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大流行病政策是否導致更多的人死亡而不是獲救？為了救治一個人免受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感染，你願意殺掉多少人？從本質上講，這需要權衡。這才是我們應該探尋的問題。」吉吉福斯特（Gigi Foster）說。
正如任何經濟學家都會告訴你的那樣：每一個行動，都是有代價的。然而，似乎很少有人考慮到新冠病毒政策可能比病毒本身更致命，福斯特說。
福斯特是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經濟學系（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新冠病毒大恐慌：發生了甚麼？ 為甚麼？以及下一步該怎麼做？》（The Great Covid Panic: What Happened, Why, and What To Do Next）一書的作者之一。
福斯特表示：「他們實際上已經把關於甚麼是真實的概念、關於甚麼是道德的概念，外判給了一個團體，並期待著這個團體朝令夕改地發號施令，宣布今天的真理是甚麼，今天的道德行動是甚麼。」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主持人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福斯特，歡迎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福斯特：我很高興來這兒，謝謝你！楊。
1. 即將成為世衛政策
封鎖政策和措施真的有效嗎？
楊傑凱：福斯特，在我們進行訪談時，世衛大會正在召開。封鎖政策和各種措施正要寫入世衛的政策和《國際衛生條例》中，好像真要發生了，你有甚麼想法嗎？
福斯特：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理念，它基本上將改寫幾十年的流行病學知識，以及公共衛生保護方面的觀點，為過去兩年所做的事情進行辯護，並將其編纂成準則，這可能會影響到世界各國的（防疫準則）。
這不是科學的做法，我們還沒有證據證明封鎖是有效的。我沒有在任何國家的任何地方看到過這種證據，因為本質上無法拿出這種證據。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封鎖的確是一個好主意。有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即讓人們彼此隔開多多少少能減緩病毒的傳播，這總是一件好事。但是從流行病學上講，這種想法根本不對。
這將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把這種想法清除掉。現在需要人們大聲說出來：「這沒起作用。」並且需要優秀的流行病學家和有愛心的醫生以及了解實情的人提出請願，這些請願現在正在世界各地發生，要把請願送交世界衛生大會，說：「聽著，這是胡說八道，我們不想簽署這個（《條例》）。」
從本質上講，這是一項政治舉措，被披上公共衛生措施的外衣。可這是一項政治舉措，因為它本質上是為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衛生官僚在過去兩年對我們所做的事情進行辯解，那是一個藉口。實際上這不是預防性的健康指導，只是被兜售為預防性的措施。
2 封鎖政策 為何受到廣泛支持？
楊傑凱：在美國，仍有很大一部份人，在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地也有，在這些仍然實行某種程度封鎖的地方，這些人似乎認為封鎖實際上就是一個好主意。
福斯特：是的，一點沒錯。在澳洲，我們有令人驚訝的結局，一些政客發布了最糟糕、荒謬、極端的措施，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我們在西澳洲看到，某人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這個人基本上把整個州與澳洲的其它地方隔絕開來，只因可能有一個或兩個或三個病例。這簡直太荒謬了。
人們確實非常希望有一個解決方案，來解決他們所擔心的問題，消除這種威脅。這基本上就是他們被玩弄的原因。因此，在這一時期，許多澳洲人，以及許多其它國家的人都被騙了。他們相信政客們披著公共健康保護的外衣和科學的註冊商標兜售的謊言。實際上發生的是政客們已經認識到這是個機會，能將自己描繪成是人民的救星——能使其免受新冠病毒這種可感知的威脅。
