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一直是個激烈辯論的話題，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到對中國（中共）未來地位和影響力的研判，而眾多觀察者正是因為所謂的「中國崛起」、「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說法，而對中共有所顧忌，放任中共的所作所為。
3月15日，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發布了一份重磅研究報告《重審「中國崛起」說》（Revising down the rise of China），報告認為，「中國崛起」的說法建立在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預期之上，即從現在開始一直到2050年，中國經濟每年增長4%～5%。如此一來，中國可能很快就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單極時代」終結，中共還可能建立全球經濟霸權，人民幣可能代替美元等等。
但報告預測，到2030年，中國經濟年增長將放緩到3%左右，到2040年放緩到2%，而從現在到2050年，總體平均增長2%～3%。如果增長只有2%～3%，中國的未來看起來就大為不同了。中國仍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永遠不會形成對美國有意義的領先優勢，即使到了本世紀中葉，中國的繁榮程度和人均生產力，仍將遠遠低於美國和其它富裕國家，不足以賦予中共任何與美國總體競爭的重大優勢。
中國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競爭的能力，也不僅僅取決於經濟實力。而且如果沒有經濟繁榮的助力，中國（中共）更難吸引夥伴國家。中國也缺乏與西方主要經濟體進行整體競爭所需的經濟實力，例如，將資源用於科學和創新、軍事支出或資助海外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能力。
鑒於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仍然遠遠低於全球，理論上中國有可能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比如到2050年每年增長5%。然而如此的前景預期，完全不符合以往的歷史經驗和中國發展軌跡，中國經濟更可能面臨著下行風險。
因此報告認為，與那些評估「中國崛起」會對全球政治產生更廣泛影響的預期相比，對「中國崛起」的說法，應該被大幅下調。對西方而言，「中國崛起」不應該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基本假設。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對中國經濟採取相對「樂觀」的態度，即排除了中國未來可能發生的政策失誤（如共同富裕、打壓私企）、金融脆弱性、國際環境變化（經濟脫鉤、內循環）等負面不確定因素，而只是客觀分析了中國過去經濟「成功」的經驗要素，包括勞動力、房地產、公共投資、生產力增長等方面，利用跨國統計數據進行預測。
一、中國的人口制約因素
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前景中，最直接的影響來自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過去嚴厲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結構快速轉型，意味著未來幾十年內中國的人口將迅速萎縮和老化。
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勞動人口一直在萎縮。最新的中國全國人口普查表明，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生育率迅速下降，2020年，每名婦女只生育1.3個孩子。這與聯合國的預測大體一致，即到205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將減少約2.2億人，而快速的老齡化，將使其人口結構迅速接近歐洲水平。到2050年，65歲以上的人將佔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更重要的是，中國扭轉這種人口前景的能力有限。過去十年以來，中共政府一直在放寬計劃生育政策，最近又推出了三孩政策，但迄今為止效果甚微。中國人似乎已經適應於小家庭，提高生育率需要時間，至少需要二十年，勞動人口才有可能增加。
推遲退休只能為中國增加約1400萬至1700萬的勞動力，總體效果有限。其它政策如完善兒童和老年護理服務，鼓勵女性工作等等，但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本來就已經很高，而政府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努力，使得女性參與率更低。
