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專欄內容改編自肯‧巴克（Ken Buck）的新書《（暫譯為）擠壓：大科技公司向言論自由開戰》（Crushed: Big Tech’s War on Free Speech）。該書1月17日面世。
以往，多數美國人可能從未想到過，（言論）審查會發生在我們的國家。人們以為中國、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北韓、伊朗和緬甸這些地方才有這種事；這些專制國家限制和監控言論的行為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美國夢」是個全世界都知道的詞兒，它代表著自由、公平競爭和致富機會。有類似的詞兒來形容專制國家嗎？我沒聽過有人嚮往「俄國夢」、「中國夢」、「沙特夢」。
「美國夢」是美妙、非凡的，但很不幸，它已經岌岌可危。「美國夢」遭遇威脅，特別是來自科技巨頭的威脅。美國人有理由擔憂，如果不做點兒甚麼，美國會走上俄羅斯、中共或沙特的道路。
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前夕，Facebook（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積極屏蔽《紐約郵報》有關祖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報道，以免（對拜登選情）有潛在殺傷力的內容進入公眾視野。該報道披露，亨特遺棄了一個手提電腦，裏面的電子郵件顯示他曾介紹父親和烏克蘭能源高官認識（老拜登否認了這個事兒）。對此，Facebook代表安迪‧斯通（Andy Stone）說，「我們在減少（《紐約郵報》報道）在平台上的傳播量。」推特審查得就更厲害了，該公司阻止用戶轉發該報道的連結，並且暫停《紐約郵報》帳戶兩個星期。
有趣的是，一年後，也就是大選結束、拜登入主白宮後，推特時任行政總裁（CEO）傑克‧多爾西（Jack Dorsey）承認，所謂的黑客攻擊行為並不存在，壓制《紐約時報》的聲音是個「錯誤」。
這是一個科技巨頭壓制可能改變2020年大選結果的信息的明顯例子。這些企業成了把門人，嚴格篩選哪些內容可以進入「新聞市場」。
同樣的，Google（Google）的搜索引擎也是個了不起的產品。但其獨有的重要性算法邏輯，本質上是排斥性的。有的結果出現在頁面頂部、很顯眼，有的則被排在很後面、被淹沒。雖然Google的掌權人堅稱其搜索引擎不帶政治偏見，但2018年的一份報告顯示，以「特朗普」（Trump）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時，出來的新聞絕大多數都來自中間偏左的媒體：第一頁有CNN、CBS、《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政客」（Politico）的兩個超連結，但沒有任何右傾網站的報道。
科技巨頭利用壟斷地位壓制觀點的事情越來越多，它們頻繁地針對保守派政治人物。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發現，Facebook一度封鎖了他的粉絲專頁，理由是「多次違反社群守則」；推特因為他質疑口罩的有效性而暫停了他的帳號；Google旗下的YouTube則移除了他的影片。保羅的同僚、共和黨參議員羅恩‧約翰遜（Ron Johnson）因對新冠病毒（COVID-19）治療問題發表評論，而被YouTube暫時屏蔽。共和黨參議員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因嘲諷《時代》雜誌把一位原本是男性的變性人評為「年度女性」，被暫停帳號兩周。
如果有人好奇科技巨頭的審查藝術是從哪裏學來的，只需要審視一下它們和中共的商業關係（就明白了）。儘管大科技公司高談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但它們在中國採行的卻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做法。
科技巨頭（對中國問題）含糊其辭到了甚麼程度，我在2020年7月有關反競爭行為的國會聽證會上最早領教到。我對其中的一段問答印象特別深刻：蘋果公司（Apple）行政總裁蒂姆‧庫克（Tim Cook）和Google行政總裁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竟然對我的簡單問題無法做出簡單的回答。
