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零到躺平,中共的防疫政策不是由公眾福祉主導,而是由政治主導,實際上其防疫措施並不是針對病毒,而是通過封鎖民眾來防止病毒的傳播。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妖魔化國外疫情,拒絕接受香港等地的防疫經驗,拒絕接受國外有效疫苗和藥物,造成疫情海嘯和民眾大量死亡,一向不關心政治的中國民眾開始質疑中共,中共政權面臨著建政七十多年來最大的信任危機。學者表示,中共已經把自己的信譽「清零」。
中共防疫真相:防人不防毒
有種說法是,2019年—2022年是一年,其實1949年—2022年也是一年。中共當局對病毒的處理方式,與幾十年前的並無二致,實際上其防疫措施並不是針對病毒,而是通過封鎖民眾來防止病毒的傳播。
在過去三年裏,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被封鎖過,一些城市如鄭州、西安還曾被反覆封鎖,一些被認為是「密接」的人群,還遭到就地封鎖。
「這三年是踐踏法制、侵犯公民權利的三年,是摧殘民生、打爛民營經濟的三年。面對Omicron病毒給世界的時間窗口,我們頑固地堅持政治防疫,動態清零,貽誤戰機。中國人民將面臨從全民零感染,到病毒火山大爆發的尷尬局面。」有網民總結道。
去年3月份,Omicron病毒在中國出現首次指數型爆發時,以前社會動員式防疫措施開始失靈。一些專家根據香港的經驗認為,Omicron病毒讓清零政策不可持續,正好是一個「與病毒共存」難得的機遇期與窗口期,可以為民眾提供更好的疫苗和口服藥物、分級診療等,為下一步開放做準備。
但去年10月份中共要召開二十大,習近平最重要的目標是確保能夠連任,作為其政治遺產的「清零」政策成為討論禁區,國外防疫經驗也被視為對立的防疫模式,需要「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中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
在政治防疫之下,幾乎所有的資源繼續被用在封城、核酸檢測、建方艙上,但這些封鎖民眾的措施,未能擋下病毒。
有網民在2022年年終總結中寫道,「今年收入可觀,除了贈送三針疫苗,還有200次免費核酸,年終還分到一隻羊(陽)。」
打了三針疫苗、做了200次「免費」核酸,為甚麼最終還是「陽」了?答案可能只有一個,那就是清零並不是科學的防疫模式,更大程度上是一場政治表演秀。
一篇流傳甚廣的網文「十問中央決策者」寫道:「中國的抗疫政策是依據醫療科學,還是根據政治需要?強調各級黨委、政府必須把清零作為政治任務完成,怎麼解釋?」
網民問道,「做核酸浪費掉的那幾萬億,可以增加多少台呼吸機?可以增建多少家設備齊全的簡易醫院?可以增加多少醫護人員?」
旅澳歷史學家李元華對大紀元表示,「中共疫情政策,並不是從真正的疫情角度出發,也並不是聽取醫學專家的建議,所有的政策,它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去制定。那些真正從實際出發,提出質疑的就會被打壓。所以從過去的清零到後來的突然躺平,其實都是中共自己的政治需求。」
「現在老百姓都在保命」
《經濟學人》建立了一個模型,根據對人們感染、患病、康復或死亡比率的估計,發現在中共採用「應陽盡陽」的放任策略下,預測將有150萬中國人死亡。
最壞的一種情況是,大約96%的中國人口將在未來三個月內感染病毒,60歲以上的人將佔死亡人數的90%。
但如果90%的中國人口注射了疫苗,有足夠的抗病毒藥物,來治療60歲或以上人的90%的病例。或者戴口罩和待在家裏「拉平曲線」,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分散病例,緩解醫院的壓力,死亡人數將會下降。
李元華表示,「大多數人其實在這過程中已經對中共不信任了,中共政府標榜的所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美國要提供疫苗,德國要免費提供疫苗,它就不會斷然拒絕。而現在老百姓不單沒有高質量有效的(國外)疫苗,還沒有(國外)高質量抗病毒藥物,進口藥物只配給那些高官和有特權的人去享用,而普通老百姓就沒人管。」
