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中華」本是十九世紀末孫中山在海外成立興中會時喊出的口號，但今天這四個字卻已成為中共為其一切政策背書的萬能膏藥。
孫中山既被中共當作其鼓動民族情緒的經典，又是其在海內外進行統戰活動的掩護。然而中共的黨魁們當真相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嗎？
在中共歷年的國慶閱兵中，由孫中山畫像所帶領的方陣總是會排在毛澤東的方陣之前。
然而中共的黨魁們當真相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嗎？本文想從經濟政策的角度為切入點，談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中共之共產式經濟發展模式之間的根本區別，以及中共不得不借用孫中山之名為其統治地位塗脂抹粉的原因。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 根本區別
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最為根本的區別，在於前者允許私有產權，而後者否定私有產權。
2014年是中共對台統戰活動頻繁的一年，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而作為中共附庸的花瓶黨，總部設在北京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央）則發表題為「孫中山的經濟思想」的文章。
該文煞有其事地說：「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孫中山主張推行國家資本主義，實行土地國有化，實現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是『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幕瞭若指掌，指出歐美國家雖富，『其民實困』，用『節制資本』的政策推行民生主義，既實現國家工業化，又避免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
該文完全不顧台灣多元化私有經濟獲得巨大成功的現實和國際社會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高度認同，肆意曲解孫中山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原意，充份體現民革中央為中共背書的傀儡功能。
孫中山所說的節制資本，講的是反壟斷。其涵義的核心與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美國制定的反壟斷法極為相似。
孫中山雖然鼓勵國家資本，但卻不會強制剝奪私有產權，不會如中共一般在五十年代強行實施以公私合營為名義的所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工商改造的實質是強行剝奪資本家對私營企業的擁有權。
孫中山所宣導的平均地權，也不是簡單地將土地收歸國有，而是在尊重私人產權的前提下，以政府為中介，逐步實現耕者有其田。
台灣實施 「耕者有其田」的作法
1949年後民國政府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的做法，是通過立法將地主手中過多的土地收購，然後以低息出租給無地的農民。
農民則以農耕生產所得分期償還政府的地價開支，最終自己成為土地的擁有者。而地主在將手中過多的部份土地賣給政府之後，則從政府手中得到由政府支援的基礎工業的企業債券，成為工業企業的投資者。
台灣的土地改革成功地以不流血的方式達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同時為台灣社會的農業資本轉型成工業資本創造了契機，為台灣後來成為亞洲工業四小龍奠定了基礎。
台灣一些後來成為工商界巨頭的家族，前身都是擁有土地的地主出身。託民國政府在台灣土地改革的福，成功轉型成了現代工商業的公司集團。
中共的土地改革 是打倒地主富農
反觀中共在其奪取政權過程之中和統治中國初期在農村所推動的土地革命（土改），其內容就是打倒地主富農，而且基本上是村村見血。
農民在中共的領導下殺掉本村的地主，分了地主的家產，這就算是向中共遞交了投名狀。
然後分得了土地的農戶就在中共「保衛土改勝利果實」的忽悠下將家裏的青壯年送去參加共軍，為中共奪取和保衛其政權當炮灰。
但中共在其統治地位得到鞏固之後，又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方式逐步將農民的土地收了回去。農民們流血流汗，最後是空忙了一場。
比較以民生主義為基礎的台灣土地改革與以共產理念為核心的中共土地革命，不難發現這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
台灣的土地改革是一個多贏的過程：農民得到了土地資源的實惠，地主獲得了轉進現代工業資本的機會，民國政府在其過程中則完成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而在中共領導之下的土地革命則是一個零和的遊戲：地主受了害，農民受了騙，而中共則在最後成了全中國最大的地主。
造成這兩者之間根本區別的原因，是台灣以允許私有產權為出發點，而中共則以消滅私有產權為目的地。
拉中山之大旗 成共產之虎皮
中共為甚麼如此賣力地鼓吹立孫中山，從習近平2014年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不難看出端倪：
習近平：「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舊的制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民革中央同年發表的署名周萬國的〈孫中山的經濟思想〉一文則煞有介事地說：「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對馬克思主義深懷敬意，他晚年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不是偶然。」
孫中山的政策是聯俄、容共，不是聯俄、聯共。聯共是中共篡改後的說法。把民生主義說成是共產主義更是信口雌黃。中共與民革中央一唱一和，不過是借孫中山之名，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塗脂抹粉。
孫中山晚年出於獲得蘇俄軍事與財政援助的需要，在蘇俄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的前提下才提出聯俄容共的方針。
俄國的十月革命發生於1917年，中共成立於1921年，而孫中山則逝世於1925年。
孫中山晚年並沒有足夠的時間了解共產主義的危害，這是他所處時代給他造成的歷史侷限。但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卻絕不是共產主義。
孫中山振興中華的指導思想是建立在他將現代美國文化與中華傳統儒學相結合的嘗試基礎之上的，而中共與這兩者都完完全全背道而馳。
民有民治民享 來源於林肯的思想
民有、民治、民享來源於林肯1863年為紀念南北戰爭而犧牲的官兵所發表的葛底斯堡演講。民生主義就是林肯所說的民享，但林肯甚麼時候贊同過馬克思主義？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與列寧是同時代的人，林肯與馬克思也是同時代的人。馬克思甚至代表歐洲工人聯合會致信林肯支持其在美國推動解放黑奴的努力，而林肯也請人向馬克思轉達對其支持的感謝。
那麼在那些把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刻意混為一談的御用文人眼中，林肯是否也在聯馬甚至是通馬呢？
林肯支持工人為追求合理工資而進行的努力，其前提是對資本家私有產權的承認。
而馬克思則把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看成是資本家奴役工人的手段，進而鼓動工人砸爛舊世界。
兩者之間大相逕庭，如何能夠混淆不清？將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相等同，其荒謬成度無異於把林肯和馬克思混為一談。
孫中山所崇尚的儒學之中的為民之說則可見於儒學經典《大學》的開篇第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前有明德領路，後有至善保駕，親民方可達成。而古人講的明德——優秀的道德，則是建立在道的基礎之上的德。先有天道後有人德，如此是為道德。
中共不信天道，何來儒家所說之明德？
中共信奉鬥爭哲學，如何能夠至善？
既無明德又無至善，如何得以親民？
拜託，以中山之名行共產之實，可以休矣。◇——轉載自《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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