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搞錯】習李矛盾激化難以避免

李克強十萬人大會，勢必造成與習近平的矛盾激化。這與大饑荒後七千人大會造成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矛盾的激化，是同一個邏輯。（大紀元製圖）

《有冇搞錯》。6月2日。

今年發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些事情，估計會產生極為重大的後果，可能在歷史上都會記下來的。在中國的，就有上海封城兩個月，以及和中國大陸很多城市的持續封城。與此相關的，是中國經濟大衰退，和隨後可能的大蕭條。而政治上，則是圍繞中共二十大的一系列鬥爭。

我們今天主要分析一下，李克強5月25日的十萬人大會，是否會對二十大構成影響？甚至引發中共內部更加激烈的政治派系鬥爭？

其實，有關中國經濟出現問題，在疫情爆發之前，也就是說在2020年之前就已經開始了。疫情爆發之前，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戰，對經濟合作，尤其是高科技方面的合作形成了巨大影響，還有中共清理各個行業，像是房地產、互聯網、補教、遊戲行業、影視業等，還有對中國私人企業主的各種打壓，對資本市場的嚴格管制。這些綜合問題的影響下，中國整個經濟就已經出問題了。

而疫情爆發，採取嚴厲的清零政策，只是經濟衰退的其中一個因素。但這個確實是最大也是最明顯的因素，因為各地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這個是明面上的，所有人一眼就看見。

李克強在十萬人大會的講話我們不多說，最重要的，是李克強強調，「中國經濟大盤」可能會滑出合理運行區間，所以他開的這個會是「穩住經濟大盤」會議。為了這個目標，當然就要提出論據，所以他說了一大堆中國經濟現在的問題，包括失業，包括各種數據，包括企業破產倒閉的問題等等。最後的結論，就是要「不惜一切代價穩住經濟」。「不惜一切代價」我們聽多了，通常而言，這些代價都是一般老百姓，但這一次，最大的代價，可能是疫情控制，也就是清零政策了。

不惜一切代價，就是除了經濟，其它所有事情都是代價，當然清零政策也可以是代價。但中共政府現在實行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價控制疫情，也就是除了清零病毒，其它一切都可以是被犧牲的代價，包括經濟。

從這個角度看，李克強和習近平兩人的「路線鬥爭」，是疫情清零和穩住經濟。但兩個不惜一切卻是矛盾的，要清零，經濟必受影響；要經濟復甦，必須要改變封城，開放道路交通，恢復工廠生產，讓工人回去「群聚」才行。所以，兩個不同的方向，等於是互相之間都把對方當成可以犧牲的代價了。

那麼隨後會發生甚麼呢？

第一、就像是《華爾街日報》報道的那樣，地方政府官員不知所措。當然，兩個「不惜一切」是相互矛盾的，那應該聽誰的？應該遵行哪種路線？

第二、如果中共內部無法獲得一個一致的共識，那麼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將有大規模的討價還價或者是路線爭論。結果很可能是中共元老和更低層級的官員會介入決策。這是一種中共特色，就是擴大會議。

第三才是秋天的中共二十大。

我認為，這條路線鬥爭發生的可能性相當大，所產生的結果，卻是很難很難預測的。這不僅僅是誰掌握軍隊的問題。

也有一些不同的分析。比如有人認為，李克強出來開這個十萬人大會，一定是經過政治局會議和習近平同意許可的，因此不能看作是習近平和李克強的分歧，而是一種類似「唱雙簧」的政治表演。一個紅臉，一個白臉，合作默契，目標明確，就是保黨保權。

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在專制體制之下，尤其是獨裁性質的專制體制之下，這種「雙簧」其實是損害了最高領袖權威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中共的歷史。中共有一段歷史，和現在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說很類似。這就是1962年初中共的七千人大會。那次大會，是對中共「大躍進」和三年大饑荒的總結，結果是毛澤東退出具體工作領導第一線，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變成了實權人物。後來的發展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毛澤東回來奪權，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中共中央文件中說的「十年浩劫」，國家幾乎崩潰。

我們看一下七千人大會發生了甚麼？

七千人大會是一種通俗說法，實際的會議名稱是「中央工作會議」，也叫「五級工作會議」。1962年1月11日召開，參加的人，包括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地、縣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一些重要廠礦和部隊的負責幹部，共有7,113人。這個會議，是毛澤東同意並親自主持的。會議主要討論「大躍進」及大饑荒的問題，提倡「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民主集中制」[2]。會議期間，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將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則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七千人大會後中國大陸的大饑荒問題有所緩和，毛澤東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務。

