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去年底爆發的白紙運動，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這是踩對了歷史的鼓點。當今的中共內部已經沒有80年代那種真正的改革派（右派），通過與改革派政治博弈的方式來達成民主轉型的歷史空間已經消失了三十多年了。
2022年11月底，一場席捲全球的抗議中共極端防疫政策和專制獨裁體制的白紙運動（也稱白紙革命）突然爆發，在中國大陸，最早在上海的抗議人群中發出了「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呼聲，這是六四以來，中國爆發的最大規模的群眾反抗運動。
白紙運動成為壓垮中共極端清零政策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民眾雪崩般的抗議聲浪和地方政府雪片般告急密件的壓力下，中南海當局在2022年12月初突然出台了防疫新十條，對三年來的封鎖措施緊急煞車，這也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因為群眾的大規模反抗而轉變政策。
白紙運動達成了抗議目標，又避免了中共大規模鎮壓引發的流血和社會撕裂，顯然是一次成功的民間反抗運動。有評論認為，白紙運動在一開始就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已經超越了六四。
但是在六四學潮與白紙運動之間，顯然存在著巨大差別，白紙運動是一場短暫而目標明確、方式簡單的反抗運動，而六四學潮則是一場劇情複雜、原本需要長期謀劃和精心運作的政治博弈。我們這裏講的政治博弈是指統治者和民間反抗力量之間通過彼此妥協，最終導致和平政治轉型的過程。
80年代是一個政治博弈的時代
通過政治博弈漸進式地將一個專制社會轉型為民主社會，避免大規模流血和社會動盪，顯然是所有民主革命者的最理想目標。在20世紀80年代共產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波蘭首開政治博弈的先河，也是最成功的一個國家。
如果從團結工會1980年獲得合法註冊成為獨立工會開始算起，波蘭民間反抗力量與當權者的政治博弈長達十年。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團結工會的代表與波蘭統一工人黨（共產黨）的代表舉行圓桌會議，最終達成舉行議會選舉的實質性協議。當年6月4日，波蘭舉行了第一次議會選舉，團結工會獲得大勝。為了保住這個選舉成果，避免1981年的流血事件重演，團結工會主席華里沙（Lech Walesa）說服自己的陣營選舉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為總統。1989年7月19日，波蘭議會兩院以微弱多數選舉雅魯澤爾斯基為總統。8月19日，雅魯澤爾斯基總統委託華里沙提出的總理候選人團結工會骨幹馬佐維耶茨基組閣。8月24日，波蘭眾議院授權馬佐維耶茨基負責組建蘇東共產集團的第一個非共產黨政府。9月12日，該政府獲議會批准，宣誓就職。1990年雅魯澤爾斯基宣布辭職，華里沙當選為波蘭第一任民選總統。
波蘭的團結工會和共產黨政權之間最終通過圓桌會議達成協議，打開了波蘭政治改革的通道，使波蘭成為第一個擺脫共產黨統治的東歐國家，也開啟了整個東歐和蘇聯共產陣營和平轉型的進程。
波蘭前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看，圓桌會議是自相矛盾的事件。一方面，它是由於軟弱引起的，黨弱、政府弱、團結工會弱、蘇聯弱。另一方面，它也是由於認為突破是可能的和圓桌會議可以進行的人們的力量所致。」
這段話中一個重要信息是黨弱，我們對黨弱的含義更多的可以理解為不是指共產黨沒有鎮壓的力量，而是指共產黨當時的統治者是改革派和開明派，當他們與來自民間的反對力量相互碰撞時，不會輕易使用強硬手段殘酷鎮壓，而是更傾向於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波蘭是這種情況，大部份東歐共產國家以及蘇聯當時也是這種情況。
也就是說，形成政治博弈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掌控軍隊的當權者必須是開明派，或者統治者內部，開明派至少佔了上風，這才具備了與民間反對派可能達成妥協的歷史空間。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蘇東集團的內部出現了這種政治環境，其實中國當時的政治環境也與蘇東集團差不多少。中國當時枱面上的領導人基本上是改革派和開明派人物，如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以及他們身邊的胡啟立、習仲勳、閻明復等人，在六四之前，這些改革派中共領導人與反對改革的中共保守派人物如陳雲、姚依林、李鵬、王震等人的博弈中，暫時佔據上風，中國當時初步具備了向前推進政治博弈的歷史空間。