這種恐懼始於2020年3月，變得越來越大，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股力量，以至於人們幾乎忘記許多其它重要的事情。他們如此關注它，向政治家施壓，希望能夠得到救助，於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又一個救世主的謊言。
首先是「我會保護你們，因此對你們實施封鎖」，然後是「我會保護你們，因此我要強迫你們戴口罩」，「我會保護你們， 因為我有疫苗」，「我會保護你們，因為……」這些話總是一個調調，而且總是以公共衛生保護作為託辭兜售。
伴隨著所有這些的還有這套言辭：「如果你不照做，小心點，你會因此被貼上反社會的標籤。」「如果你愛你的同胞，你就會照做，因為這是為了保護他人的生命。」多麼令人反感啊！你綁架了我們對彼此的這種美好的愛，利用它來支持一項實質上是政治性的倡議。這是令人作嘔之處。
楊傑凱：我在加拿大和澳洲都有朋友說：「楊，你在說甚麼啊？封鎖很有效啊，看看吧，病毒在我們國家傳播力有多低。」「再看看在美國和其它地方那一塌糊塗的樣子吧。」
福斯特：的確如此，這是新冠病毒時期的耐人尋味的特徵之一，你既可以說：「看啊，澳洲很幸運。」也可以說：「澳洲非常不幸。」像澳洲這樣的島國有能力關閉其邊界，從而大量減少傳入病毒的數量，紐西蘭也是如此。我們就是這麼做的。
可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一旦你開始走上這條路，基本上也走上了不讓自己與世界其它國家接觸的道路：讓世界其它國家為發展群體免疫力付出代價，讓他們進行技術革新，以便幫助我們更好地對抗病毒，並等到毒性較小的變種（出現時再開放）。等於是坐享其成，在經濟學上叫做搭便車。你讓人們相信他們在這個小泡泡中能得到保護，而不是讓其成為人類整體的一部份。
3. 最終開放邊界：
新冠病毒不可能完全消失
在你最終開放邊界時——我是說，新冠病毒完全消失恐怕是永遠不可能的了，至少從2020年4月或5月開始，我們就知道有量龐大的動物宿主，就知道這東西將永遠伴隨我們，所以新冠病毒清零是一派胡言——你知道必須在某個階段開放邊界，而你拖延的時間越長，你就越能繼續把自己這個政治家，至少是一段時間內吧，描繪成一個救世主，「看哪，我們的感染人數很少。」
當然，你不必過份傷害經濟，儘管，在澳洲，我們實施了非常嚴格的封鎖。包括在墨爾本，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墨爾本是世界上封鎖最嚴格的城市，但是你可以說：「我們遭受的經濟影響不大，病毒沒有要那麼多人的命，我的工作做得很好。」
這是典型的把相關聯性與因果關係相混淆。因此，是的，確實，在我們進行封鎖、關閉澳洲邊境的同時，我們的數字相比世界其它地區都相當低，就新冠病毒死亡甚至感染而言。幾年來，我們的經濟表現也相當不錯。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所做的事情必然地導致這些結果，也不意味著，從長遠來看，我們應該為此感到自豪。
我們所做的基本上是，推遲了本可以在2020年終結的死亡浪潮。而由於我們把自己置於泡泡中，我們能夠在幾年內顯不出受到了任何嚴重的經濟影響；但是現在，我們回到了世界其它地方正在經歷的同樣的那種經濟困境之中。
有幾年的時間我們都在（註：福斯特抬手堵上耳朵，啦啦啦地唱歌），只是假裝我們將以某種方式，神奇地躲開病毒影響和經濟影響。但是現在影響正在到來。當前，如果你看看澳洲的感染和死亡人數情況，甚至在通貨膨脹等經濟指標上，情況一點都不樂觀。不幸的是，這就是我們的處境。
楊傑凱：人們可以辯解的一件事可能是：病毒從阿爾法（Alpha）毒株演變成Delta（Delta）毒株，並且在持續變化著。現在流行的Omicron（Omicron）毒株，大多數人都同意，它是一種比較溫和的類型。
福斯特：是的。
楊傑凱：但是它的傳播速度卻非常的快。
福斯特：是的。
楊傑凱：因此人們可以說：「我們把澳洲人從初期真正棘手的病毒株中拯救了出來，現在只剩下Omicron要對付了。」根據比爾蓋茨等人的說法，Omicron就像一種疫苗一樣。
4. 封鎖有成本：
為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你願殺掉多少人
