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至關重要，決定著美國的未來，而教育界也是受極左思潮影響最嚴重的區域。在對華裔的教育偏見背後是極左思想和理論的影響，學區推行的「多樣性、公平和包容」（DEI）培訓是以CRT理論為基礎的，把人群按種族分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並藉此創造出所謂的社會「正義和公平」。
對華裔學生的偏見
2022年4月11日，聖地牙哥市聖迪吉托聯合高中學區（San Dieguito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董事會舉辦多樣性、公平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DEI）培訓研討會，學區總監謝麗爾‧詹姆斯-沃德博士（Dr. Cheryl James-Ward）在會上發表了對亞裔學生帶有偏見的言論，她隨後為此做了公開道歉。
在會上，董事會副主席邁克爾‧奧爾曼（Michael Allman）談到，學區數據顯示，幾個亞裔學生群體如印度裔、韓裔、越南裔、日本裔和中國學生比其它族裔得到最差的D和F評級成績的人數少，「我們知道為甚麼亞裔學生在學校表現得如此出色嗎？」
沃德博士說：「我們地區有來自中國的亞裔湧入，能夠踏上這段旅程的人都很富有，除非你有錢，否則你不可能來美國花200萬美元買房」；「在我的社區——在卡梅爾谷（Carmel Valley）……我們有大量的中國家庭湧入，搬進我們的家鄉、搬進我們的社區，這需要有錢。」
沃德還說，中國家庭有父母和祖父母在家撫養孩子，而一些拉丁裔的家庭「沒有中國家庭那樣多的錢」，他們的父母可能有兩份工作，從日出工作到日落，無法在家幫助孩子。
沃德是非裔美國人、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教授，擔任過長灘聯合學區的校長和學業計劃主任，以及聖地牙哥的特許學校e3 Civic High School的行政總裁。她的丈夫蘭迪‧沃德（Randy Ward）曾是聖地牙哥縣的學區總監。
沃德3分鐘的發言影片被放上網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第一天有2,800次瀏覽，在10天後瀏覽次數超過了14,000次。觀眾在影片下留言，「令人難以置信的先入為主和刻板印象。我24年前來到美國時，口袋裏只有200美元，住在地下室裏並在自助餐廳打工，即使在賓夕凡尼亞州最寒冷的冬季風暴期間，我仍然步行1.5個多小時到校園學習。在所有這些壓力之下，我在2年半的時間內從排名前30的大學中拿到了兩個碩士學位，成績全A」，陳女士（Rebbcca Chen）說，「不要傲慢地說『財富』是亞洲人在學校表現出色的唯一原因。」
「我帶著720美元從中國來到這裏，在前五年的上學期間，幾乎所有的周末和節假日我都在工作。我和妻子現在都忙於工作，但在孩子小的時候，我們每晚至少要花一小時陪伴他們，電視在工作日是不允許開的」，郭先生（Zhi Guo）說，「我們教給孩子的價值觀是要努力學習；我們告訴孩子，如果他們在學業上不及格，他們應該受到批評，而不是責怪其他人或其它族裔。」
加州平等權益聯盟基金（CFER）發表了聲明，譴責沃德的言論「極具冒犯性、嚴重不準確和故意分裂，不符合她在學區擔任的領導角色」。
聲明信中指出，亞裔學生整體成績好並不是聖迪吉托學區獨有的現象，成績好壞也與財富無關。在聖迪吉托學區，儘管低收入家庭比其它地區少，但在19%亞裔學生中約12%、在56%拉丁裔學生中約44%處於經濟不利地位。
在加州，在8年級經濟困難的學生中，57%亞裔、31%白人、21%拉丁裔、17%印第安人和12%的黑人能夠達到數學能力；在3年級經濟困難的學生中，55.53%亞裔、44.74%白人、34.3%拉丁裔、28.71%印第安人和26.3%的黑人能夠達到閱讀能力；並且在紐約和三藩市市，低收入家庭的亞裔學生在公立學校的表現也優於同齡人。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教育學教授塞繆爾‧穆塞斯（Samuel Museus）認為，將所有亞裔學生描述為表現出色和富裕的人，掩蓋了亞裔美國人群體的多樣性以及一些亞裔美國人處於不利的地位和表現不佳的事實，並非所有亞裔學生都來自高收入家庭。而沃德關於中國家庭搬入卡梅爾谷的話，「是將亞洲移民視為外來者，應與我們社區中的有房者區分開來」，穆塞斯說，這種語言助長了亞裔在美國歷史上作為替罪羊的看法，會導致群體間互相爭奪資源，而不是做應該做的事。
