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6月起，在香港這座水泥森林城市裏，一場反送中運動持續半年。在硝煙瀰漫的街頭，身著黑衣的抗爭者穿行在一萬六千枚催淚彈、一萬發橡膠子彈，和以千計的布袋彈、海綿彈之間；黑衣人海如潮水般反覆湧現街頭，退了，又回來；退了，又回來……

社會動盪不安，抗爭者的生活軌跡隨之起波浪。在白茫茫煙霧下，他們的經歷、想法和期望互相交織。然而，運動最終被暴政鎮壓。如今，煙霧早已散去，當年的許多抗爭者被迫流亡海外。在反送中3周年之際，大紀元專訪幾位當年運動的深度參與者，他們如今處境如何？有哪些所思所想？

訪談對象大多數都有親人在香港，處於安全原因，他們全都用化名。

從小就知道中共不好

阿健是香港留學生，反送中之前已來加拿大留學，2019年6月學期結束回港探親、度暑假，恰好遇上反送中運動大爆發。6月至8月近3個月的時間裏，除了事先安排的2周旅行，他參加了所有大小遊行活動。

阿健在香港出生、長大。像很多香港人一樣，他的祖父祖母都是從大陸逃離共產統治來香港。阿健從小聽祖父、祖母、父親講中共如何「狠」的故事。當聽到文革時期，家人回大陸探親，要帶一些衣服給那裏的親戚時。他就想到：「那邊的政權有多邪惡啊。」

阿健小時候跟家人去大陸掃墓、探親，爸爸媽媽總會說，小心說話，不要被別人聽到你說一些不同的東西。有時候他帶一些香港的報紙，過關之前也會遭到父母的阻止，不讓帶過去。「這些經歷讓我感受到大陸是怎麼高壓的。」

阿健從小就開始關注政治。小學時，每年六四來臨，有些老師會講六四的故事。他也會跟父母參加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紀念活動。

「從小我就已經知道，中共是一個殘暴的政權，我從小就反共。」阿健說。

關注政治

阿健從小就關注香港政治，也喜歡歷史。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中共想消滅香港人的身份和文化，阿健覺得要反抗。他說：「我很喜歡香港、香港本土文化，包括電影、歌曲、飲食、文化。但中共想摧毀香港，所以想反抗它。」

2014年雨傘運動，阿健作為一個初中生加入其中。跟許多抗爭一樣，他第一次經受催淚彈的「洗禮」。雨傘運動清場之後，運動陷入低潮。除了魚蛋革命，也有一些小型遊行，他都去參加。是雨傘運動之後出現了主張香港獨立的一派，阿健屬於支持香港獨立那一派。

差點被警察拘捕

阿健中學畢業來加拿大留學，一直關注香港的情況。2019年4月，他從新聞中聽說香港政府要推《逃犯條例》，預感有事情發生。之後發生的事情他並不感到震驚，早有心理準備。

「催淚彈已經習慣了。」阿健說。反送中運動經歷很多，記憶已化成碎片，他感覺無從說起。

阿健是走在遊行隊伍較前的人，但不是最前方，和警察站得非常近。被追捕的時候，他跟警察只有一步之遙，差點被捕住。

2019年7月1日衝擊立法會，阿健沒進去。阿健說，其實當天一開始並不是衝擊立法會，而是去圍住紫荊廣場。那天有會展，港共和中共高官會在那裏升中國旗。警察很早就把那邊封鎖。那天天未亮，很多人已聚集在立法會前，想去紫荊廣場。很多人想衝過去，但被警察堵回來。阿健差點被警察拘捕。

「那天感受最深的是港人的團結，大家在一起。身邊都是不認識的人，但沒有人為了自己的安全離去。」

阿健回憶，「如果前面有人被警察追，人群會慢慢後退，然後把那個人拉到後面去，以免警察拘捕。」

阿健說，那時站在前面的人，心態比較勇武，其實就是比較勇敢，不怕。但那時還沒有人想過汽油彈，最多就是往前衝。那些真正和理非的人一般站得比較後。其實開始大家都有一些怕，但是後來就沒有那麼怕了。

阿健很幸運，抗爭沒有遇到來自家庭的阻力；相反，他得到父母的支持，連祖母都支持他。他的父母、祖母也上街，但都站的比較後。

阿健在家裏有時也會和父母有激烈爭論，焦點就是到底應該和平一點，還是更激烈一些？哪些情況可以接受？哪些是錯的？再就是「不要走那麼前哪，很危險哪。」但整個家庭觀念相近，全家同仇敵愾，全都站在反共一邊，支持香港民主、自由。

「開始時大部份人都有僥倖心態，覺得自己會沒事的。認為反正我做的是對的，你捉就捉吧。如果真的那麼怕就不會站得比較前。」阿健說，但也有被捕的心理準備，那時街上有一些義工在派發卡片，提供義務律師服務的信息。

「直到中大、理大事件時，才知道真的很危險，他們（警察）甚麼都可能做的出來。」阿健說，「汽油彈也是那個時候出現的。那是整個抗爭最嚴峻的時候。」

不過，阿健9月已離開香港，回加拿大上學，沒有參加中大、理大的抗爭運動。「那時看到理大、中大情況，看到了又不能幫忙，那個感受才是最難受的。」阿健說。

保存實力 不言放棄

香港反送中運動最終被暴政鎮壓下去，運動再次陷入低潮。很多人被迫來到海外，流亡他鄉。

「抗爭是不容易的，也不是出去抗爭一場，中共就倒台。」阿健說。

阿健認為，香港目前比起納粹時期德國統治波蘭的情況更壞，而且情況會越來越壞。他早就有心理準備，要打很長的仗。特別是國安法之後，看到越來越多的打壓，很多香港人在受苦，阿健也會覺得悲痛，難過。

「但是，有一點會樂觀，就是情況越來越壞，反而會物極必反。」阿健說，「歷史在發展，在不斷變化之中，起碼在向那個目標行走。（暴政）越打壓，也是在傷害它自己。」

在加拿大，阿健除了讀書，也參與一些活動，遊行、派發傳單等。他說，在加拿大做事，會感受到一種無力感，這是這2年多來最明顯的感覺。

「有時從新聞裏看到有人坐牢，覺得還不如我自己去坐牢，感覺會好一些。雖然這是一種不理性的想法，但是會有這種感覺，看到人家在受苦，又幫不上忙。」他說，「有一種倖存者的愧疚感。很多在國外的香港人都有這種感覺。 」

阿健也會幫助一些流亡港人。他說，通常流亡的人都是跟家庭關係不太好，父母是藍絲（支持政府或親共），沒人提供他們幫助，他們才流亡的。就算去了國外，如果有家人幫助，情況會好很多。他們中很多人在香港時還沒讀完書，因為參與反送中，與父母反目，他們不得不出來工作。

阿健很幸運，有父母的支持，可以安心繼續讀書，不需要為了生計去工作。他表示，目前還沒有長遠打算，先讀完書再說。「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我會意志堅定的向別人表達我的立場，向外國人講述香港的故事，儘量不去買中國出產的產品。一些可以做的小事都做。要對得起自己，也要對得起那些正在坐牢和流亡的人。」

「無論做甚麼，所有的香港人，不只是年輕人，最緊要的是保持好的心態，不要輕易放棄。」 阿健說，「保持身心健康，讀多點書，學多點知識，強身健體，多運動。到需要的時候，就能夠『拿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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