除了當權者是開明派之外，來自民間的反對派領導人也必須具有妥協的勇氣和胸懷。1989年波蘭團結工會的代表們與當局舉行圓桌會議時，他們在工會內部也得面對被指責為投降派的質疑。波蘭《選舉日報》主編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指出，「圓桌會議妥協是可能的，因為雙方都有人冒著被其支持者指責為背叛的風險。」
上世紀80年代顯然是一個政治博弈的時代，由於反對派力量薄弱，通過暴力革命、武裝鬥爭來推翻共產政權的歷史空間並不存在，但是通過政治博弈，以四兩撥千斤的方法，卻可以達成意想不到的結果。團結工會在走入圓桌會議前，並沒有想過會達成實質性協議；而在圓桌會議成功後，在舉行全國議會選舉時，團結工會也沒有信心贏得選舉，他們認為自己最多只能獲得20個席位。但結果卻是團結工會大獲全勝，獲得了99%的參議院議席和眾議院實行自由選舉的全部議席。
團結工會在議會選舉的成功，拉開了蘇東巨變的序幕，東歐的共產政權猶如多米諾骨牌效應，相繼垮台，匈牙利、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直到兩年後的1991年12月26日，蘇聯宣布解體，歐洲的最後一塊也是最大的一塊共產政權多米諾骨牌轟然倒掉，至此，歐洲的共產政權一個不剩的全部解體。而這一切都始於1989年6月4日波蘭舉行的議會選舉。
在談到團結工會的歷史意義時，華里沙曾經表示，「如果沒有團結工會，就不會有東西德的統一，不會有東歐共產陣營的徹底解體。」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指出，團結工會和6月選舉促進了波蘭的變革，有助於分割歐洲的鐵幕倒塌。英國歷史學家提莫西．賈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認為，通過談判的革命是波蘭的獨特發現，在某種程度上這是1989年波蘭給予世界的禮物。
六四屠城 中國錯失政治博弈的歷史空間
遺憾的是，波蘭給予世界的這份禮物，對中國人而言，稍微晚了一點。當1989年6月4日，波蘭享受圓桌會議的成果，開始舉行第一次全國議會選舉時，比波蘭時間早七個小時的北京城內，中共軍隊剛剛完成了六四屠城。1989年6月4日，是蘇東共產國家通過政治博弈邁入和平轉型的開端，卻是中國在80年代剛剛萌生的政治博弈空間被徹底封死的日子。
80年代的中國，不但武力推翻中共的歷史條件是不存在的，就是像東歐那樣，通過政治博弈轉型為民主國家的歷史條件在中國也僅僅只是剛剛萌芽，這是一片需要由政治智慧和耐心來精心培育和呵護的歷史空間。波蘭的團結工會是通過10年的艱苦抗爭，才贏得了1989年圓桌會議的成功舉行，而在1989年的中國，政治博弈才剛剛展開，它的發展水平僅僅處於波蘭團結工會的起步階段。
在80年代，傳播民主思想的啟蒙運動剛剛在中國的大學校園裏出現，中國反對派力量還很弱小。86年時中國多數城市爆發了學潮，這可以算作是中國民間反對力量的萌芽，但是這些學潮中並沒有誕生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組織。中國直到1989年六四學潮期間，才形成有組織的反對派，包括北高聯、工自聯以及一些高校的學生自治組織，但是這些反對派組織在這場運動爆發期間才剛剛建立，並沒有運作經驗，在如何與中共政權展開有效的政治博弈，如何保證反抗運動長期穩步推進，以及如何保存實力避免滅頂之災方面，對他們而言，都是一張白紙。
六四學潮的命運轉折點是5月13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的絕食運動，此前學生和政府已經開始進行多番對話，雖然雙方仍然有很多分歧，但是街頭運動已經基本平息，大部份學生都已經回校復課。截至這個時候，這場學潮已經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中國人獲得了很多此前在共產黨統治下不曾有的自由和權利，如一定程度的自由結社、與中央政府的對話、罷課、遊行、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等等，這些權利和自由就是在三十多年後的中國人眼裏，都還是豔羨不已，都不敢想像，在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人曾經創出那麼多的自由，孕育著那麼多的希望。