也許我的問題並不像我自以為的那麼簡單。我（在聽證會上）說，我將提出一項法案，要求美國企業證明其供應鏈不依賴強迫性勞動。然後我問到，「雖然我不指望你們深入了解該法案，但我確實想問所有四位證人一個只需回答『是』或『否』的簡單問題。今天，你們是否願意在這裏作出保證，即你們的公司沒有或永遠不會使用奴工來製造產品，或者不會允許使用奴工生產的產品在你們的平台上銷售？」
庫克回答說，「議員先生，我很願意和你一起討論立法問題。但我要明確指出，強迫勞動是令人憎惡的行為，蘋果公司不會容忍這種事。因此，我很願意參與你的辦公室的立法事宜。」
我只是想讓這位全球四大公司之一的領導人，在使用奴工的問題上給我一個「是」或「否」的答案。他不願意（直接）回答。我簡直不敢相信。
「謝謝你」，我回答說，然後問道，「皮查伊先生？」
皮查伊回答說，「議員先生，我和你一樣關注這個問題。我也覺得這種行為很可惡。很高興和你的辦公室接觸，並進一步討論這方面的事情。」
這個時候我有點心煩了。這真是含糊其辭的新境界！Google和蘋果不願否認使用奴工或承諾不使用奴工。我決定再試一次。
我說，「我實際上經常不願意和我的辦公室打交道。你們是否認可，使用奴工製造產品或在平台上銷售奴工製造的產品，是你們不會容忍的行為？」
皮查伊說，「我同意，議員先生。」
「庫克先生呢？」我問道。
庫克回答說，「我們不會容忍這種事。如果發現供應商有這樣的行為，我們會終止合作關係。」
他還是不按我的要求（回答）！而且他只在「如果發現」的情況下，才會同意。
真是可悲。
為甚麼庫克在做最起碼的承諾時，如此躲躲閃閃？我們大家誰會想和奴工沾上邊呢？說實話，我當時以為我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他們可以輕鬆地回答。
但對於蘋果CEO庫克來說，奴工是個棘手問題，因為該公司在中國陷得太深了。他在涉及中國的一些問題上（例如禁止言論自由）小心翼翼，生怕說錯話。在個人自由問題上，中共說得十分動聽，但對其而言，黨和政權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蘋果在中國採購和製造產品、把業務分包給了中國公司，並且在中國市場的（年）銷售額高達數百億美元，其CEO自然要謹言慎行了，特別是在奴工問題上。
這是因為，有關新疆「再教育營」的報道有據可查，庫克不會不知道。據《紐約時報》報道，中共關押了大約100萬維吾爾族人，甚至承認讓「被拘留者上生產線，是為他們著想（幫助他們擺脫貧困）。」
庫克和蘋果股東應該感到不安。該公司在涉及到中國問題時的表現有時候令人不齒。雖然蘋果的大咖「兄弟」亞馬遜（Amazon）和Google都曾向中共磕頭，但蘋果在關鍵時刻背叛民主理念，比前兩者的表現過火得多。
這個「關鍵時刻」出現在2018年12月，蘋果在中共的壓力下，背叛了香港的學生和民主抗議者，把「全港抗爭即時地圖」（HKmap.live）從其應用商店中下架了。這是一款手機應用程式（app），供人們在平台上發布警察鎮壓示威者的位置等現場消息，從而使民眾能夠在集會抗議的同時，避開警方的水炮傷害及抓捕行動。該app出現在蘋果應用商店後，引發中共喉舌媒體的狂轟亂炸。
庫克向僱員發出一封電子郵件，為下架這款app找理由。他聲稱，刪除該app的決定，是在收到當局提供的「可靠信息」後做出的，「該app被用於惡意活動，（有人）針對個別警察施暴，並在沒有警察在場的地方對個人和財產造成傷害。」
他沒有向外界分享這一「可靠信息」，也沒說是哪個「當局」提供的信息。HKmap.live設計者在推特發文，嚴詞否認該軟件煽動暴力，並稱蘋果此舉「顯然是壓制自由和人權的政治決定」。
就我所知，沒有媒體報道證實該app給當局帶來危險。同時，蘋果常常把「保護個人安全」掛在嘴上，但對於可能想用該app避開警方鎮壓的人士的安全卻不在意，這是不是很奇怪？
用「奇怪」來形容蘋果的表現可能並不確切，用「虛偽」或許更恰當些。
2020年8月，蘋果發布了一份（人權政策）聲明，題為「我們對人權的承諾」。其中，第一個小標題就是「以人為本」，這可不是我瞎編的。
聲明開篇是這麼說的，「我們承諾維護每個人的尊嚴，尊敬每個人；我們對人權的重視，始於此，但不止於此。」「我們相信，技術可以增強人們的力量，並且把全世界的人連結起來；而企業能夠且應該成為善的力量。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創新、努力工作及專注地為他人服務。」「這也意味著，依照我們的價值觀來行事。」
