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鐵鏈女事件成了民怨集結的最大公約數，激起海外一場輿論大波。除了中文媒體之外，用xuzhou chained woman搜索，共有192,000條信息。在排山倒海的輿論壓力下，2月17日，江蘇成立「豐縣生育八孩女子調查組」。但是，海內外輿論還在繼續沸騰，中共方面的處理將視輿論風潮的大小，而決定處理範圍的大小，包括對董某等施害者的量刑輕重。

徐州成拐賣人口犯罪共同體

徐州各縣拐賣人口堪稱歷史悠久。這次鐵鏈女不僅讓國內外華人重溫了1989年以前，幾年之間共拐賣將近5萬婦女這段穢史，還發現了董集鎮早就形成了拐賣人口的犯罪共同體——該村還有一位也拴著鏈子長年趴在地上的被拐婦女。買媳婦是當地習俗而且得不到善待，村民們對此不覺有異，習以為常。

一位網名為「赫茲」的國內人士在網上使用「徐州」、「判決」、「拐賣」、「公安」等關鍵字抓取相關新聞共4千餘條，閱讀了所有與「徐州拐賣」有關的百度百科達75頁，以及徐州乃至蘇北的縣誌，閱讀相關資料共計近40萬字，寫了一篇《被拴狗鏈的八孩母親與徐州人口拐賣史》的調查手記，證明徐州確實是拐賣人口犯罪重地，有許多與「八子鐵鏈女」不幸遭遇相同的女子。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根據國內信息寫成的《法院拒絕多名被拐賣婦女離婚申訴 豐縣經常發現女性屍體》（2022年2月16日），引述《中國經濟周刊》報道指出，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徐州豐縣人民法院判決的數宗被拐賣婦女離婚案，法官均不支持原告人離婚訴訟。許多女子走投無路，最後只能自殺。

我讀到類似相關信息之時，認為徐州法官群體中有不少無視被拐婦女的悲慘處境，硬性維持拐賣人口的結果。這條信息表明，徐州市及下屬各縣的黨政系統其實已經默認當地這種拐賣婚姻的合法化，甚至默認了農村男子「家暴」的普遍存在。徐州有份《徐州日報》，是中共徐州市委機關報，1948年12月10日創刊，日發行量12萬份。徐州拐賣婦女在中國曾被多方報道，我用「拐賣婦女」四字在《徐州日報》網頁上搜索歷年信息，共獲70條；今年三條，竟無一條涉及豐縣鐵鏈女，全是表揚當地政府關心打拐、協助被拐兒童尋找家人的報道。

所有這些，都說明江蘇省徐州市這個地區在拐賣人口方面，存在一個涉及地方政府直至基層的黨政系統、警方、法律共同體的犯罪共同體共犯結構。否則無法解釋當地為甚麼存在持續幾十年、涉及範圍甚廣的拐賣人口犯罪。

中央政府的利害考慮

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徐州豐縣連續放出四份通告，鐵鏈女送往精神病院就診，長年虐待鐵鏈女的「丈夫」董某及兩位涉及拐賣鐵鏈女的人販子被抓。但是，事情遠未結束，很多網友希望當局就此追下去，在全國範圍內開始打拐。國外推特則有人認為，習近平將竭力掩蓋事實，因為人口販賣黑幕揭開，讓中國丟了大臉。

習近平當然非常惱火，在京奧召開期間出這麼一檔事，確實有損臉面。但要說他認為世界不知道中國是販賣人口大國，那倒不至於。聯合國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販賣報告》（UN Human Trafficking Report）列在第一的就是東亞地區，偶爾也會點名說中國是人口販賣大國。這裏僅舉幾例：比如2007年美國國務院的報告認為，中國的人口販賣問題以境內拐賣為主，中國外交部反擊。2017年美國國務院再度在報告中指稱，中國是販賣人口最嚴重國家之一，中國當然也沒那麼聽話，每次都予以反擊，比如新華社發專文《罄竹難書！美國人口販運罪行史話》。中國出於鄰國關係，也會抓捕一些涉外人販子，比如2019年，中國公安部與緬甸、柬埔寨、老撾、越南、泰國警方合作，六國警方聯合開展打擊拐賣人口行動，破獲拐賣案件和婚姻詐騙案件760宗，抓獲犯罪嫌疑人1,332名，解救被拐外籍婦女1,130名，兒童17名。

