官雖然比以前越做越大，由副總理而常委、政協主席，但無論是在副總理的位置上，還是在常委和政協主席的位置上，汪洋彷彿都變了一個人，那個思想敏銳，勇於改革的汪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毫無鋒芒循規蹈矩無所作為的汪洋，昔日的改革闖將如今完全成了習近平的辦事員和政治花瓶。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由昔日的改革闖將到今天的政治花瓶，不是因為汪洋變了，是因為時勢變了——中共已由昨天的自救不可逆轉的邁向了自毀。試想，在這種情勢下，汪洋這種銳意改革，甚至有志於對中共體制動手術的人，還可能再有可以施展自己身手的舞台嗎？為了自保他只能收起鋒芒，放低身段，甘當習近平的辦事員和政治花瓶，否則必定會被踢出局。胡耀邦趙紫陽就是先例。

有位評家說的好：「不知不覺中，汪洋在勾心鬥角的黨內鬥爭和僵化的極權體制面前已然自顧不暇，方向不明。他已經很長時間不敢有異聲。他曾經豪言要『殺出一條血路』通向的彼岸也漸行漸遠沒了蹤影。」

我曾經想，如果讓汪洋當中共總書記，他可能會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結果最終他不但沒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反而淪為了可悲的政治花瓶。

從改革闖將到政治花瓶，汪洋的命運沉浮再次證明，只要中共的體制不變，任何黨內的改革家、自由派下場都不會好，胡耀邦趙紫陽如此，李克強汪洋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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