說得沒錯，我們就來談談這家全球估值最高公司的價值觀。
我們已經看到了，蘋果的「價值觀」並沒有阻止其在2018年刪除HKmap.live、背叛爭取民主的抗議者。
2021年，蘋果從其中國應用商店中刪除了橄欖樹公司的聖經應用程式（Olive Tree Bible App），以及古蘭經應用程式Quran Majeed，原因是中共官員認為這兩款app違反了中國有關託管非法宗教文本的法律。從這件事中，大家也看不到該公司「價值觀」的一點兒影子。
但是，不要追究蘋果的責任。千萬不要。他們在人權政策中是這樣開脫責任的，「我們必須遵守當地法律，有時候我們會碰到一些複雜的問題，在正確的前進方向方面，可能會和政府及其它利益相關者意見不一致。」
這固然是實情，但沒人要求庫克和蘋果在全球最專制的國家製造產品。中共政權已經明確表示，新聞自由和宗教自由對其構成威脅。
如果庫克或蘋果股東對自己和眾多美國公司一起、心甘情願地幫忙增強的中共價值觀有任何疑問，他們可以去找一下中共中央辦公廳在2013年發布的一份文件，其標題是「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該文件是上述機構當年發布的第九份文件，簡稱「9號文件」。
文件稱世界意識形態領域「情況複雜、鬥爭尖銳」，並闡述了中共對「錯誤思想傾向、觀點和活動」的立場。文件毫不掩飾地對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促進公民社會和新聞自由等理念進行了攻擊。根據中共的說法，新聞自由的最大問題在於，它會「破壞我們國家的原則，即媒體應該體現黨的精神」。
按照中共的說法，充當政府控制社會的工具，是新聞業的價值所在。蒂姆‧庫克，你在聽嗎？這樣的價值觀怎麼樣？
「9號文件」是份可怕的任務書，向外界闡釋了中共殘酷侵犯人權（的指導思想）。在中國，西藏不存在，不能提台灣，不能下載《聖經》，也不能閱讀有關天安門大屠殺的真相。以下是「9號文件」的終極行動號召：
「要加強文化戰線各種類型、各個層級的宣傳管理，完善和落實相關管理制度，絕對不能讓錯誤思想或觀點有傳播的機會或途徑……加強網絡輿論引導、淨化網絡輿論環境。改進和革新我們的管理策略和方法，合法、科學、有效地實現我們的目標。」
有人會說，庫克的公司每年在中國的銷售額高達數百億美元，他的「謹言慎行」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這就涉及到本書的一個核心問題：讓壟斷企業控制市場和言論，是否符合消費者的最佳利益？
只有當人們有選擇的自由時，商業市場和思想領域的運作才符合消費者的最佳利益。
在我為寫這本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這句話一次又一次地浮現在我的腦海中。而一個又一個的事例，讓大企業魅力失色。說實話，這些公司是很了不起的創新者，讓很多人致富，改善了員工和客戶的生活。
但是，儘管這些大企業做了那麼多好事，它們在尋求市場控制的過程中，進行了許多「自我優待」（self-preferencing）、操縱市場和反競爭的商業操作。打開這些企業的「意識形態引擎」，裏面像是有個真空吸塵器，吸走了任何尋求平衡、適當、公平和體面的意識。這就是「壟斷權力」這一「魔咒」帶來的結果，它導致（企業）只想滿足自己的慾望，市場被「拘禁」、失去了制衡機制。
（註：「自我優待」是指經營者通過自身的市場力量，對自己的產品或服務予以特殊優惠待遇，以提高自身市場地位，或阻止其他競爭對手進入市場或進行擴張。）
打著民主旗號玩弄權術的大科技公司，不只是蘋果一家。Google曾有一個在中國推出審查版搜索引擎的秘密計劃——「蜻蜓行動」（Operation Dragonfly），該公司是不是也很虛偽？
確實是。這家公司曾喊出「不要作惡」的口號，但卻和中共達成協議，把頂尖的搜索引擎引入中國，並封殺中共反感的一切事物。「蜻蜓」協議的條款規定，Google搜索要和中共的「防火長城」一致，排除所有被禁的主題和內容。而「防火長城」是中共建立的一個「緩衝區」，把中國和西方世界（從信息層面上）隔離。
這意味著，有關基本人權、新聞自由、民主，以及批評中國政策或領導人，或者提及天安門大屠殺的信息，都會被「蜻蜓」搜索引擎屏蔽，（中共當局）認為有問題或不可接受的內容將被壓制，中國用戶看到的只會是經過粉飾的內容。
