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香港立法局議員薛浩然，接受本報《珍言真語》訪問談到，現在香港高官腐敗、極端防疫、眾多精英移民投奔自由而去。他強調「苛政猛於虎」，執政者必需重回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深刻反思、實心辦事、施行仁政，而非用嚴刑峻法、酷政重典治理，才能讓社會一片祥和、長治久安。
古有罪己詔 林鄭應深刻反省
薛浩然表示，如今香港已不再是東方之珠，這些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香港要是一個「希望之城」，就是執政者要給市民希望，人們才會同心協力、發憤圖強。「如果（市民）覺得沒希望，那怎麼辦呢？所以抗疫、防疫不光是派錢就可以解決的。派錢都解決不了問題，況且香港還有多少錢可派呢？」
薛浩然說，以歷史為鑑，法例不得民心，立了法又如何呢？嚴刑峻法治民，不得人心，朝代必定不能長久。他舉例說，在中國古代，遇到很多社會、天災等問題，皇帝要頒布一個「罪己詔」，「就是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我有罪，請不要牽連天下百姓；如果百姓有罪，罪都應歸結到我身上。都是寡人失德，所以讓市民受苦受難。」「這是最起碼要求的德行，連皇帝都要要求自己，就是所謂在道義上的責任、道德上的責任、良心上的責任。」
他也借鑑歷史勉勵港人，也提醒特首林鄭月娥，「古代有些君王、統治者，想要刪改歷史，但是可以嗎？歷史是在人心裏的，已經發生了，是不能改變的。」他進一步指出，「事實不是寫在書裏的，也不是寫在報告裏的，而是寫在人的心版上的，不可抹滅、更無法消除，又怎麼可能刪改歷史呢？」
避亂局遠災禍 移民背井離鄉
看起來林鄭的態度，「好像不關她的事，現在香港疫情肆虐到這個地步，似乎全部都是徐英偉出去吃一餐的錯。」「怎麼可以這樣呢？因為你是大總管嘛，你自己就經常這樣做，本身就連出來講話都不戴口罩。」
「中國人有句話，『有口說人無宗旨，自己做就無所謂』，首長應該以身作則，林鄭卻我行我素、恣意妄為，這樣的行徑，市民怎麼會信任你呢？又怎麼會有信心呢？」
「如果香港是一個有希望的地方，我相信移民的人不會太多。」薛浩然表示，因為那些人感到心灰意冷、意興闌珊，才不得不連根拔起、遠走高飛，這個絕非小事。「反而我們的特首、有些人心頭還是很涼快、很輕鬆，一副走就走吧，走了還會有更多的人過來的樣子。」
「難道國內的那些億萬富豪、專業人士、設計火箭、做衛星原子彈的和設計電腦的人才，會移民來香港嗎？即使他們想來，也未必會被允許。如果來的都是低端人口，那麼，香港還怎麼會有前途呢？」
總而言之一句話，錯在就如孔子在《周易．繫辭下》裏說：「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這句話就是形容今天香港的領導班子，沒能力，沒有一個為民服務的心，是否權勢、利慾薰心？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心去感覺，這個政府是否無能？
眾多中產精英移民 皆珍惜自由
薛浩然表示，香港從來都是一個移民城市，但近兩年的移民潮涉及很多專業的中產階級人士，年齡從30到50歲之間。他指出，任何發達國家都不能夠脫離中產階級，中產階級越大、越堅固，社會就相對安寧、穩定，並且會有序地向前發展。「如果這些中產階級，包括知識型的中產階級走了以後，我們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夠培養出這些人才。」
「我在香港土生土長超過70年，對香港的了解，比中聯辦的官員或者現任的有些議員更加清楚。」薛浩然列舉香港史上幾個移民高峰期的起因，從1956年雙十暴動、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1997年大限，到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大騷亂。他們為甚麼會走呢？1949年之後大陸為甚麼那麼多人逃港呢？說白了，為的「就是自由。」
薛浩然認為，「自由」，無論在中西方都是最寶貴的。「因為市民所需要的就是豐衣足食、安居樂業，能夠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不是每個人都想做特首，也不是每個人都想做議員、做官的，我們需要的是自由。」
薛先生相信，很多離開的香港人並沒有直接受到迫害，而是「當他的自由慢慢地被削弱、消逝的時候，他一定會想辦法去一些可以享受到自由的地方。」如今在香港，「很多人害怕自己不小心說錯話，擔心有甚麼事情發生，很可能真的會有身陷囹圄之虞。」
應重傳統道德文化
施仁政則長治久安
薛浩然分析，中國古人從來不用西方的那種「良政」，而是追求施行「仁政」，「仁者，愛人也，要愛人如己。」「皇帝、做官的不是騎在人民的頭上，我們叫他是父母官；做百姓的，不是蟻民、不是刁民也不是順民，而是你的子民。就等於管治和被管治的人，應當是父母之間、父子之間的對待關係，那你就會親民、愛民，你就會珍惜、保護。」
「所以不用講那麼多，那些官商講甚麼『良政擅治』。一個字就夠了，施行「仁」政，將會天下無敵。」薛浩然強調，「仁政」或叫作「德政」，但不等於「良政」，中國傳統歷來重視道德教化，而現代西方那一套不講教化而強調法律，就會出現很多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
「如果我們知道，偷東西是不對的、殺人放火是不對的，你就會自我約束。但是在西方社會，在法律的管治之下，你會鑽法律的漏洞。」薛先生說，「聰明的智慧罪犯知道，我殺了人，但是如果我把兇器毀了，沒有兇器證據，那個環境再處理過，又沒有了環境證據，你都奈何不了我。因為法律是講證據，不在於你有沒有犯行。」
「單靠嚴刑峻法，不會讓一個社會能夠長治久安。」薛浩然覺得，中國優良文化中傳統的道德觀是很重要的，「老祖宗留下很多東西給我們，不過，就因為我們不會用，才有目前這樣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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