沃德開始指責發布影片的人是斷章取義和引起「風暴」以抹黑她，她認為是因為董事會對重新劃分選區的爭議引起的。然後，她在4月12日下午召開緊急公開會議，為所說的話道歉。
在4月15日她向學區家庭發出道歉信，「我周一發表的評論很傷人，激怒了亞裔美國人社區並讓他們失望，帶有我不知道的偏見……我真誠地向整個社區特別是亞裔鄰居道歉。」沃德的信還包括了下一步的修復措施及對員工進行公平和包容訓練的計劃。沃德說，「這個問題很複雜」，應該換一種說法，「當學生擁有情感、財務、教育和社會資本時，他們是成功的」。
亞裔家庭比較重視教育，並且要求孩子勤奮學習，亞裔學生在學業上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也是取得好成績的重要因素。CFER說，「不是因為財富，而是他們從根本上相信美國夢。」
站在風口浪尖上
CFER呼籲民眾給學區理事會寫信表示反對和抗議，並希望召開公開會議，讓居民和沃德對話。聖地牙哥亞裔平權會、反對不容忍和種族主義基金會（Foundation Against Intolerance and Racism）、父母聯盟（Parent Association）等組織也紛紛加入抗議行動。
4月20日學區例會上包括了兩個議題：「容忍和理解」以及「多樣性、公平和包容」。在長達3小時的公共意見中，居民們要求沃德辭職或將其罷免。
一位在醫院工作並直接從醫院趕來的家長對沃德說，「我幹兩份全職工作，每周工作80小時來支持我的孩子們，在早上4點當多數人還在睡覺時，我出去工作掙錢。你的言論傷害了我的家庭和孩子的名譽。」
此外，居民們對沃德堅持要花更多的時間來進行DEI的培訓感到不滿，因為其「公平」非指機會均等，而是結果「公平」，即結果要按族裔比例照顧某些「弱勢群體」；其「多樣性」指必須有某族裔或群體的人，「包容」是指必須降低標準或改變政策來照顧某族裔或某群體。比如大學招生時，對不同族裔和群體按不同錄取標準和比例招生，亞裔學生多年來深受其害。
2021—2022學年，聖迪吉托學區投入了大量的資源推廣DEI，包括522,300美元用於「公平獲取、社會情感學習（SEL）和文化響應實踐」的專業學習，以及674,500美元用於其它「包容性」計劃。
CFER認為，加倍投入更多的DEI員工培訓和投入有爭議的種族研究教學，誤診了教育的根本問題並使學區與非自由和非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接觸永久化，那種以種族、性別、膚色、族裔或民族血統來劃分人們的敘述和公共政策是從根本上錯誤的。所有此類項目都必須經過公眾審查，以確保善意的活動不會被分裂的意識形態所劫持。
加州平等權益聯盟主席徐佶翮（Frank Xu）說：「所謂的多樣性、公平和包容培訓分裂了社區，而不是將我們所有人團結在一起……公共教育系統需要放棄這種腐蝕性和帶有政治色彩的舉措，應在個人和基於績效的基礎上幫助所有學生。」
在居民的強烈抗議下，學區董事會以3:1的表決暫停沃德的工作，讓她帶薪休假。
沃德得到了教師工會和一些左翼團體支持，要求她繼續留任。她在之後接受採訪中說，她說的關於中國家庭富裕使學生成績好「只是一個因素」，她「不是要傷害人，而是出於一顆純潔的心」。在收到經濟要約（換取她辭職並放棄投訴）後，沃德說不打算辭職，如果董事會解僱她，她將起訴學區非法解僱她。沃德繼續指責奧爾曼（非亞裔）為擺脫關於選區分區的調查而要她離開職位。
CFER在4月25日的新聞稿中說，沃德博士毫無根據地指責CFER對她進行「徹底打擊」，致使她「被定罪」和被「公開私刑」。一些媒體錯誤地將CFER描述為「由華裔領導的組織，學區的抗議者都來自CFER組織，暗示這是一個種族衝突。CFER指出，在會上抗議沃德的家長都是聖迪吉托學區的居民，而發言支持沃德的人大多來自有組織的利益集團，那是些擁有大量資金並維護著教育官僚機構的根深蒂固利益的團體。
Encinitas 4 Equality（E4E）是支持沃德復職的一個組織，2020年5月下旬在非裔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後成立，其章程說「無論E4E是甚麼，它將優先傾聽黑人的聲音，並成為一個反種族主義的社區」。
