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閉幕,在整個會議期間,以及在二十大報告中,中共並沒有打算面對國內外政策的失誤做出反思。相反,與所有的共產專制政權一樣,中共將其困境歸咎於外部勢力的遏制和破壞。

分析認為,對比之前的黨代會報告,10月16日二十大報告的部份內容發生了微妙但重大的轉變,把一切都與中共政權安全掛鈎,經濟發展已不再是未來重點;在閉幕當日還把「鬥爭」放入黨章,都表明中共的統治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與2017年19大報告基調明顯不同,二十大報告開闢了「國家安全(政權安全)」的全新章節,「安全」出現了91次,而2012年的18大報告中「安全」只出現了35次;「軍事」一詞出現21次,而在1982年的鄧小平時代的12大上,只有4次;「鬥爭」一詞出現了22次,而18大只用了5次「鬥爭」。

在中共日益被國際社會圍剿的情況下,習近平也沒有提到中共處於「戰略機遇期」,這個詞在過去20年裏,一直彰顯中共專注於貿易和經濟發展戰略的特點。

自1987年的中共13大以來,「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出現在每次黨代會報告中。但這一次,「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在二十大報告中完全消失。二十大報告中還29次提到「腐敗」,創下了毛澤東之後中共黨代會的紀錄。經過十年的反腐,習近平表示不會有任何鬆懈。

觀察人士分析,習近平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他自己,中共領導人的集權不但會造成政策性災難,令其聽不到真話,而且使得面對中共強硬政策的西方,對華政策越來越清晰化。

「政權安全」首次登場

二十大報告中專門有一個關於國家安全(政權安全)的全新章節,其中提到的「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都是19大報告中沒有的新內容。

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在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領域和階段促進國家安全」,堅持「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體現出中共政權被國際社會圍剿時的恐慌心態。

彭博社統計出的數據顯示,在2012年至2021年的九年間,習近平每年演講中提及「經濟發展」的次數,在2019年以前都顯著多於「國家安全」。但是自那以後,「國家安全」詞彙出現的頻率實現反超,「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次數則一直都在增加。

在發展與安全關係上,二十大報告引入了一個新的短語「確保發展和安全」。

彭博社分析說,如果表述發生變化,意味著中共領導人正式把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升至全新的高度。

蘭德公司的分析師王昊(Howard Wang)說:「在這一表述中,發展仍然極其重要。但它沒有成為獨立的、比中國(中共)安全利益更重要的政策重點。」

王昊認為,北京最近的政策,例如收緊對大型科企的監管以及堅持「清零」政策,都顯示其願意承受經濟成本以確保「安全」,尤其是「中共領導層的政治安全」。

報告還呼籲加強「反擊外國制裁、干涉和長臂管轄的機制」,北京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並批評美國的經濟制裁,但這是第一次出現在黨代會報告中。

日益惡化的外部環境

在二十大全文報告中說,中共正面臨著「國際格局的急劇變化,特別是外部對中國(中共)進行訛詐、遏制、封鎖和施加最大壓力的企圖」,「外部壓制和遏制中國(中共)的企圖可能隨時升級」。

報告繼續警告「黑天鵝」(未預見到的、不太可能發生的、影響較大的事件)和「灰犀牛」(明顯的、影響較大的威脅,往往被忽視,如台灣獨立)的風險。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在《金融時報》上發文說,二十大報告中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共對迅速演變的外部戰略環境的分析。

陸克文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共黨代會報告中,一直有一個標準的提法,即「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自2002年以來報告的表述是「中國正經歷著一個戰略機遇期」。但在二十大報告中,這些標準化的說法消失了。很明顯,中共不再排除在可預見的未來,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

陸克文說,習近平描述了一個「嚴峻而複雜的國際形勢」,黨必須「為和平時期的危險做好準備」,同時也要「為風暴做好準備」,呼籲中共繼續堅持「鬥爭精神」。習宣稱,未來五年是「關鍵」期,要「提高軍隊打贏戰爭的能力」。

此外,在閉幕時,二十大還同意把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的內容寫入中共黨章。

二十大報告對中美關係的表述很悲觀,其表述是「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

所謂的「大國關係」即中美關係。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的一份報告分析說,與19大報告相比,20大報告有兩個重要變化。

首先,「合作」一詞被「良性互動」這個不那麼雄心勃勃的目標所取代,這表明中共政府可能認為合作前景黯淡,最多是希望有積極的互動。

第二,報告增加了一個大國關係的說法,即「和平共處」,這是一個常見的短語,但將其放進對大國的描述中,可能反映了中共政府對美中關係,呈負面趨勢以及危機或衝突風險不斷增加的擔憂。

「政治體制改革」徹底消失

在中共整個改革時代,「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詞一直被用來指擴大公眾參與和監督。這個短語在1987年13大由趙紫陽明確提出。自1987年以來,「政治體制改革」出現在每一次中共黨代會報告中。

1989年中共對民主運動進行嚴厲鎮壓之後,「政治體制改革」一詞時隱時現,但從未消失。在1997年和2002年的黨代會報告中,小標題中都提到了這個詞。2007年的17大報告,「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五次,但沒有出現在標題中。

