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閉幕，在整個會議期間，以及在二十大報告中，中共並沒有打算面對國內外政策的失誤做出反思。相反，與所有的共產專制政權一樣，中共將其困境歸咎於外部勢力的遏制和破壞。
分析認為，對比之前的黨代會報告，10月16日二十大報告的部份內容發生了微妙但重大的轉變，把一切都與中共政權安全掛鈎，經濟發展已不再是未來重點；在閉幕當日還把「鬥爭」放入黨章，都表明中共的統治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與2017年19大報告基調明顯不同，二十大報告開闢了「國家安全（政權安全）」的全新章節，「安全」出現了91次，而2012年的18大報告中「安全」只出現了35次；「軍事」一詞出現21次，而在1982年的鄧小平時代的12大上，只有4次；「鬥爭」一詞出現了22次，而18大只用了5次「鬥爭」。
在中共日益被國際社會圍剿的情況下，習近平也沒有提到中共處於「戰略機遇期」，這個詞在過去20年裏，一直彰顯中共專注於貿易和經濟發展戰略的特點。
自1987年的中共13大以來，「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出現在每次黨代會報告中。但這一次，「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在二十大報告中完全消失。二十大報告中還29次提到「腐敗」，創下了毛澤東之後中共黨代會的紀錄。經過十年的反腐，習近平表示不會有任何鬆懈。
觀察人士分析，習近平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他自己，中共領導人的集權不但會造成政策性災難，令其聽不到真話，而且使得面對中共強硬政策的西方，對華政策越來越清晰化。
「政權安全」首次登場
二十大報告中專門有一個關於國家安全（政權安全）的全新章節，其中提到的「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都是19大報告中沒有的新內容。
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在黨和國家工作的各個領域和階段促進國家安全」，堅持「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體現出中共政權被國際社會圍剿時的恐慌心態。
彭博社統計出的數據顯示，在2012年至2021年的九年間，習近平每年演講中提及「經濟發展」的次數，在2019年以前都顯著多於「國家安全」。但是自那以後，「國家安全」詞彙出現的頻率實現反超，「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次數則一直都在增加。
在發展與安全關係上，二十大報告引入了一個新的短語「確保發展和安全」。
彭博社分析說，如果表述發生變化，意味著中共領導人正式把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升至全新的高度。
蘭德公司的分析師王昊（Howard Wang）說：「在這一表述中，發展仍然極其重要。但它沒有成為獨立的、比中國（中共）安全利益更重要的政策重點。」
王昊認為，北京最近的政策，例如收緊對大型科企的監管以及堅持「清零」政策，都顯示其願意承受經濟成本以確保「安全」，尤其是「中共領導層的政治安全」。
報告還呼籲加強「反擊外國制裁、干涉和長臂管轄的機制」，北京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並批評美國的經濟制裁，但這是第一次出現在黨代會報告中。
日益惡化的外部環境
在二十大全文報告中說，中共正面臨著「國際格局的急劇變化，特別是外部對中國（中共）進行訛詐、遏制、封鎖和施加最大壓力的企圖」，「外部壓制和遏制中國（中共）的企圖可能隨時升級」。
報告繼續警告「黑天鵝」（未預見到的、不太可能發生的、影響較大的事件）和「灰犀牛」（明顯的、影響較大的威脅，往往被忽視，如台灣獨立）的風險。
澳洲前總理陸克文在《金融時報》上發文說，二十大報告中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共對迅速演變的外部戰略環境的分析。
陸克文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共黨代會報告中，一直有一個標準的提法，即「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自2002年以來報告的表述是「中國正經歷著一個戰略機遇期」。但在二十大報告中，這些標準化的說法消失了。很明顯，中共不再排除在可預見的未來，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
陸克文說，習近平描述了一個「嚴峻而複雜的國際形勢」，黨必須「為和平時期的危險做好準備」，同時也要「為風暴做好準備」，呼籲中共繼續堅持「鬥爭精神」。習宣稱，未來五年是「關鍵」期，要「提高軍隊打贏戰爭的能力」。
此外，在閉幕時，二十大還同意把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的內容寫入中共黨章。
二十大報告對中美關係的表述很悲觀，其表述是「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
所謂的「大國關係」即中美關係。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的一份報告分析說，與19大報告相比，20大報告有兩個重要變化。
首先，「合作」一詞被「良性互動」這個不那麼雄心勃勃的目標所取代，這表明中共政府可能認為合作前景黯淡，最多是希望有積極的互動。
第二，報告增加了一個大國關係的說法，即「和平共處」，這是一個常見的短語，但將其放進對大國的描述中，可能反映了中共政府對美中關係，呈負面趨勢以及危機或衝突風險不斷增加的擔憂。
「政治體制改革」徹底消失
在中共整個改革時代，「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詞一直被用來指擴大公眾參與和監督。這個短語在1987年13大由趙紫陽明確提出。自1987年以來，「政治體制改革」出現在每一次中共黨代會報告中。
