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溫哥華「香港銀髮族」回顧反送中

2019年的香港，發生了太多從來沒想過會發生的事情。今日回眸，很多平凡的香港人在那個劇變的大時代中覺醒，讓人生變得精彩！我們故事的主角珍姐，一個居無定所的銀髮族，就是一個在那一刻以病弱的肩膀擔起良知與道義重擔的香港人。

刻不容緩逃離香港

珍姐於2022年3月27日以旅遊身份入境加拿大。安頓下來後朋友就幫助她申請了政治庇護。

其實，因為香港的情況，特別是國安法的實施以後，她早就有打算離開。所以她從牢房出來後，就想儘快離開。

珍姐原本是想去台灣的，但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批了才能去。她也想去英國，但也還沒那麼快。那時候機票真的很難買，她一想，那怎麼行？留在香港豈不是又要被捕去坐牢？於是就決定哪裏快就去哪裏。剛好在香港認識的一位同路人在加拿大，考慮再三後就買了到加拿大的機票。

人生軌跡在2019年徹底改變了

珍姐63歲，是一個單親媽媽，靠贍養費生活，孩子已經大了。在2019年之前，她會一個人去旅行，而且也會回大陸，因為大陸便宜一點。她會為自己安排很多有趣的事做。2018年的時候賣樓，還清了所有的貸款。2019年5月，就用剩下的一點錢到加拿大旅遊。

在6月，不料到了6月，香港發生劇變，發展到有200萬港人上街和平抗議，由此香港徹底改變了。珍姐以前一直都有參與香港的社運，如六四、七一、反國教、雨傘運動等；也參加過溫哥華的紀念六四活動。她是通過媒體知道香港的這些事情的，她很掛念香港。回到香港後她就沒離開過，也沒停止過參與抗爭活動。

銀髮族變身「探監師」、「送車師」

珍姐覺得，那時香港那些運動每天都有，多到停不下來。從2019年底理大保衛戰開始，就沒有什麼很大型的抗爭活動了。到當局一開始抓人，她就改為去法庭聽審、送車、寫信的形式去幫忙了。珍姐每晚都會追新聞，追出庭安排，看看被捕者第二天甚麼時間上庭，會在哪裏，可以怎麼去幫他們。珍姐他們會儘量把旁聽席坐滿。

珍姐解釋道：「我為甚麼去探監呢？首先我是看到一些報道，那些年輕人說『我被捕去坐牢沒有人理，當我不存在。』我很心疼。」於是她就對在街道抗爭中認識的同道人說很想去探望他們。有個經常去探訪的朋友就幫了她。

珍姐表示，自己多數是一個人出來。其實在這些年的活動中，她認識很多香港人。大家雖然平時沒有交流什麼，見面只會點下頭，但到了法庭會聊一下。

珍姐在香港的時候，有幾十個像珍姐那樣的退休長者，有男有女，在默默地做著旁聽、送車、探訪的工作，為被囚的港人送去關懷和鼓舞。他們被稱作「探監師」、「送車師」。

珍姐介紹，因為灣仔的高等法院可以允許為還押等待上庭的那些港人訂私飯。有些人知道還押號碼，就會主動在早上8點去附近指定的餐廳付錢，讓他中午可以吃一餐私飯。

有些人被判有罪，要去監獄。那麼囚車從法庭出來，她就會去送車。每天審後就有囚車出來。「送車師」會估計囚車會從法庭哪個地方出來，要去哪幾個地區，他們就會去追車、送車。他們一般會對其說說：「你頂住啊！我們會關心你的。我們一起撐下去！你在裏面天氣熱多喝些水啊，我們會寫信給你啊。一直都追著囚車走。讓他聽到。」年輕人跑得快，有時追囚車要追幾條街；珍姐自己則多數站在囚車出來的閘口位置。

後來被判入獄的人多了，她就改去做探訪，她是天天去探訪的，會考慮每天探多少個，儘可能不浪費探訪機會。之後她又開始買物資給這些被囚港人。當他們見到有人來探監、聊天，會開心些，所以她很希望每個星期都可以去見他們一次。