如果這場學潮在5·13之前就這樣結束街頭抗議，回歸校園裏做長期的民主啟蒙和政治博弈，也就不會有後面的戒嚴令，更不會發生六四大屠殺，那麼，一個多月期間形成的這場全國性政治熱潮就會成為中國反對派的孵化室，中國將出現大大小小成型的反對派、政治寬鬆和言論自由的空間，從長遠來看，也會逐步擴大，中共高層改革派和開明派力量會繼續存在，中國在未來的歲月裏通過政治博弈達成和平轉型的前途將充滿無限希望。但是隨後到來的六四大屠殺，將這一切的希望統統抹去。在六四學潮中，學生領袖和這些反對派組織面對激進的群眾運動場面時，在關鍵時刻基本失去了對運動走向的把控，這是這場運動最終以血腥鎮壓收場，在反對派這一方中的重要原因。四通公司集團總裁萬潤南2019年5月份在接受法廣採訪時表達了對六四學潮沒有走向妥協的遺憾。他說，「當群眾運動起來的時候，一方面要有人推動，要有人熱情似火，猛踩油門，製造高潮。但另一方面，還需要有人冷靜，在關鍵的時候要踩煞車。如果光有人踩油門，沒有人踩煞車，最後一定是車毀人亡。」
四通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IT企業，萬潤南以他的個人影響力在5月21日到23日的三天裏，兩次召集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會商談，勸說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從街頭回到校園。萬潤南回憶說，「當時有兩次，一次是在四通，一次是在國際飯店，我們找了幾十所大學的學生頭頭協商，在會上，可以說他們都被說服了，但是他們一回到廣場就被更激進的情緒包圍了。」
在中共高層這一方，中共高層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在這場學潮中也展開了生死博弈，中共當時的總理李鵬是保守派在枱面的代表人物，保守派希望藉著這次學潮搞掉改革派主將趙紫陽，就像他們當年藉著86年學潮搞掉胡耀邦一樣。
李鵬在六四學潮走向血腥鎮壓的結局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壞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離間趙紫陽和鄧小平的關係，在鄧小平面前進讒言，引誘鄧小平對學潮採取強硬態度；二是在趙紫陽出訪北韓之後，李鵬主持的國務院趁機推出了4·26社論，將學潮定性為動亂，這成為學生與政府升級衝突的一個導火線；三是當5月23日在四通老總萬潤南的主導下，75所學校的學生代表就撤離天安門廣場達成一致，並簽署一份撤離宣言，準備在幾十家大報上同時發表之際，李鵬不允許報紙刊登這則重大消息，截斷了學生代表們通過輿論影響來把控廣場抗議活動的途徑，這也讓這些學生代表隨後失去了對整個抗議活動的領導力，使學生沒有及時撤離天安門廣場而引發了六四屠城。
我們再講講鄧小平，與保守派的李鵬、陳雲等人相比，鄧小平屬於改革派，他一手開創了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主力幹將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協助下，開創了中共統治下政治寬鬆、經濟自由的所謂黃金十年。在對待學潮的態度上，鄧小平不贊成中共各級領導放任當時的自由化思潮在高校蔓延，但是在沒有危及自身權力時，也不會採取暴力鎮壓的方式。
86年學潮爆發後，鄧小平批評胡耀邦「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黨內保守派的攻擊下，胡耀邦因此辭職下台，但是胡耀邦並沒有離開最高權力中心；86學潮的核心人物方勵之也只是受到開除黨籍和解除中科大副校長職務的處分，88年89年期間，方勵之在自由化思潮領域依然非常活躍，這與三十多年前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的待遇有天壤之別；此外，86學潮整體上並沒有受到當局的秋後算帳，這也為六四學潮的出現奠定了啟蒙的基礎。
從鄧小平對86學潮的態度上，可以觀察到，鄧小平對改革開放中知識界出現的這些自由化思潮的處理方式，用中共的話來解釋，依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沒有上升到敵我矛盾，需要動用專政暴力手段來剷除的地步，這也正是當時可以推進政治博弈的歷史空間。而在六四學潮的後期，學生的抗爭運動實際上突破了這個歷史空間的最大冗餘度，觸及了鄧小平的底線。
1989年的5月17日，由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起了《五一七宣言》，當天上午在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站播出，並發動知識份子簽名。這個宣言將矛頭直接對準鄧小平，要求打倒中國的這位獨裁者、「太上皇」，將學生的怒火從李鵬引向鄧小平，將學潮定性為在中國終結鄧小平獨裁體制的一場愛國民主運動，這就相當於把鄧小平逼到了死角，逼著鄧小平與李鵬站在了同一陣線。《五一七宣言》的矛頭相向，以及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和誓不退讓，讓這場運動中政治博弈（雙方的互相妥協退讓）的空間逐漸消亡，武力解決最終成為擺在鄧小平桌面上的終極選項。