到2017年中共19大召開時,習近平的色彩已經變得很清晰。但是,「政治體制改革」仍然揮之不去,習報告中提到了要「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但在2022年的報告中,仍然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提法,但「政治體制改革」徹底消失不見了,這是近40年來的第一次。

加大軍事現代化的力度

關於中共軍事現代化和國防的部份,與19大報告相比,二十大報告篇幅更長,並有明顯的變化。

報告全文特別要求在四個方面「加快」現代化:努力將解放軍提升到「世界級標準」、「軍事理論」、發展「無人駕駛的智能作戰能力」,以及「發展現代物流」,這可能反映了中共軍隊面臨最嚴峻挑戰的領域。

除此以外,關於中共軍隊的部份有兩個明顯的變化。首先,它更加強調訓練,特別是新承認中共「將更善於定期和以多樣化的方式部署軍事力量」,這在以前的黨代會報告或其它權威文件中沒有出現過,這表明中共軍隊可能想獲得實際經驗。

其次,報告對中共正在進行的核力量快速擴張,直接點頭同意,稱將「建立一個強大的戰略威懾體系」,這在以前是沒有的。

台灣問題的延續性

在台灣問題上,二十大報告並沒有重大轉變。由於中共制定了在本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許多人將此理解為北京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後期限。但報告並沒有提供任何詳細的統一時間表。

二十大還把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放入黨章。

CSIS分析說,報告中的兩個細微變化值得注意,但並不反映政策的重大轉變。首先,報告中包含了19大報告中沒有的聲明,即中共反對「外國干涉」與台灣有關的事務。這反映出中共對美國和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越來越關注。

第二,報告提到,中共「加強了中國完全統一的戰略舉措」,「戰略舉措」一詞並不新鮮,通常與預防和化解風險有關,但這是第一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涉及台灣問題時使用該詞,表明了北京希望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並在統一方面取得進展。

報告並沒有預示台灣政策的改變,這並不令人驚訝。北京在2022年8月發布了一份台灣問題白皮書,其中更詳細地闡述了其觀點和方法。北京不可能在發布關於台灣問題的專門白皮書後,這麼快就發出關於台灣問題的轉折信號。

中共二十大對台灣問題的表述也引起美國關注。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10月21日表示,美國正密切關注中共二十大上有關台灣問題的言論。

國務卿布林肯也表示,北京做出了「根本決定,現狀不再可接受,決心在更短時間內實現統一。如果和平方式做不到,就採取脅迫手段,若脅迫手段不起作用,就可能採取武力手段以達到目標」。

「這就是深度破壞現狀,並造成極度緊張的原因。」他說。

全過程人民民主

20大報告中,出現了45次「民主」,但「民主」兩字多出現在各種組合之中,比如「全過程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國際關係民主化」等等,使其看起來更像形容詞而不是名詞。

其中「全過程人民民主」首次出現。分析認為,這是習近平為了維護中共的話語權,反擊2021年美國的民主峰會,而編造出來的一個虛假概念,「全過程人民民主」意思就是人民自己不能代表人民,只有中共才能代表人民,全方位地控制民主過程。

習近平最大風險是甚麼

陸克文評論說,但很明顯,二十大報告標誌著中共「意識形態」的回歸,無論是在中共國內政治還是在整個國際體系中。

《華爾街日報》分析說,中共對抗姿態並不能讓人放寬心,但卻讓西方對華政策一度存在的模糊性和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

《紐約時報》文章說,中共樹敵越多,需要的壓制就越多。唯唯諾諾的人圍繞在習近平身邊,可能會帶來一種安全感,但它會切斷與重要的真實信息之間的交流,特別是當那些信息令人不快的時候。中共政權為維持權力而告訴人民的謊言,最終會變成它告訴自己的謊言。

CNN報道說,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的統治以輕率的政策決定為標誌,導致數千萬人死亡,並毀滅了中國經濟。

在過去十年中,習近平鞏固了控制權,打破常規的第三任期,並有可能終身執政,其地位是自毛澤東後從來所沒有的。但是,絕對的權力往往意味著絕對的責任,隨著問題的增加,習近平將有更少的空間來逃避責任。

CNN說,中國的經濟正在搖搖欲墜,失業率急劇上升,無休止的清零封鎖正在對企業和人們的生活造成破壞,房地產行業正處於危機之中,北京與全球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正處於緊張狀態。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SOAS)所長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習近平長期統治中國的最大敵人是他本人。當他犯了一個巨大的政策錯誤,在中國造成混亂時,才有可能開始解體中共對權力的掌控。

美國21世紀中國中心主席謝淑麗(Susan Shirk)說,中國經濟的很多問題,都是中國(中共)領導人自己造成的,中共官員「相互競爭,來證明他們有多忠誠,因為中共領導人提拔的是忠誠的人,而不是最能幹的人」。

謝淑麗說,這種情況在清零政策上得到了體現,因為北京將清零政策與其領導力直接掛鈎,所以地方官員熱衷於遵循清零政策,來顯示忠誠,保護他們的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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