每次探監，都要等一個多小時，但只能聊十幾分鐘。以去赤柱監獄的情況計算，就是從早上7:00到下午2:00，也只能探望兩個人。

去多了後她知道，要先去關注、聽審，跟被囚者的家屬建立互信，然後主動詢問他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探訪那些小孩是秘密的，要經過他們和家人的同意，同時他們又要對你有所了解才會同意探訪。

還押期間每天只限二個人探訪，同一時間有十五分鐘見面。有的家人沒時間探望，會通知「探監師」去。還押是可以每天探訪，如果正式被判監禁，每個月有二次探訪，二次當然都是家人朋友來探訪，不過他可以申請多二次給直系親屬探訪。之後，她又開始買物資給他們。

珍姐看到，開庭審年輕人，好像理大那些，就會多點學生來支援，有些真的是穿校服來旁聽的。但是可能有些被囚者的家人不認同他們的做法，也可能有些小朋友不想讓家人知道，會對家人說：行了，你不用管了。所以有些人家裏是不知道孩子被捕了，就沒有人去探訪。

珍姐表示，小朋友需要幫忙聯絡的她就去聯絡。「通常就是做事情，而沒有問那麼多。」

她所探望的人不止是孩子，二十多歲、五十多歲的也有幾個。不過年輕人有年輕人的圈子，

他們也會有家人、或者是不同的「探監師」去探訪。還有「石墻花」（2020年12月14日創立，現已解散的香港囚權支援組織）在做探訪的事情。

珍姐說：「其實也不止我一個。」

那時《蘋果日報》訪問過珍姐，記者跟著她到荔枝角、赤柱探訪。後來人們就對探監的情況有所了解。後來就有人問：「珍姐，你可不可以帶我去？」

看到孩子在獄中被虐待很心痛

反送中運動開始後，珍姐覺得每天都很心痛。因為在街上看到警察打小孩子，銀髮族就會去勸說，讓他們不要打了，抓就抓吧。警察剛開始很瘋狂的。開始進去旁聽的時候，見過有的小孩子被打到上不了庭。因為有的前三次上庭都上不了，到了第四庭是拿老人家用的那種助行架（walker）出庭的，令看到的人無不為之動容、落淚。他們竟然被警察打成這樣！

珍姐表示，有些手足很勇敢，通過律師實話實說，就說自己是被警察打成這樣的。但警察也不怕，因為法官說過，這些你去警察投訴科投訴，跟我們說沒有用。也有被屈打成招的。

早期有一個很明顯的情況就是，這些抗爭者被捕的時候是沒有傷的，因為有媒體資料為證。但進完警署之後幾天都出不了庭，去醫院還要住一周。然後警察也越來越放肆，因為想逼年輕人認罪。

旁聽是很慘的，真的需要很高EQ。首先見到年輕人很不開心；第二警方有很多歪理，聼上去明顯不正常的，法官卻接納，法官也會罵辯方的律師。如果你提出異議，法官就會告你藐視法庭。就是看到、知道了他們被虐待但是又不能出聲。那個心有時候實在受不了，要走到外面去喘口氣才能再回去聼審。

那些被判刑的小朋友在判的那一刻也會有哭的，但不多。珍姐他們會對那些小朋友說：手足保重啊！

如果認罪就會判得快一些。也是有人認罪的，因為它就是說你認罪減三分一。有些年輕人就認為「減三分一，我出來再說」。

被送車的感動

送車人珍姐，也曾經體驗過被送車的時刻。

2020年9月7日在中環置地廣場的「和你Lunch」那個活動被捕過。當時因為保安員想阻止她們上二樓發生了推拉，被警方告「普通襲擊罪」。

到中區警署時差不多下午2點，由於高血壓和心臟不適，大概是6點時律師幫她聯繫進了醫院。

9月7日當天保釋。到2021年2月上庭，被判坐牢，坐了21天。

那天珍姐被人送車時，她認識的同道人分開幾個位置送車，一直送到馬路中間。其實囚車外面的人是看不到裏面的，但她在車裏看得很清楚，也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她的淚水就一直往下流。心裏很感動又擔心。

珍姐表示，那段時閒流淚是肯定有的，不過一般都不會哭很長時間，朋友們為她送車的那天，她哭得最多了。她在監獄裏面足足哭了兩天，想起來又哭、想起來又哭，但那兩天哭得很舒服，因為感到大家對她太好了。之前看到那些新聞很揪心，但是很多時候會忍住淚水、很抑鬱。

