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關於香港的「司馬璐之問」

「為甚麼很多中國人的才華和事業在中國大陸遭受扼殺，而在香港卻獲得發展暱？為甚麼近代中國的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的優秀作品，或是產生在上海的外國租界，或是產生在殖民地的香港呢？為甚麼曾經被慈禧太后稱為『不毛之地』的香港，在英國人的統治下，成為一個聞名世界的『東方之珠』呢？」這是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在其自傳《中共歷史的見證》中提出的一個問題，他說這也是很多在香港住過的中國人都思索過的一個問題。

司馬璐18歲時加入中共，19歲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圖書館館長，20歲擔任《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後脫離中共，對中共歷史深有研究，被稱為中共黨史專家。

1949 年 12 月 24 日晚，司馬璐為逃避中共的迫害，從上海到了香港。當時中國大陸正是大戰之後，田園荒蕪，經濟凋蔽，人心惶惶，前途迷茫。香港已開始戰後的復興，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我初到香港時，見到書店報攤擺著左中右各式各樣的讀物，對於一個有理想、酷愛知識的青年來說，真有從地獄走進天堂的感覺。」司馬璐說。

這之後，司馬璐在香港生活了整整三十多年，對香港有著豐富的閱歷和深刻的觀察。他認為，英國人統治香港，留下了兩樣最寶貴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自由。在他看來，英治時代的香港是中國人享有自由最多的地方，堪稱「自由聖地」。港英當局對於中國的政治流亡者不分左右，一視同仁。無論是左的、右的、中間的人，都可以把香港作為「避風塘」，作為自由的講壇。政治上的反對派，學術上的精英，技術上的專才，工商經營的好手，都可以在香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正因為如此，中共建政後，許多不堪忍受其暴政的大陸人紛紛逃往香港。據司馬璐介紹，滿清當年割讓香港給英國人前，香港地盤上的居民只有二百多人，為海盜張保仔所盤據。香港以後人口的變動，都與中國政局的動盪有直接的關係。1842 年英國初佔香港，人口上升到 5,600 多人。1854 年，太平天國迫近廣州，香港人口驟增至英人初佔時的 10 倍。抗日戰爭開始後，香港人口增至160 萬。日佔香港時期，港人大批內逃，香港人口減至 50 萬，戰後國共內戰再起，中共政權建立，香港人口為 230 萬。其後經過中共的「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1962 年的大逃亡、文化大革命，香港人口直線上升。中共宣傳改革開放初期，香港的人口己達五百多萬。1989 年「六四」以後，香港人口衝過 600 萬。到二十一世紀初，香港的人口增至 700 萬以上。因此可以說，將近兩倍的香港人是在中共建政後從大陸逃亡或者移民香港的。

談及香港的自由，身受其惠的司馬璐頗多感慨。他說：「香港是我一生中初嘗『自由』禁果的地方。在中國大陸，我坐過國民黨的監獄，也坐過共產黨的監獄。在香港我也寫文章批評港英當局，但是從沒有惹過一天牢獄之災。」

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朋友贈送司馬璐《香港組曲》唱片，這是大陸音樂家符任之作曲，古振輝作詞。司馬璐說：「這樂曲其中的一段，很像當年流行的《延安頌》。《延安頌》歌頌的是『革命聖地』，《香港組曲》則把香港歌頌為『自由聖地』，所以我稱這個組曲為『香港頌』。

『啊，香港！

你這繁榮的市場，

你這富裕的金倉，

你這美麗的海港，

你這自由的鄉邦！

啊，香港！

哪裏去找，

你這自由之港！

自由之港！』

《香港組曲》中一再重複的是，代表香港精神最主要的元素是『自由』。《香港組曲》最後幾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