上海王先生告訴大紀元,「現在老百姓都在保命,能不出去就不出去。現在上海好像高峰(染疫)2000多萬吧,我周圍的人都陽了,幾乎全軍覆沒。老百姓有甚麼辦法的?很多人都說沒辦法,都在為自己保命。」
「火葬場已經爆滿,自己照顧自己吧,那怎麼辦呢?幾乎都得(陽)了一遍。現在是陰性少,沒陽的人少。」
「把老百姓關在家裏三年,買高價物品,現在突然之間不管了,躺平了,它(中共)現在甚麼都不管了,不是無賴嗎?你說這個政府還要搞甚麼啊?我看只有他(習)一個人滿意,其他人都不滿意。」
北京的劉先生對大紀元表示,「你(中共)不管,還推卸責任,實際上還是它的法定責任。買個燒餅都扣稅給你國家,對吧?我們所有的消費,你都抽了頭了,你抽頭的合理性在哪兒?你抽頭,你就得管。」
「這三年把老百姓弄窮了,很多人為甚麼連希望都弄沒了?有的人真的一點希望都沒有,生活的勇氣都沒有。」
「這三年我們是親眼所見,那些小買賣都賠了。我閨女在私企上班,老闆還不錯,沒敢開除她,每月發1000塊,在北京1000塊錢怎麼過?我女婿也是在私人企業,不在國企,一個月光房租就好多錢,還有這個費用、那個費用。我閨女的老闆更慘,好幾百萬,現在賠了,他給你一個月開1000塊錢就不錯了。」劉先生氣憤地說。
去年8月來美的陳先生對大紀元表示,「這個政權自從建立以來就毫無信譽,根本不值得信任。中共一直說西方國家對疫情的態度是躺平,其實三年來中共才是真正的躺平。第一,既不投入資金研發可靠的疫苗,又不進口歐美效果好的疫苗。其次也不投入資金研發藥物。最後也不增加呼吸機等醫療設備,而是靠粗暴的隔離和方艙外加核酸斂財。經濟衰退迫使其開放,結果就是這樣以硬著陸的方式,以短時間內大量死亡和重症為代價換取群體免疫。」
中共當局「清零」自己的信譽
儘管國外很多研究機構預測,在冬季病毒潮中,中共躺平政策將導致數百萬人死亡,但中共政府從2019年疫情爆發至今只報道了5200多個染疫死亡病例。
有網民評論說,「這次放開雖然沒準備布洛芬、呼吸機、血氧儀、ICU,但肯定是提前準備好了一個善後工作:下令醫院統統不許說是死於新冠,總是未雨綢繆把責任摘得乾乾淨淨。」
陳先生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歷來都是說著甜言蜜語,做最惡毒的事。疫情本身和中共封鎖清零帶來的災難,這種所謂的保護,只不過是借保護老百姓生命安全之名,為中共或者說習近平一個人服務的。」
中共防疫躺平後,中共官媒和專家們迅速變臉,中共「權威」專家鍾南山稱,感染Omicron並不可怕,現在一些所謂新冠後遺症主要是因為精神心理影響導致的,「我們不能叫它後遺症」。
去年7月份《人民日報》還在說,「新冠肺炎後遺症將成為美國公共衛生隱憂」,但到了12月1日《人民日報》說,「目前無證據表明新冠有後遺症」。
去年11月29日新華社說,「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沒有一個冬天不可逾越。」到了12月22日新華社又說,新冠病毒變異株毒性持續下降的窗口期,越過這個寒冬,我們將迎來又一個春天。
「在中國,事實與政治糾纏在一起。」中國媒體項目(China Media Project)的聯合主任大衛‧班杜爾斯基(David Bandurski)對彭博社說,「當政治改變時,對事實的理解也會改變。」
前英國外交官約翰‧多布森(John Dobson)在《衛報》上寫道:「中國(中共)清零政策是一個沒有先例的社會和經濟實驗。清零政策怎麼可能前一分鐘是正確的,後一分鐘又是錯誤的呢?一瞬間COVID病毒不再成為嚴厲封鎖、剝奪民眾生計和自由的理由。現在中國人民必須相信,COVID病毒並不比普通的感冒更糟糕,而且傳統中醫再次有效,習近平是否認為中國公民都是白痴?」