真心付出不懼危險

珍姐做「探監師」一年多，去過很多監獄，全部都是探訪男監獄。因為女手足不太多，而且她們的家人都有去。她表示，總之看到有甚麼需要幫忙就去幫。特別是新屋嶺監獄是很早期的，最初還沒有人知道去那裏。

探訪時珍姐會留下自己的聯繫電話，等被探訪的手足出來後，用書信或電話聯繫，也會約見，看看可否幫到他們。

令珍姐最感動的一次探訪是去見訪一個二十多歲的手足。他對珍姐說：「珍姐你不用經常來看我，你多去看看那些年輕人」。他身陷囫圇還反過來關心其他人，令珍姐好感動。「我們香港在2019年的患難中，大家自發在不同位置做著各自的事情，有過開心和關懷」，珍姐十分感慨。

由於經常去探訪，懲教署職員都熟悉珍姐。見她到來就會對她說「你又來了」？還以為她是收了錢做專職探訪的。她就跟他們解釋，自己是義工，掏錢來探訪的。

其實，珍姐很清楚會有危險。這些警員、懲教，他們都是很警覺（性）的，他們知道那些政治犯是什麼人，誰去看望過他們。珍姐也知道他們都會有記錄，但是也顧不了那麼多了。「我知道的，始終有一天我都會坐監。所以有心理準備，經常問他們在裏面怎麼樣。」

珍姐表示，她也不想躲避。「如果個個都躲避的話，那就沒辦法堅持到底了。」她說自己「發夢都在抗爭」。

她也想過，自己是想堅持到底，對於她來說，但到後期身體是差了的。去探監要早上7:00來，因為9:00要到，要排隊的。或者以前在街上的活動、大的活動會去到很晚。那個身體是在「打仗」，她經常把那個時候叫做「打仗」，不知道是怎麼來的那個精神意志可以做到；到3-4點打完仗，人就開始累了，腳就痛了。

而且，整天的傷心、哭泣，見到不好的事情，對她的心理與身體的影響都很大。珍姐表示，自己睡眠的質量很差，做夢也會夢到那些情景，經常會突然醒來。

她說她的應對方式就是，等晚上吃完飯、喝過啤酒後，就對自己說：「行了，不要再哭了，我要堅持的，然後就讓自己振作起來。因為每天都有這些事情要做的。」

珍姐的生活並不富裕，要省點錢來買東西給獄中的手足，以前會去旅行，後來就不再去了。除了留下必需的生活費，剩下的錢就用來做這些事。

珍姐還提到，在理大保衛戰期間發生過一件有驚無險的事。有一次示威結束後，她坐104號巴士過了隧道，遇到警方上車逐一搜查身份證。當時她的背囊裏面裝了一些現場剩下的物資，是留著下次使用的。兩個女警察看到就問為甚麼有這麼多的手提袋、筆? 她還沒回答，警察就說：你是賣這些東西的嗎？她也還沒回答，她們接著就說：那你就走吧。

她當時租住在九龍油尖旺那邊，後來一旦提前知道有甚麼活動，她就會在那附近預定便宜的酒店，避免被搜查。

最難忘的一件事

在整個反送中運動過程中，發生過很多令人難忘的事情。

珍姐記得，2019年7.21後，有個遊行經過上環，有抗爭者與警方對峙。那天晚上9點、10點左右，她陸續聽到有些人說：好像警方搭地鐵從上環站出來，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的。她馬上就去現場。雖然當時出站的人說沒有警察在地鐵裏面，她都堅持在閘口不走。不久，她突然看到一個年齡很小的男孩拿起當時隨處可見的一大罐生理鹽水就往身上倒。

珍姐回憶道：這個男孩大概就是14歲左右，他整個身體的皮膚都是紅的，顯然皮膚都傷了。她心頭一驚，趕緊問他要不要幫忙？這應該很痛的，但孩子沒有哭，反而問她「為甚麼香港會搞成這樣？」珍姐一邊幫忙，一邊對他說：「不用擔心，有我跟你在一起。」

珍姐說：「那晚上我睡不著。這件事是令我最難忘的。一個小孩這麼有勇氣！香港政府這樣去害我們的年輕人。我是不可以放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