六四學潮並不是以民主化目標而開啟的，最初是為悼念胡耀邦而發動的，在蘇東巨變還沒有到來之前，在中國民間大部份輿論還在支持共產黨的歷史背景下，在沒有任何來自中共高層或者軍方實力派人物支持的前提下，試圖依靠一場短期而又目標凌亂、組織渙散的廣場群眾運動，以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一舉打倒一位掌握實權和軍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並開啟民主化轉型，在當時顯然是不現實的。
六四大屠殺不但摧毀了中國剛剛出現的反對派組織和政治自由空間，也讓中共政壇的改革派力量全軍覆沒，鄧小平親自開創了改革開放，又親自毀掉了自己的成果。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鄧小平當然是歷史罪人，遇難學生當然是受害者。但是從理性的角度來衡量，其實當時一直都有很多機會，學生本可以不必成為受害者，鄧小平也可以避免成為六四屠夫。中共當局一直宣傳六四學潮是被甚麼背後黑手所利用，其實這句話本身沒有錯，只是這個背後黑手不是反對派組織，也不是甚麼外國勢力，而正是中共保守派，是李鵬、江澤民、陳雲、李先念等保守派利用六四學潮，綁架鄧小平一舉清除了體制內的改革派和民間反對派，以前所未有的血腥清場方式，復辟了政治上的極左路線（所謂極左路線，就是政治的絕對不寬容，對民間的反對聲音採取殘酷鎮壓），埋葬了80年代的黃金十年。
從政治博弈看改革開放
80年代的中國顯然不是一個革命的年代，而是一個政治博弈的年代，改革開放本身就是政治博弈的產物，是在中共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博弈中拉開序幕的，並在來自民間更多力量的參與下不斷前進，這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博弈系統。
中共保守派堅持左派路線，對改革開放持消極甚至否定的態度，希望對中國人加強意識形態的控制，在政治上不講寬鬆，而是要求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中共改革派則堅持右派的路線，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經濟上要求政府放開控制，讓經濟自由發展；在政治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但是給予人民一定的政治寬鬆，默許人們在一定的範圍內有言論自由和抗議活動。而由中國知識份子組成的反對派則要求改革開放從經濟、到政治、到文化全面展開，要求實現經濟自主、政治民主、文化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中國70年代末啟動的改革開放走向哪裏，實際上是由這三派力量在政治博弈中決定的。
在80年代的大部份時期，改革開放由中共改革派主導，在改革派的政治寬鬆政策下，到了80年代末期，民間反對派也開始參與進來，如果這兩派力量之間能夠展開長期的良性的政治博弈，那麼政治體制轉型的空間就會逐步打開，改革開放就會朝著民間反對派所希望的方向前進，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真正內涵，如果失去了這個內涵，堵死了這個發展前景，改革開放也就死亡了。而在六四鎮壓之前，中國改革開放的這個發展前景一直都是存在的，這也是中國人民支持改革開放的真正理由。
在80年代的中國，中共改革派對陣保守派稍佔上風，但是保守派力量根基龐大，隨時都可能抓住改革派的政策失誤進行反撲。86年學潮導致胡耀邦下台就是保守派的一次成功反撲，89年的六四屠殺則是保守派的徹底勝利、改革派的徹底失敗。
在六四學潮中，反對派最終將鄧小平這個改革派統帥作為打倒的目標，從政治博弈的角度來看，這顯然是最失敗的舉措，引發的後果就是鄧小平聯合保守派撲滅了民間反對派，趙紫陽以及他的重要幕僚全部下台，改革派力量全軍覆沒，江澤民成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保守派勢力全面復辟。