南韓和台灣通常被視為是中國未來增長潛力最佳參照。南韓（1980年）和台灣（1975年）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今天的中國相似，當時，兩個國家都處於人口紅利期，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勞動力每年增長約1.5%。相比之下，中國的勞動力預計將平均每年收縮0.8%，這也能說明為甚麼中國幾乎不可能達到「亞洲四小龍」時期的總體增長率。
而且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的未來增長前景，後續影響可能會更大。比如，人口老齡化將會減少對額外投資的需求，特別是在住房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也包括商業資產。同時也會阻礙生產力的提高，因為經濟活動將轉向生產力增長較低的家庭服務（如老年護理）。
二、住房投資面臨結構性下降
中國人口的下降，意味著房屋需求的下降，同時也表明了，中國的住房市場現在面臨著結構性衰退。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中國的住房投資估計翻了一番，佔GDP的14%，約佔所有私人固定投資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國在2000年代中期的房地產熱潮中，房產總投資佔GDP的比例只有6%。
中共政府對房市供應過剩、過度槓桿化、投機性投資和價格快速上漲的擔憂由來已久。而最近開始的對住房市場的控制、「三條紅線」等等，更引發了對廣泛的經濟危機蔓延的擔憂。
從長期增長的角度來看，根本問題在於中國的房地產業面臨結構性下降，而不僅僅是周期性下降。這是由中國獨特的嚴峻的人口前景和放緩的經濟所引發的。
在2040年代之前，中國的城市人口預計將會每年增加，但與前幾十年相比，增幅急劇減少。現在，中國每年增加約2000萬的城市人口，到2030年只增加1000萬人口。但到2040年代以後，居住在城市地區的人口數量，每年將會減少數百萬。這意味著每年城市住房建設的急劇下降，到2040年代，中國城市的建築面積建設，將完全由維持現有住房存量的需要來維持。
這意味著中國的住房投資，最終進入結構性衰退，從幾年前佔GDP的14%的峰值，降至2050年最終只佔GDP的4%。即使中國能維持每年5%的經濟增長到2050年，住房投資的重要性也會急劇下降，因為其它經濟部門增長會更快。
如果再考慮到其它因素，中國城市住房市場的前景就更不容樂觀。比如，現在約90%的城市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大多數購房者已擁有至少另一套住房。再加上住房長期以來供過於求，這表明，收入增加和住房需求之間的關聯，在未來可能會減弱。
住房熱潮的結束，對中國經濟會產生深遠影響，可能造成社會不穩定。比如地方政府的預算將面臨壓力，因為土地轉讓費佔了地方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系統會更加脆弱，比如房地產現在佔據未償還銀行貸款的30%，家庭槓桿率在過去十年中增加了兩倍，達到了GDP的60%。
由於住房投資的下降是結構性的，政策上試圖抵制這種下降並保持投資的人為上升，只會有可能產生更多的供應過剩問題。
三、公共基礎設施的過度投資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中國的公共投資約佔GDP的16%，大大超過了當今任何其它主要經濟體。
世界銀行2019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是第一個以相對低收入水平開始發展高鐵網絡的國家。自2008年以來，中國已經建造了超過2.5萬公里的高速鐵路專用線，超過了世界其它國家的總和。
中國人均公共資本水平已經很高，這意味著中國利用公共投資，來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空間越來越小。首先，與過去的亞洲四小龍相比，中國的公共投資在未來將遭受更明顯的收益遞減，亞洲四小龍在類似的發展階段，還有更多的空間從額外的基礎設施支出中獲益。
其次，到2040年，中國人均公共資本將達到12萬美元，比大多數富裕經濟體高出約50%，甚至遠遠超過日本。保持目前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速度，而不遭受某種長期的危機（產能過剩、效率低下和徹底的浪費），根本不可能。
因此，在我們的增長預測中，我們假設了一條更合理的路線，即中國的公共投資下降到GDP的8%左右，大約是目前的一半，並保持在這個水平。這與日本過去幾十年的經驗相似。
四、生產力增長放緩
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將越來越多地由提高生產力來決定。在過去四十年間，中國的生產力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提高，總體生產力平均年增長3.9%。而這種「奇蹟般」的表現，主要歸因於中國經濟起點太低，所以追趕速度較快。