鑒於以上事實為國際社會熟知，中國人口拐賣也不是習近平任期內才發生的新事，習近平無論是出於國內民意還是本身利害權衡，都不會去遮掩，而是會要求江蘇省徹查豐縣鐵鏈女事件。這種傳播全球的惡性事件，如果遮掩，反而對他不利，容易給黨內反對勢力以口實。

江蘇已放出 準備收場的信號

徐州官方曾公開放話，希望網友給他們一點時間。意思就是，讓他們有時間摸清相關情況，確定如何處理這事。就算是內部追責，最後要確定一個盤子：抓到哪一層？抓哪些人？人販子動甚麼角？徐州這地方拐賣人口是積年犯罪，沒有官方默許不可能延續至今，但抓誰懲罰誰，需要官場各方勢力內部平衡。當然，他們也明白這不是處理村支書能夠糊弄過去的。

2月16日，國內微博上有人釋放出《省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江蘇省貫徹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實施意見的通知》，正式發布日期標識為2021年12月11日，文號：蘇政辦發〔2021〕99號。該通知是為了響應中國國務院2021年4月28日頒布的《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這樣的文件，一般網友不會去查，當然是政府方面安排人將此文件信息釋放到微博上。看到這條信息，我就發表推文，認為江蘇省委、省政府已經開始在摘清自己的責任了。接下來，江蘇省地方大員們對此各要負甚麼責任，與他們任職主管範圍、任期時間都有關係。

我上網查了一下，現任省委書記吳正隆是江蘇人，多年在外地任官，於2016年從山西調江蘇任南京市委書記，先後任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政府黨組書記，省長；從2021年10月調任省委書記；2022年1月正式任江蘇省委書記。從日期來看，上述打拐通知是他正式任省委書記後發的一份文件。有了這份文件，他可以向上級說明，他接任後江蘇省委、省政府其實很重視打擊拐賣人口活動。領導責任當然不能推，但已經先摘掉了玩忽職守、懶政之類的帽子——如今中國官場，「懶政」這頂帽子扣在頭上，烏紗帽就不穩了。

現任徐州市委書記與市長都是江蘇省本地人，在徐州任官多年。徐州市委書記周鐵根於2018年4月就任；代市長王劍鋒2021年7月就職。但從2016年王劍鋒任常務副市長開始，先後任徐州市委副書記、市政府黨組書記。如果市一級需要有人擔責，這兩人無處卸責，不能說是地方勢力作祟，更不能說自己不了解徐州販賣人口嚴重的情況。

豐縣一級直到鄉鎮，大小烏紗帽肯定要摘掉一些，只是董集村的村長撤換比較麻煩。以該村村民質素來說，選出的村長肯定與他們是同類而且絕對是護短之人。

至於全國性的打拐，本來就是國務院發文布置要辦的事情，徐州官場掉了烏紗帽一多，其它地方也至少會做做樣子，尤其是廣西涉及拐賣越南女子、東北涉及拐賣北韓女子、廣東、雲南等省涉及東南亞國家女子，打拐都會做得比別處深入一些。

但要做更多的期望，比如盡數解救歷年被拐賣女子，從此讓拐賣人口罪惡絕跡，恐怕就不現實了。據我始自1990年代的觀察，全國性的打拐行動幾年一輪，但中國農村與基層早就形成了拐賣人口的共犯機制，尤其是村鎮一級基層，認為解決本地光棍問題是要務，哪管他人家破人亡之痛？基本上是敷衍了事。

如果非要說這次徐州鐵鏈女事件對中國公眾有甚麼影響，我覺得就在於幫助他們認識了底層之惡以及中國農村的潰敗，知道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成績，主要體現在讓豐縣董某這類鄉村惡棍生八孩還能全家領社保，但人卻離文明標準很遠很遠。◇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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