1992年初的南巡，是鄧小平為重啟改革開放而做的最後一次努力，鄧小平用軍權逼著江澤民承諾改革開放的政策不動搖。但是在中共保守派一統天下的後六四政治背景下，改革開放的真正內涵逐漸消亡，中國人民曾經希望的經濟自主、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的那個改革開放發展前景已經不復存在，江澤民主導下的改革開放只是徒具其表，最終成為江澤民實施腐敗治國，帶領中共保守派官員悶聲發大財、瓜分中國市場資源的經濟槓桿。
六四後極左路線全面回歸 政治博弈徹底消失
改革開放是由中共改革派開創的，其主要特徵是解放思想、政治寬鬆、經濟自由，民間反對派有一定的生存空間，為中國提供了政治博弈的歷史空間，使中國具有了和平轉型的前景。但是六四大屠殺以及隨後江澤民極左路線的全面回歸，扼殺了真正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的政治博弈空間徹底消失。
如果說六四大屠殺是保守派復辟極左路線的一次成功嘗試，那麼江澤民的統治則是極左路線的全面回歸，這種極左路線一直傳承到胡錦濤和習近平手中，再也沒有改變過。在中共統治下，判斷一個政策是右派還是左派，主要依據是看人民是否擁有一定的政治自由空間，右派執行的是政治寬鬆政策，左派執行的是政治壓迫政策，極左派則是進行局部的大屠殺，或者發動政治運動大規模的殺人。
在江澤民統治下，中國人民不但沒有任何政治自由的空間，甚至連做好人的自由都沒有。1999年7月，江澤民針對信仰「真、善、忍」的上億法輪功修煉者發動了最殘酷的鎮壓運動，相當於再次發動了一場文革。在江澤民「打死算自殺」的指示下，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實施了超過百種酷刑，以及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這超過了歷史上所有的邪惡形式。這場迫害已經持續23年，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至今仍未結束。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這三個後六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執行的都是極左路線，奉行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每年消耗天價的維穩費用於鎮壓中國民眾，中國人民的政治自由空間被無限制的壓縮，這和六四前80年代那種政治寬鬆環境有著天壤之別。
江澤民時代的極左路線與毛澤東時代的極左路線的區別在於，毛時代的經濟基礎是計劃經濟，而江時代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後六四時代唯一從鄧小平手中繼承下來的東西，但是這種市場經濟一旦失去了政治寬鬆和法治公平，失去了來自反對派的輿論監督和政治博弈，只能淪落為中共權貴瓜分國家和市場資源的經濟工具。江澤民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本質上並沒有區別，都是通過中共掌控社會和市場資源來收割韭菜，只是江時代不控制韭菜怎麼種，種多少，只控制怎麼割韭菜；而毛時代既要控制怎麼割，也要控制怎麼種，收割效率顯然不如江時代。
從江澤民開始，中國政壇上已經沒有真正的改革派，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這些人掌管的國務院，表面上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執行機構，實際上只是為極左派黨總書記管帳的財務機構，以管理和維護這個收割中國市場資源的特權壟斷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六四之後的三十多年裏，中國人重新陷入黑暗無望的歲月，在危機四伏的險境中，承受著精神上的摧殘、政治上的奴役、經濟上的壓榨，沒有信仰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更沒有集會和遊行示威的自由，中國人只剩下作為韭菜自己成長的「自由」至最終被收割。
2022年11月底爆發的「白紙運動」，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這是踩對了歷史的鼓點。當今的中共內部已經沒有80年代的那種真正的改革派（右派），通過與改革派政治博弈的方式來達成民主轉型的歷史空間已經消失了三十多年了。今天的中共在極左路線的控制下，已經變得越來越凶殘，高層的極左化結合基層的黑社會化，整個體制沒有保留一絲可以與民眾妥協的文明因素，它已經壞透爛透，唯有被徹底的拋棄。
——轉載自《新紀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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