中央文革裏面有一個人叫戚本禹，後來他出過回憶錄，講了七千人大會中發生的事情。他說，劉少奇第一天的講話，並沒有讀工作報告，當時劉是國家主席，名義上的國家元首。當天他做了口頭講話，他代表中央向大會做的報告，報告是事先印發給大會代表的，並沒有在大會上念。

戚本禹說，劉少奇在講話中閉口不談他自己在「大躍進」期間所做的事和所講的話。反而假藉著某個地方的群眾之口講，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給人一個明顯的感覺，他把責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別是他講得激動的時候，一副慷慨激昂的樣子，好像錯誤都是別人的，而他則是糾正錯誤的人。

後來的中央文件中，劉少奇說的那些尖刻的話，不在裏面。

實際上，七千人大會並沒有否定毛澤東的路線，劉少奇所作的報告對毛澤東仍是尊重的，但劉少奇的「口頭報告」使劉、毛之間產生了真正的分歧。

戚本禹說，劉少奇顯然是不滿意毛澤東的。比如說，安徽省在大饑荒中餓死很多人，省委書記曾希聖是毛澤東的親信。在分組討論會上，安徽省的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們，對曾希聖可以說是憤怒到了極點了，他們控訴他在「大躍進」中怎麼虛報成績，怎麼打擊迫害抵制他搞「浮誇風」的幹部；以及當後來發生饑荒的時候，群眾沒有吃的，都餓死人了，他又是怎樣下令封鎖消息，不讓上報；誰要是說了真話，他就殘酷打擊誰，不但把人家的職務一擼到底，有些還被打成反黨集團或反黨分子。那些縣委書記們在批判曾希聖時那個激動的樣子，簡直無法形容。有幾個人在說到激動的地方幾乎就要衝上去和他拚命了，像恨不得要吃他的肉一樣。

劉少奇看了小組討論匯報之後，直接下令曾希聖不要再參加分組會議了。所以，後來的小組會上，發言就更加激烈了。有的人甚至提出要開除曾希聖的黨籍，送他去勞動改造。

曾希聖是老紅軍，專門搞電台的，算是中共軍情部門的元老。後來被冷藏，讓他到華東局去當第二書記，調李葆華當省委書記。李葆華是李大釗的兒子。

七千人大會的一個主要工作，是調查餓死人數。尤其在分組會議上，各個市縣都要報告，不得隱瞞，結果得出800萬人餓死的數字。當然，這個數字其實並不準確，但當時劉少奇下令不得隱瞞，要報真實數字。結果各地數字一報，真實情況一講，中央各位大佬們都大吃一驚。

也就是說，這個七千人大會之前，大家知道有問題了，毛澤東也同意開會，要轉向要調整。但大會一開，各種問題都暴露出來了。雖然為了保證毛的面子，沒有否定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但大家都知道，問題的源頭就是毛澤東不懂經濟和行政工作，冒進和亂下指示。

七千人大會實際上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開會，第二階段，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放氣」，基層官員心中有氣，所以62年1月31日會議結束後，還留了七天給大家「放氣」，提意見。

在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毛澤東很鬱悶，去了南方。他前腳剛走，劉少奇後腳就在中南海的西樓召開在京的中央常委會議（後來就把這次會議叫做「西樓會議」）。這個會議是個工作會議，首先要直接面對真實的形勢，他說毛澤東領導下的最後幾年，犯了大錯誤。後來毛澤東非常生氣，稱劉少奇的做法是颳「黑暗風」，指把他的工作說得一片黑暗。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衝突，這個時期開始發生激化。江青在文革初期宣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人談話，提到：「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談話中就提到：「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應該說，毛的做法引起了很大不滿，包括他的秘書田家英。田家英認同包產到戶，就是減少農村集體生產的因素，回到家庭單位的生產，毛澤東對他很不滿，認為他背叛，跑到劉少奇那邊去了，文革中田家英自殺了。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是把權力奪回來，整個政權最後差一點大崩潰。

我們回到現在中共的政局。有一些內容很類似，是吧。過去幾年，習近平的政策造成了很多問題，可以說是內外交困。李克強開這個十萬人大會，當然是習近平同意的，但這個會一開，結果可就不是北京能夠控制的了。下面要「出氣」嗎？大家可以「妄議中央」嗎？

專制體制有效運作，需要一個絕對權威的人物，這個人不能犯錯誤，不能被質疑，所有的共產專制體制都是如此。不管是七千人大會也好，十萬人大會也好，對中共最高層來說，它的不良後果就是領袖權威遭到損害。這對體制結構的損害是決定性，不能允許的。

未來中國大陸會發生甚麼，要看中國大陸經濟的走向。如果經濟衰退持續一個季度，北戴河會議可能就會出問題，隨後的二十大，恐怕就更難保證不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