福斯特：是的，我聽說過這種說法。你也可以先保護民眾，直到有了疫苗，再給他們接種，從理論上講，死亡的人會更少。儘管，如果你看一下澳洲有多少人在死去，現在還是有很多人。問題在於這忽略一個事實，即在澳洲採取所有這些行動的過程中，包括關閉邊界和實施國內封鎖，我們也花費了大量的財政支出以支持被解僱的人們。
這些行動是有成本的。在澳洲的政策制定中，沒有任何地方真正考慮到這一點。甚至到現在，日前，我參加了一個全國性電視節目，焦點仍然是有多少人從新冠病毒的死亡中獲救，而不是因我們的封鎖政策，殺死了多少人？
這就是問題所在。為了救治一個人免受新冠病毒感染，你願意殺掉多少人？從本質上講，這需要權衡，這才是我們應該問的問題。因為有些人直接死掉了，而且其遭受了很多痛苦，當你將這種情況匯總到整個人口中時，這些人應該等同於經歷死亡，是因為實行了這些非常嚴厲的行動而死掉。有些人本來應該去醫院接受中風或者心臟病治療，或者本應接受癌症篩查，卻錯過了。
我們了解所有這些由於被排擠出局而得不到治療的故事。人們好像並不在意，但這實際上意味著人們在死去。也就是說，為了拯救另一些人，你正在殺死一些人，恐怕是這樣吧。難道因為他們不是死於新冠病毒，就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公共衛生應該是針對所有人的，是針對健康的所有不同層面的，否則就證明我們是冷血無情的，我們在無視身邊的苦難，這就是發生的事情。所以說，我們可能推遲了新冠病毒爆發，從而使澳洲人在接種更多的疫苗後只接觸到較溫和的變種，當然，這是可能的，在第一波疫情中我們本會多損失幾百人，如我們遭遇了首波疫情的話。
5. 最佳應對政策：
保護那些易受感染的人
但重申一下，我們本該採取最佳的應對政策，保護那些容易受到這種病毒影響的人，那些極度脆弱的人——老年人以及有併發症的人。
這顯然是正確的做法。即使在2020年3月，也是正確的做法，那麼我們的死亡人數會比現在少得多。
從而，即使是在阿爾法那波疫情中，我們的死亡人數也會更少，那時是超級恐怖的。如果你查看數據，對於50歲以下的健康人群，它是一種流感一樣的病毒，即使是阿爾法（那樣恐怖的病毒），對吧？所以說，人們只是非常不成比例地關注：「我們從新冠病毒那裏救了多少人？新冠病毒是最大的危險，所以這是件好事，現在毒株的毒性降低了。」
好吧，毒性已經降低了一些，但強加給人口的成本確實還沒有被計算在內。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看到世界衛生大會正在努力把封鎖變成法規，卻仍然不承認封鎖的人力成本。而與封鎖可能帶來的任何好處相比，封鎖的成本是巨大的，即使是在澳洲這樣的島國。
6. 澳洲封鎖政策成本研究：
是其收益的30～35倍
楊傑凱：請簡單地說說，鑒於你實際上一直在計算上述成本，這個成本是怎麼算出來的？
福斯特：就澳洲而言，我在薩布洛克（Sanjeev Sabhlok）的幫助下，對封鎖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他曾是維多利亞州的財政經濟學家。他離開職位，是因為他們不讓他自由談論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完成分析，在網上發布一份145頁的執行摘要。在對封鎖政策的成本的各個層面進行列表、計算和量化後，我們發現封鎖的成本，大約是其可能帶來的收益的30倍到35倍。
楊傑凱：就人員死亡而言嗎？
福斯特：是的，就人員死亡而言是35倍。目前，我們論文中的數字實際上是36倍，但是我說超過30倍，因為估計會發生改變。特別是當你做這些估算時，是針對一系列不同的因素作出最佳的猜測。你處理所擁有的數據，而這些數據的測量不會像你希望的那樣精確。
我們克盡所能，就像經濟學家在世界各地的官僚機構所做的那樣，試圖評估一項政策。這是標準的方法。成本效益分析是對政府實施的政策進行評估，然後進行辯護的標準方式。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對封鎖進行分析。
我仍然沒有看到，在美國沒有，澳洲也沒有。原因在於隨便哪個受過少許經濟學培訓的人，如果開始走上對封鎖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的道路，都會很快意識到，正如我在2020年8月意識到的那樣，當時我為維多利亞州議會做了一個非常簡短的分析，意識到封鎖不可能通過成本效益測試，因為成本實在是太高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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