到了5月中旬，沃德在電視採訪中說，「當我回憶所說的話時，我找不到有任何問題。」而E4E等則抹黑CFER並將沃德離職問題歸於種族問題。
CFER在5月30日發表了《與極左決鬥需要勇氣、智慧和擔當，你害怕嗎？》的新聞稿，其中提到E4E的主席馬里‧德雷克（Mali Drake）指使人侵入家長們所在的微信群中，然後，德雷克在1小時內在NexDoor網站上公布了微信群中的聊天內容，恐嚇家長們；可以想像家長們受到的衝擊。在5月19日學區會議上，德雷克將CFER與前總統特朗普聯繫在一起，「用陰謀論的方式暗示CFER是全美白人至上主義的一分子」，CFER在新聞稿中強調，「事實上，CFER是一個完全依靠普通民眾捐款才能夠活下來的草根組織。」
從一張圖片中可看到，徐佶翮的頭像被放在與特朗普、霍士名主持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及媒體高管、前白宮首席戰略家斯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等人一起，因為「極左派習慣性地把所有他們不喜歡的個人和組織都指責為與特朗普有關」。
徐佶翮表示，CFER、他本人和學區的家長都決定繼續抗爭。雖然他早在2014年就已經意識到，一個人如果參政議政就要做好遭到各種人身攻擊的準備，但處在漩渦中的他們承受的心理壓力是外人很難理解的。但如果任由左派以種族、膚色撕裂美國社會，降低學術標準來摧毀孩子們，以各種貌似高大上而實質是謊言的宣傳踐踏美國文化，人們的歲月靜好還能維持多久？
CFER專注於教育
在2020年11月的大選中，加州人以57.23%的投票否決了具有明顯種族歧視的第16號公投案，第16號公投案想從州憲法中刪除第209號法案的規定，即在政府聘僱、公校入學和政府發包過程中不歧視或給予任何個人或群體優惠。作為提案的反對方，加州平等權利委員會在組建團隊、選戰語言和爭取廣大居民的支持上都搶佔了先機，起了非常大的凝聚作用。而支持方財大氣粗，籌集了逾2,700萬美元資金；CFER募集到172萬美元，其中150萬美元來自8千多位居民的小額捐款，其中的7,400餘位捐款人是華裔，他們大部份是第一代移民，還有大量的華人義工在付出。在看不清前途時，CFER是憑著信念堅持到勝利的。
儘管第16號提案被成功否決，但改變現行的做法或人們的觀念尚需時間，通向「既不對某個族裔歧視也不特殊優待」的道路也是漫長而曲折的。在2020年大選結束後，CFER繼續致力於「人人平等」這一憲法原則，關注公校入學、政府聘僱等領域，並推動有利於社區的政策和計劃。
在亂象紛呈的世界中，CFER關注著在那些在人們身邊發生的並可以努力改變的事情。2021年，CFER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對加州民族研究教材的訴訟，引起人們的關注並迫使其對教材進行了修改。該教材是以極左的批判性種族理論為基礎的；2022年CFER提請居民對加州數學大綱修訂的關注；在立法方面，CFER成功地阻止了2021年對政府聘僱領域實施種族配額的提案，2022年完成了對四百多個涉及教育領域提案的分析，並參與了撰寫和推動AB1785「父母的權力」（Parents’ Bill of Rights）提案，要求學校對家長公布教學大綱和內容。
CFER是一個無黨派非牟利的501（c）（3）組織，2021年，CFER有4,000美元的赤字；在2022年第一季度有5,000美元的赤字。同反對第16號公投案一樣，在艱難前行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大家協助關注學校和學區、支持和參與（如義工），這不是幾個人或一兩個組織就能做到的，CFER需要大量的義工參加當地的學區會議，以及時了解真實的情況。CFER深信，只有持之以恆，不停地把極左的提案暴露給大家，才能讓政府和官員有所忌憚，並相信選民總有一天會覺醒，推動加州的教育回歸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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