李元華對大紀元表示,「中國人對疫情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這方面的知識中共從來沒有給過。之前中共把疫情妖魔化,而現在躺平的時候,又開始宣傳病毒比感冒還輕,造成了很多人不知所措。在這個過程中,其實中共也把自己的信譽清零了,大家越來越多地認清中共對老百姓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有網民說,「現在的網民都學聰明了,一看到新聞,就直奔評論區去找真相去了。只要是關閉評論功能的,直接判定:假的。」
上海王先生告訴大紀元,「就是沒信用了!上當一次沒甚麼,上當二次,就是個傻子,上當三次已無藥可救了吧,就這種情況。已經上了一次當,你再上第二次當嗎?你是傻子嘞,再上三次當,你無藥可救了,對吧?」
一個網絡帖子說,「信任危機應該是(中共)統治者七十多年來面臨的最大危機,瘋狂的清零運動和突然躺平導致病毒感染所引起的高死亡率,連長期被洗腦的烏合之眾,歷經病痛折磨也會有所醒悟,上到對大政方針以及親自指揮的信心動搖,下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提防猜疑,特別是病毒氾濫屍橫遍地,而政府和官媒刻意隱瞞,信任危機終將全面爆發。」
漢學家、軍事戰略家本‧勞森(Ben Lowsen)表示,「這種破壞性將在中國公民心中,造成持久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挑戰習近平的執政能力。對世界來說,這種失敗帶來了新一波COVID-19的威脅。」
勞森說,當這場悲劇的嚴重性加大,人們對中共領導人罪責認識加深時,就更有可能發生政權更迭。
布魯金斯學會智庫中國國內政治專家戴安娜‧傅(Diana Fu)對《金融時報》說,習近平政策大轉彎可能來得太遲,在對他持批評態度公民眼中,無法挽回他的聲譽。
她說:「14億公民的生活取決於習近平及其顧問團,決定何時關閉以及何時開放這個國家。」
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機構太平洋論壇的兼職研究員伊利沙伯‧弗洛因德‧拉魯斯(Elizabeth Freund Larus)對《金融時報》表示,這些凸顯出人們對習近平政府「缺乏信任」。
「華盛頓不會兩次犯同樣的錯誤。」她說。
「甚麼樣的領導 才會讓自己的人民經歷如此地獄經歷」
對很多中國人而言,現實情況是,你對政治不感興趣,但是政治找上門來了。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 English)報道,儘管有政治訴求,但陳武(化名)和李明(化名)都說,自己在不久前基本上是不參與政治的。
對李明來說,從2022年對上海日常生活進行嚴格限制時起,她開始轉向政治。
這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城市在4月份幾乎被完全封鎖,在令人窒息的近兩個月裏,發生了很多強制隔離、食物短缺、子女與他們的父母分離,甚至自殺的悲慘故事。
李明回憶說:「那是一場活生生的噩夢。」
她說:「以前,我從來沒有考慮過政治問題,但在封鎖期間,我開始問自己,甚麼樣的領導,才會讓自己的人民經歷如此的地獄經歷,來對抗一種世界上大部份國家已經解決了的病毒。」
對陳武來說,去年9月貴州發生的一起巴士側翻事故是一個轉折點,這輛大巴載著47人前往一個檢疫中心,在公路上翻車,導致其中27人死亡。
他說:「這起事故使我相信,共產黨的清零政策正在殺害人們,需要終止。」
來自廣州的42歲的曹晴(化名)說,她毫不懷疑,她對中共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
她曾相信病毒清零的說法,並願意捨棄她的大部份社交活動,包括旅行和探親,以保護社會上的弱者和老人。
她的祖母去年12月底死於這種病毒。
「在做出所有這些犧牲之後,政府仍然決定以一種非常倉促的方式開放,現在每個人都在感染,有那麼多人在死亡」,曹晴說,「所以,如果我們無論如何都會感染病毒,那麼多年的痛苦是為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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