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為奧運參與者制定了所謂的「奧運泡泡」,後者將被全程封閉在「泡泡」中,但海外記者組織表示,這似乎是中共蓄意而為,目的是讓記者受到牢牢的限制,無法看到任何中共官方發布以外的內容。

國際參賽選手和記者抵達中國後,將立即進入「泡泡」,他們只能通過北京奧委會控制的汽車、公共汽車和鐵路線,在指定的酒店和官方場館之間移動,一直到賽事結束離開中國為止,全程無法與外界接觸,好似進行了「真空隔離」。

北京對參加2月奧運會的記者們實施了有史以來最嚴格的限制。國際奧委會稱,這是為了防止COVID-19的傳播,但很多記者認為,這是中共企圖壓制獨立報道,來維護中共的「形象」。

駐中國的外國記者協會(FCCC)已經明確,國際媒體無法參加奧運的新聞發布會,也無法報道奧運會籌備工作(例如迎接奧運火炬),原因是中共當局不斷設置障礙。

該組織表示,北京經常提前幾個小時突然宣布奧運活動,這使得國際記者無法及時提交陰性病毒檢測結果,從而無法入場報道。而有的時候,中共官員根本連宣布都不宣布。

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奧委會手冊中規定的措施,確保了記者對北京生活的觀察將受到高度限制。他們無法與泡泡外的中國公民接觸,也無法看到官方授權的工作場所和酒店之外的地方,而且根據手冊,記者也禁止與觀看比賽的觀眾接觸。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時,西方記者報道了北京居民的困境,當時中共為了建造奧運場館,把老百姓的街區夷為平地。但是這次負責協調奧運報道的《華盛頓郵報》體育副主編雷尼(Matt Rennie)承認,「當我們僅限於官方酒店和場館時,這類報道會很困難」。

《今日美國》體育專欄作家布倫南(Christine Brennan)說:「認為中共沒有操控疫情的想法太天真了。」她說,「他們無論如何都想控制我們,這(疫情)只是給了他們一個藉口,中共將展露中共的本來面目。」

該媒體的體育部總編輯斯科特(Roxanna Scott)表示,這些限制將導致「無法報道通常的關於主辦城市、社區情況、觀眾反饋等內容。」

《華盛頓郵報》報道,將報道冬奧會的外國記者們表示,他們會帶「一次性」的手機和電腦在北京工作,奧運結束後,就會把這些設備扔掉,目的是防止中共監視其通信內容。

即使這樣,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報告顯示,中共官方要求奧運參加者加載的「冬奧通」軟件,裏面存在安全隱患,可能導致網絡入侵。

更有甚者,軟件中還有一個「敏感詞」審查表,包括2,442個關鍵詞和短語,「敏感詞」包括「天安門」、或「中共邪惡」、「胡江內鬥」、「法輪大法好」等,還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名字,以及一些機構如中共的國務院、國家知識產權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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