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業協會 : 參與金馬獎須三思 林兆彬：港電影人擔心中共報復 不會參與

對電影界的施壓又見一例。香港影業協會要會員「三思」參與台灣的金馬獎，稱金馬獎近年日趨政治化，頒獎典禮中多人一再將政治與電影混為一談。查金馬獎幾年前一度遭中共下令抵制，影評人林兆彬認為，香港社運電影揚威金馬獎，引來中共不滿，但覺得即使香港電影協會不提，大部份香港電影人都因擔心被中共報復自我審查，不會參與金馬獎。

今屆（第59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將於11月19日舉行。香港影業協會13日向會員發信，指金馬獎近年日趨政治化，會員若希望參與，務須三思，以免捲入糾紛，得不償失。

協會又稱，近期地緣政治日益緊張，嚴重影響兩岸四地文化交流，加上多名台灣導演或藝人，在近年金馬獎頒獎典禮中，一再提出與電影藝術不相關的言論，將政治與電影混為一談，玷污電影的獨立藝術性，將整個活動拖進充斥爭議的「死胡同」中，故希望會員謹慎處理。

香港影業協會成立於1986年，現有會員約204名，包括製作公司、發行公司及個別電影工作者，如導演、編劇、影評人、製片等。該會稱其會員拍攝及發行的影片，於本地市場佔有率達85%以上，並自1992年起至今，籌組四次「香港電影界訪京代表團」，向北京反映業界困境及爭取市場開放。

該會的理事有向華強、身兼無線電視助理總經理、邵氏兄弟國際影業的代表樂易玲、身兼中共政協常委的林建岳等；永遠名譽會長包括已故中共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的兒子霍震霆。

去年的第58屆金馬獎中，反送中運動紀錄片，亦是香港禁片的《時代革命》奪得最佳紀錄片獎。大會在典禮上宣布得獎時，全場鼓掌十多秒，更有人喊出「香港加油」。當時頒獎嘉賓、金馬影后陳湘琪略帶哽咽表示，《時代革命》團隊無法來台，所以導演周冠威透過錄製好的影片發表感言。

禁片《時代革命》去年奪最佳紀錄片獎

中共近年曾經下達「金馬禁令」，之後一度放寬。抵制源於2018年，大陸導演張藝謀頒發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時說：「這麼多年輕導演的作品，代表著中國電影的希望！」

接著，獲得「最佳紀錄片」的台灣年輕導演傅榆在領獎時感言道：「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大陸藝人塗們頒獎時採用「中國台灣」，被視為是反擊。原本要台灣導演李安和大陸女星鞏俐一同頒獎的安排，亦因鞏俐拒絕上台，數度微笑不語，引發爭議。

當時中共官方不僅立刻宣布，2019年的中國電影金雞獎和第56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撞期，而且在同年8月，宣布暫停所有電影人參加台灣金馬獎，等於強制關上了兩岸文化交流的大門，消息震驚華語電影圈。中港兩地的電影人有的選擇沉默和退避，導致2019年和2020年連續2年，都無緣參加這一華語電影圈的權威盛會。

翌年（2019年）金馬獎，香港導演杜琪峰原為評審團主席，但是終以「與電影投資方的製作合約所限」為由請辭，並對帶來的不便「深感抱歉」。當時多部香港電影亦在報名參賽後取消報名，包括《掃毒2天地對決》、《使徒行者2》、《追龍2》等。

直到2020年，氣氛轉趨和緩。大陸金雞獎和台灣金馬獎不再撞期，當時有業界解讀，或許因疫情原因，中共掩蓋煙硝味，不再刻意與台灣正面對決。但是當年多數中港電影似乎仍帶有疑慮，故沒有大規模報名金馬獎，但大陸一些獨立電影報名，比2019年多。到2021年，報名的573部作品中，中港的電影就有超過200部。

中共曾下達「金馬禁令」

林兆彬認為，金馬獎頒獎禮根本就不是政治化，「本身全世界的頒獎禮，是有言論自由、多元聲音」，認為即使是被政治化，也是被中共政治化。他分析指出，中共要向金馬獎施壓，防止「台獨」聲音擴張，亦是警告台灣藝人，不要再說類似的事，否則電影不能到大陸上映。

林估計，香港電影協會應該是收到中聯辦或者北京方面的命令，故向會員發信，「象徵式表態，表示忠誠」；又相信即使不發信分別不大，「大部份香港電影人自己都識做，不會去參加金馬獎的了」，因為香港電影太過依賴大陸資金，「差不多套套戲都是合拍片，大陸有份投資」。

譚詠麟憑反共電影成金馬影帝

回顧在國共曾經對壘、大陸經濟尚未發展的1950至90年代中，香港電影爭取的是台灣市場。1956年「港九電影從業人員自由工會」成立，往後一直影響香港電影生態，與中共有關係或到大陸拍攝電影的藝人會遭台灣方面封殺，其參演的電影亦會被台灣禁映。

1981年，香港藝人譚詠麟憑電影《假如我是真的》，成為金馬影帝（最佳男主角）。該電影改編自大陸作家沙葉新的同名著作，諷刺大陸文革時期特權橫行。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譚詠麟出席撐警大遊行，有網民發起聯署，要求禠奪譚該獎項，認為他「淪為共產政權棋子，成為煽動警民仇恨之工具，其人格已不配為金馬影帝，亦不容沾（玷）污此華語暨華人電影創作的最高榮譽」，有逾2萬3,000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