1989年中共對民主運動進行嚴厲鎮壓之後，「政治體制改革」一詞時隱時現，但從未消失。在1997年和2002年的黨代會報告中，小標題中都提到了這個詞。2007年的17大報告，「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五次，但沒有出現在標題中。
到2017年中共19大召開時，習近平的色彩已經變得很清晰。但是，「政治體制改革」仍然揮之不去，習報告中提到了要「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但在2022年的報告中，仍然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提法，但「政治體制改革」徹底消失不見了，這是近40年來的第一次。
加大軍事現代化的力度
關於中共軍事現代化和國防的部份，與19大報告相比，二十大報告篇幅更長，並有明顯的變化。
報告全文特別要求在四個方面「加快」現代化：努力將解放軍提升到「世界級標準」、「軍事理論」、發展「無人駕駛的智能作戰能力」，以及「發展現代物流」，這可能反映了中共軍隊面臨最嚴峻挑戰的領域。
除此以外，關於中共軍隊的部份有兩個明顯的變化。首先，它更加強調訓練，特別是新承認中共「將更善於定期和以多樣化的方式部署軍事力量」，這在以前的黨代會報告或其它權威文件中沒有出現過，這表明中共軍隊可能想獲得實際經驗。
其次，報告對中共正在進行的核力量快速擴張，直接點頭同意，稱將「建立一個強大的戰略威懾體系」，這在以前是沒有的。
台灣問題的延續性
在台灣問題上，二十大報告並沒有重大轉變。由於中共制定了在本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許多人將此理解為北京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後期限。但報告並沒有提供任何詳細的統一時間表。
二十大還把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放入黨章。
CSIS分析說，報告中的兩個細微變化值得注意，但並不反映政策的重大轉變。首先，報告中包含了19大報告中沒有的聲明，即中共反對「外國干涉」與台灣有關的事務。這反映出中共對美國和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越來越關注。
第二，報告提到，中共「加強了中國完全統一的戰略舉措」，「戰略舉措」一詞並不新鮮，通常與預防和化解風險有關，但這是第一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涉及台灣問題時使用該詞，表明了北京希望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並在統一方面取得進展。
報告並沒有預示台灣政策的改變，這並不令人驚訝。北京在2022年8月發布了一份台灣問題白皮書，其中更詳細地闡述了其觀點和方法。北京不可能在發布關於台灣問題的專門白皮書後，這麼快就發出關於台灣問題的轉折信號。
中共二十大對台灣問題的表述也引起美國關注。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10月21日表示，美國正密切關注中共二十大上有關台灣問題的言論。
國務卿布林肯也表示，北京做出了「根本決定，現狀不再可接受，決心在更短時間內實現統一。如果和平方式做不到，就採取脅迫手段，若脅迫手段不起作用，就可能採取武力手段以達到目標」。
「這就是深度破壞現狀，並造成極度緊張的原因。」他說。
全過程人民民主
20大報告中，出現了45次「民主」，但「民主」兩字多出現在各種組合之中，比如「全過程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國際關係民主化」等等，使其看起來更像形容詞而不是名詞。
其中「全過程人民民主」首次出現。分析認為，這是習近平為了維護中共的話語權，反擊2021年美國的民主峰會，而編造出來的一個虛假概念，「全過程人民民主」意思就是人民自己不能代表人民，只有中共才能代表人民，全方位地控制民主過程。
習近平最大風險是甚麼
陸克文評論說，但很明顯，二十大報告標誌著中共「意識形態」的回歸，無論是在中共國內政治還是在整個國際體系中。
《華爾街日報》分析說，中共對抗姿態並不能讓人放寬心，但卻讓西方對華政策一度存在的模糊性和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
《紐約時報》文章說，中共樹敵越多，需要的壓制就越多。唯唯諾諾的人圍繞在習近平身邊，可能會帶來一種安全感，但它會切斷與重要的真實信息之間的交流，特別是當那些信息令人不快的時候。中共政權為維持權力而告訴人民的謊言，最終會變成它告訴自己的謊言。
CNN報道說，從1949年到1976年，毛澤東的統治以輕率的政策決定為標誌，導致數千萬人死亡，並毀滅了中國經濟。
在過去十年中，習近平鞏固了控制權，打破常規的第三任期，並有可能終身執政，其地位是自毛澤東後從來所沒有的。但是，絕對的權力往往意味著絕對的責任，隨著問題的增加，習近平將有更少的空間來逃避責任。
CNN說，中國的經濟正在搖搖欲墜，失業率急劇上升，無休止的清零封鎖正在對企業和人們的生活造成破壞，房地產行業正處於危機之中，北京與全球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正處於緊張狀態。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所（SOAS）所長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習近平長期統治中國的最大敵人是他本人。當他犯了一個巨大的政策錯誤，在中國造成混亂時，才有可能開始解體中共對權力的掌控。
美國21世紀中國中心主席謝淑麗（Susan Shirk）說，中國經濟的很多問題，都是中國（中共）領導人自己造成的，中共官員「相互競爭，來證明他們有多忠誠，因為中共領導人提拔的是忠誠的人，而不是最能幹的人」。
謝淑麗說，這種情況在清零政策上得到了體現，因為北京將清零政策與其領導力直接掛鈎，所以地方官員熱衷於遵循清零政策，來顯示忠誠，保護他們的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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