雖然很難判斷中國未來的政策方向，但有充份的理由認為，中國生產力的增長在長期內將繼續放緩，即使是諸事順遂。
首先，生產力增長放緩，符合追趕型增長的經濟思維邏輯。增長經濟學的核心原則之一是「有條件的趨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即在控制了其它關鍵變量之後，較窮的國家往往比較富的國家增長更快。
就中國而言，其最大的生產力爆發，來自於拋棄計劃經濟，開放國際貿易和投資，產業從農業轉移到高生產力的工業和城市服務業。因此，未來的生產力提高，可能會越來越多地依賴於建立新的制度能力，而這些能力的發展需要時間。例如，將資本引向最具生產力的現代金融體系，能夠支持更高質量增長的監管機構，以及為私人創業和創新提供更有力支持的法律體系。
第二個原因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想法。很顯然，隨著發展，無論是在技術層面還是政治層面，維持快速增長的改革要求越來越難以成功實現。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阻礙改革，如國有企業改革。另一方面是實現預期改革技術上的複雜性，比如，在不引發動盪的情況下整頓金融體系，或在不引發資本過度外流的情況下進一步開放資本帳戶。
這意味著，儘管中國可以進行許多有益的改革，但這些改革是否成功，以及是否以足夠的速度進行，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問題。例如，取消中國的戶口制度是一個長期的、公認的增長點，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比如支持製造業，減少預防性儲蓄，鼓勵更強的家庭消費，並使住房市場的調整更加平穩。儘管如此，戶口改革仍然進展緩慢。
預計生產力增長放緩的第三個原因是，中國面臨額外的國際環境的壓力。亞洲四小龍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西方市場、獲取西方技術，而中國（中共）則面臨著在貿易和技術方面與美國和西方「脫鉤」的前景。
在貿易方面，中國在2008-09年金融危機後，已經被迫放棄出口驅動型增長，隨著與美國雙邊關係的惡化，這一趨勢得到加強。
技術限制將減少中國進入全球技術前沿的機會。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的一項研究估計，與美國的研究和開發有關的技術溢出效應，近年來對中國的年度生產力增長貢獻了約0.2個百分點。加上德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的溢出效應，這一數字達到了0.3個百分點。與其它情況相比，年生產力增長的0.2～0.3的損失，將意味著到2050年GDP累計減少6%～8%。
由於外部環境的惡化，中國正尋求更多所謂「內循環」，但這正好是拉低生產力增長的原因所在。與吸收國外知識和技術的產業相比，國內服務往往會減緩生產力增長，而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將加強這種影響。
即使假設中國繼續沿著目前的軌跡發展，即使中國的政策被證明是相當成功的，生產力的增長也將繼續減緩。
以亞洲四小龍與今天的中國做一個大致比較，當時亞洲四小龍的生產力增長，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下降了大約30%。如果中國遵循此模式，到2050年，生產力增長將降至平均每年1%。這還是比較樂觀的假設。
中國經濟未來（2030～2050）增長是2%～3%
現在，我們將前面幾節的評估匯總起來，預測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
中國的勞動力規模預計會下降，即使延遲退休，但只會抵消勞動力參與率的預期下降。由於結構性衰退，住房投資預計將從佔GDP的14%左右的高峰，下降到2050年的4%。到2030年，公共投資將下降到GDP的8%，並在此後保持這一水平。
較低的住房和公共投資，有可能為更多的商業投資釋放資源。然而，商業投資的大幅提升似乎不太可能，更有可能市場化改革受限，使商業投資受阻。即使傾向於樂觀的一面，允許商業投資的增加，抵消2030年以來住房投資下降的一半。考慮到所有這些因素，預計中國總投資在未來幾十年內平均佔GDP的比例，由目前的43%下降到33%。
中國生產力的增長，將比目前的速度減緩30%，每年平均增長1%，這與最初的「亞洲四小龍」在類似發展階段的經驗是一致的，並且由於忽略了中國可能面臨的脫鉤和更加內向的經濟所帶來的額外阻力。
綜合所有這些因素，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會從今天的6%左右的速度，降至2050年的每年2%～3%，到2030年，年增長率將減速到每年3%左右，到2040年進一步降至每年2%左右。
為甚麼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不可能達到5%～7%？
一個常見的論點是，中國仍然遠遠低於全球生產力前沿水平，這意味著仍有很大空間實現快速增長。雖然有這種可能，但中國將很難把這種潛力，轉化為生產力更快增長，相反可能更糟。