更大的問題是，Google本來就是個數據搜集狂，在這種協議下，他們更是會去監控和識別搜索中共禁詞的用戶。活動人士和人權專家擔心，該搜索引擎會成為中共「老大哥」式監控的工具。
「蜻蜓」項目已經過了規劃階段。據自由派網站「攔截者」（The Intercept）報道，GoogleCEO皮查伊在2017年和一名中共政府高級官員會面後，該項目開始加速推進。該公司後來開發出兩款符合中共要求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名為「茅台」、「龍飛」。
幸運的是，「攔截者」報道的事實以及（其中提出的）對這個全球頭號數據公司和全球頭號監控國家結盟一事的擔憂，引發了各界對Google的不滿。一年後，也就是2019年，Google高管卡蘭‧巴蒂亞（Karan Bhatia）向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公布了讓人欣慰的消息，「我們已經終止了蜻蜓項目」。
有趣的是，Google和中共合作，卻拒絕和美國國防部（DOD）續簽合同、推進Maven項目。該項目旨在利用人工智能（AI）來解析影片圖像。很明顯，Google熱愛和平的程序員擔心其工作被用於開發先進武器或進行無人機襲擊。因此，4,000名員工簽署了請願書，要求Google制定「明確的政策，保證Google或其承包商永遠不會開發『戰爭技術』」。
從程序員對「蜻蜓」默不作聲但卻抗拒Maven這個情況來看，Google員工的思維似乎是錯亂的，認為中共的監控行為好，美國保障軍事安全的做法不好。
但也許這種態度也是有道理的。中國是個監控國家，當局通過收集公民的數據來控制人。Google也是做著非常類似的事情：大量收集公民的數據，以便讓他們點擊汽車（廣告）、關注某個候選人，或者其它某人在推銷的事物。
和蘋果一樣，Google也有人權政策。該文件第二段開頭說，「不管我們做甚麼，推出新產品也好，在全球擴展業務也好，我們都以國際公認的人權標準為指導思想。」
該公司怎麼可以一邊喊著人權，一邊為中共開發限制性的搜索引擎呢？在「攔截者」吹響哨子後，該公司才開始堅持價值觀，其表現之拙劣令人髮指。此外，該公司在眾多工程師威脅要辭職後，才開始重視國防部的事情。該公司重視開放性，使所有數據可供自由抓取、編入索引和分享，但如果有人想把其收集的數據交給另一個搜索引擎或廣告交易平台呢？呃，這就有點問題了。
老實說，股價才是Google、蘋果和其它大企業最看重的價值。而驅動（股價上漲），就要防止挑戰其產品價格體系的競爭者出現。這意味著，對這些企業來說，控制思想領域變得前所未有的緊要；壟斷一個市場，意味著你可以控制該市場的理念。因此，你可以控制對你自己價值觀的理解方式。這樣子，壟斷能力就會像滾雪球一樣增強，從而獲得更大的權力。
清醒的人會把監控網絡空間並過濾消息的大科技壟斷企業，和中共這樣無視基本人權的極權專政想比擬。但這種相似性很刺眼。在大科技公司的壟斷決定我們可以看甚麼、說甚麼的情況下，消費者既沒有能力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也沒辦法選擇市面上不同的觀點。因此，確保人們在信息交流中不受科技巨頭審查，是保證美國「思想市場」開放的關鍵。#
作者簡介：
肯尼斯‧羅伯特‧巴克（Kenneth Robert Buck）是一名律師和政治家。他是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代表科羅拉多州第四國會選區。2019年3月30日～至2021年3月27日，巴克擔任科羅拉多州共和黨主席，曾擔任過科羅拉多州韋爾德縣（Weld County）地區檢察官。巴克在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和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任職。他是《自由之都》（Capitol of Freedom）、《抽乾沼澤》（Drain the Swamp）等書的作者，最近還寫了《（暫譯為）擠壓：大科技公司向言論自由開戰》（Crushed: Big Tech’s War on Free Speech）。
原文：Big Tech Adopts Communist China’s Tactics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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