以商業投資和人力資本為例。即使做出更樂觀的假設，中國能夠從2030年起，將預計減少的住房投資完全轉為商業投資，但由於中國的商業投資的收益遞減，意味著這只能為205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增加0.2個百分點。
考慮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工人越來越少，中國將很難大幅提高其勞動力的平均教育水平（除非中國向大量技術移民開放邊界，但這不太可能）。假設中國能夠加快人力資本的增長速度，年度經濟增長也只能再增加0.3個百分點。
有鑒於此，中國需要怎樣的生產力增長速度，才能在2050年實現每年5%～7%的平均增長，這有多大的可能性？
要達到7%的增長，需要中國的生產力每年增長3.8%，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樣做不僅需要中國遠遠超過當初亞洲四小龍的生產力表現，而且還讓中國返回1990年代中期生產力尚未增長的時代。
實現5%的經濟增長似乎更加可行，但這不僅要求中國要將目前的生產力表現，從每年1.3%大幅提高到2.3%，而且還要將其維持幾十年。中國上一次能夠實現大約這個速度，是在2008-09年金融危機之前。
此外，迄今為止，中國的生產力增長在可比的發展階段，比原來的亞洲四小龍的表現要差上一大截。但要實現5%的經濟增長，中國需要超過南韓的歷史生產力表現，並與台灣在類似發展階段的表現相匹配，儘管中國可能會面臨來自貿易和技術脫鉤的額外障礙。
新興的數字技術，也許是中國可能實現更快的生產力增長的一種方式。然而，迄今為止，新興數字技術的紅利，還不足以提升總的生產力增長。
中共治下的「中國崛起」不應成為基本假設
報告的核心論點是，截至205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是每年2%～3%左右，這意味著對「中國崛起」的說法進行了大幅降調。
增長放緩對中國自身的發展意味著甚麼？中共官方聲稱，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和經濟總規模在202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但要實現這些目標，意味著在2020～2035年期間，總體經濟增長為每年3.4%～4.0%，人均增長為每年3.5%～4.2%。中國在這兩個方面都不會達標。
另一個關鍵的影響是，如果增長放緩，中國將無法追趕上富裕國家平均生活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甚至到本世紀中葉也是如此。一方面，到2050年，中國的平均人口將比現在富裕2～3倍，生產力提高2.5～3.5倍。儘管如此，根據目前對美國未來平均每年增長1.6%左右的預期，中國仍將比美國窮得多，生產力也低。到2050年，中國人的平均財富將是美國人的40%，而中國的平均工人的生產力將只有美國人的一半。
最重要的是，中國經濟最終可能多大程度形成主導地位。根據報告預測，到2050年，中國經濟的實際規模，可能是現在的2.0～2.7倍。然而，對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的影響，就不那麼明顯了。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全球產出中的份額，到本世紀中期與現在相比，基本保持不變。中國在全球產出中以名義美元計算的份額，也只會適度上升，從目前的17%上升到未來幾十年的五分之一多一點。
可以預見的是，對增長放緩的預測，意味著中國的全球崛起的影響將被大大削弱。這源於兩個因素。首先，與其它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尤其是印度和東南亞新興經濟體的預期增長率相比，中國將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其次，中國增長放緩，意味著它對西方先進經濟體的增長優勢將大大減少，從2040年左右開始，這種優勢將變成增長劣勢。
與傳統的「中國崛起」的說法相比，我們的預測所暗示的前景截然不同。例如，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到2050年的年均增長率約為4%，而地緣政治分析家的預期甚至高達5%～6%。正如我們所認為的，中國保持每年5%的增長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這需要巨大的成功，遠遠超出了中國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也不符合中國目前的發展道路。
報告表明，與大多數現有的研究相比，特別是與那些考慮到「中國崛起」對全球政治更廣泛影響的研究相比，對「中國崛起」的預期應該大幅降調。對西方而言，「中國崛起」不應該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基本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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